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聊我国大学行政化管理话题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看到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文章“严厉批评：中国高校面临重大整改。”文中提到大学“官气”十足，衙门做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校管理的过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对学术的过度干预（来自网络）。在谈到大学管理行政化话题时，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何为大学管理行政化？”大学管理行政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大学内部的行政机构不拟冠以“管理”，而是“服务”等。这些问题我在科学网多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个话题，例如《我心中的大学校长》，《大学校长楷模——我敬爱的高元贵院长》，《大学的服务与管理》并收入我刚出版的著作：科教人生拓思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5，P.16-17,P.5-16,P.22-24。

众所周知，被冠以我国大学校长楷模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两句闻名遐迩的至理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校长就是给学校教授搬椅子的。”（来自网络）。梅校长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办好一所大学不是华丽的建筑，而是教师，尤其是引领高等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大师。后一句更直白地表达一所大学校长的职责不是管理而是服务教师。这就是梅贻琦校长治理大学的核心理念，他创造了民国时期清华大学人才培养的辉煌，在他身上没有任何“行政官员痕迹”，不愧中国大学校长楷模的光荣称谓，是值得我国当下大学校长学习。当然，在民国时期，拥有大学服务理念的大学校长不止梅贻琦先生一人。其实，我认为，对于公立大学，政府要做的就是依据法规拨款及提供必要服务。至于大学如何办，例如专业学科设置，教师招聘与职称晋升，大学生教育教学安排等，自然应该学校教授们说了算。

在谈到大学行政化管理问题时，就无法回避社会公众热议的我国“大学等级”话题。社会上常常有关于“我国有30所副部级大学”的表述，尤其是身处这些大学的员工总想利用这个并不准确信息抬高学校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表述只是显示这些人偏爱大学管理行政化而已，事实上我国没有副部级行政级别的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大学并没有明确的行政级别。那个时候大学管理还没有当下如此严重的行政化现象。当然，有的社会公众会依据每个大学首脑（主要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身份及干部级别去揣测大学的行政级别。如果这样的话，我国两所顶尖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首脑一定不是当时我国行政级别最高的大学，大学党政一把手行政级别高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大学还有多所。当年由毛泽东主席任命的北京地质学院首任院长刘型先生属于井冈山时期的老革命，他的行政级别属于高级别的副部级（具体级别不详，后来刘型出任过国家农垦部副部长，当时部长是后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1958年接任刘型先生学校党政一把手的高元贵院长是行政八级，属于副部级，离休是国家地质矿产部顾问。我想，北京地质学院高级别领导配置与当时国家急需培养能源矿产人才形势相关。不仅如此，国家也几乎将全国顶尖地质资源矿产领域的著名学者悉数集中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我以大学母校为荣——庆祝中国地质大学建校七十周年文集，2022》。

有的社会公众之所以认为一些大学属于副部级是由于我国政府给予部分大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高配”行政副部级，即只有大学的这两个党政一把手才属于副部级别，他们属于中管干部，由中央组织部任命。这些大学的副校长和其它大多数本科大学一样依然属于副厅级（个别常务副校长，例如那些合并之前为某些学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为正厅级别除外），大学的所有二级单位均属于正处级。这种情况在我国省会城市的党政一把手也存在类似情况，即副省级省会（全国有10个省会）与正厅级省会，前者所有下属二级机构为副厅级，后者属于正处级。

在我的认知里，大学不该属于行政管理机构，主要原因：1、大学属于学术联盟机构属性，大学的核心人力资源是大学教师，它们具有高等教育经历和知识水平。大学里的教师与学生属于服务对象，而非管理对象。这让我想起访问过的海外两所著名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TU）的管理学生工作机构都无一例外称为“大学生服务中心”。2、大学产出的“产品”性质独特。大学产出的成果是没有统一标准的知识与人才，而非企业流水线上拥有标准统一规格的物质产品。我们大学也制定了诸多管理教师和学生的校规校纪，其中不乏不合理，甚至有悖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内容。3、大学考评机制的独特性。以教师为例，他们完成任务主要涉及科学研究成果和人才培养，包括本科生与研究生都无法采用量化方式评价，必须遵循知识与人才评价的普世理念，即同行评议。大学教师中的少数“潜力股人才”或“十年磨一剑”人才无法在这种行政化管理机制中生存，然而一些惊世核俗，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科学成果往往由这类人产生。

大学管理行政化是一个老话题，需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025年4月5日策划，2026年6月8日提交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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