郑风田：村庄合作对乡村治理的价值

行政壁垒对区域发展的桎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这也是为什么从国家层面现在要搞京津冀一体化，通过建立协调机制，来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其实，中国最小的单位层阶：村庄，也面临着区域壁垒，如何促进村庄之间的合作也是十分重要的。村庄间的矛盾如何化解、如何减少村庄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一直是乡村治理的难题。过去由于行政的分隔，解决这些问题相当不易。苏南曾经通过推行富村并穷村、大村并小村来解决此类难题，但村庄间吞并带来的震动太大，属于休克疗法的方案，不宜推广。如何既能够减少合并震动，又能推动村庄间的有序合作，从而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浙江金东目前探索的区域性党建合作，可以有效地打破村庄间的壁垒，增进村庄间的有效合作，对我国的乡村治理很有价值。

浙江金华的金东区是一个我国南方典型的“村多村小”格局，共有508个村(社区)，500人以下的有307个，300人以下的120多个。存在的问题很多，包括资源分散、基层组织建设强弱不均，重点项目在弱村难以推动等等，村庄间的污染治理也极易引起矛盾纷争。从去年开始，金东区展开区域化党建工作，将包括508个村(社区)在内的729个基层党组织整合成86个区域党委，打破以往的单位党建壁垒，统筹整合资源力量，实行“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党员共管、事务共商、难题共解、发展共促”。金东区按照“六不”原则(即区域划分不定规模、组建对象不搞“拉郎配”、管理不打破现有村级组织的自治模式、不包办村级具体事务、不插手村级资产财务、不改变经济核算体系)，将村、社区、企业、高校等基层组织分区域“捆绑”起来，先后成立86个区域党委。

金东区的区域化党建协同创新工作，是一种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创新，具有较强的样本意义。其具体价值包括：

1.区域化党委增进村庄合作，有利村村了解，打破村庄本位主义。更容易打破村村本位主义，实现发展经验共享。

我国行政村的形成不仅有历史原因，更有地缘、人缘、血缘、宗族、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村庄之间虽然距离不远，但也存在不少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村庄书记基本上是从本村选出，按照本村的规则来行事，难免会出现本位主义现象。如何增进村庄间的合作呢？通过区域性的党建，建立超越村庄的区域性党委，党委的组成是各个相邻村庄的村书记，这样的架构其实是建立起村庄间沟通的一个桥梁，可以增进村庄之间的互动与换位思考，让不同村的书记能够贴身感受到其他村的情况，可以打破原来的本位主义、村本位主义的思考桎梏，有利于村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区域化党委可以实现“以强带弱、以富带贫”。

村庄之间，虽然距离不太远，但发展差距还是蛮大的。有些富村，产值可能过亿，而有些穷村，可能刚过温饱线。近年来如何带动贫村致富上，不少地方采取能人治村，或者让强村带富村。江苏采取富村并穷村来做大做强是一种模式，但强制性的村村合并不一定是最优的。浙江金东采取“以强带弱，以富带贫”的两带模式，相对来讲，可能带来的冲击更少，也更易被弱村村民所接受。以强带弱，以富带贫，可以让原来的后进村能够感受到先富村的经验，从而早日致富，走向共同致富，可以缩小我国村庄间的贫富差距，增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3.区域性党委推进村庄合作，更易解决村村边界性与交叉性矛盾。

国与国之间的边界矛盾一直是人类的重大矛盾，各种战争不少起源于国界之间的争执。其实村庄虽小，但村庄间的矛盾也挺多。在海南调研时你会发展，海南一直有村村之间的械斗现象。村庄间公共品的外部性其实也挺显著的，包括河道上下游关系、共同村庄土地边界的治理、山林边界维护等，村庄间的污水、污染、垃圾处理等，如何有效处理这些矛盾问题，需要协调村庄去化解问题，需要一个良好的协作机制。通过区域性的党委，就可以从顶层设计上打破各种村庄本位主义的思考，解决九龙治水，一盘散沙的问题。在“五水共治”中，通过建起村企联合抓治水示范点，使水污染得到有效的治理。在征地、“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等工作中，区域党委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优势，可以比较有效地解决问题。

4.超越与打破村内宗族宗派矛盾。

我国的村庄历史都不短，村内的宗族、宗派问题还是蛮严重的。本村选举产生的村庄领导，难免会出现选举的赢得能吃现象，对小户、小姓保护会受到制约。而区域性党委比较容易超越本地矛盾，采取更公正的超然态度来解决，从而更容易解决问题。

当然，如何增进村庄合作，实现共同富裕，区域性党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具体来讲包括：

其一是如何从解决矛盾到大社区、大区域的发展。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如何让区域性党委从现实的化解矛盾过渡到长远的区域性协调性的发展，区域性党建还有不少发展的空间，比如村庄间应该成立共同体，共同谋划发展规划，打破村庄单打独斗，形成抱团式发展。

其二是在加强村庄党委合作的基础上，下一步的工作应该是加强村民之间的共建与合作，不仅仅是党组织，普通村民也有一个定期交流的合作机制，这样才能为未来的村庄整合与共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其三是如何保持这种制度的可持续性，减少因领导人的变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需要制度性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