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中的学者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些大学教授，尤其是理工科教授一旦获得一些学术荣誉称号就被所在单位或上级部门“相中”安排到一些管理部门担当重任，这些管理部门主要涉及政府机构、大学与科研院所。这种安排常常通过媒体宣传为重视人才。在大学这些知名学者被冠以“双肩挑教授”。他们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要放到自己以前并不熟悉的行政管理岗位上，原来的本职工作教学与科研只能屈居第二。繁忙的“双肩挑工作”给这些知名教授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有人向我坦言，繁忙的行政工作消耗大量精力和体力，周末抽点时间看文献，思考一点科学技术问题，以及和研究生讨论有时显得力不从心。人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有限，所以，这些“教授领导”往往无法享受他们自己和家庭的正常生活。长此以往，疾病向有的人敲起了警钟，有的人因各种原因无奈英年早逝，让他的亲友倍感悲痛。这样的悲情事件在我们的媒体和网络上累见不鲜。

当下我们大学内部一些管理部门（科研，教务，研究生，人事，国际合作等）的领导大多数由相关学科带头人担当，这在国内外基本属于共识，当然，在欧美国家的大学属于学术共同体性质，院系领导所“管”事情有限，所以，没有太多当官的味道。我在以前相关文章中谈到，学术单位不同于政府机构的管理性质，两类机构之间最大区别在于，学术机构的管理主要属于服务性质。因为，这些机构中的主体成员（指教师和研究人员）通常具有高等教育经历，拥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学习过程，他们一般具有较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通俗地说，那些处在一线的大学教授们对大学职能的理解并不比上级领导懂得少。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会出现大学校长对上级领导来校视察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大学中一些羁傲不逊的知名教授不但不会受到那些开明领导们的挤兑，反而对他们尊敬有加。因为，校长们心里清楚，这些知名教授才是大学的脊梁，是创建一流大学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证。正如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的至理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校长就是为教授搬椅子的”。  

诚然，基于文理兼通理念，有的理工科教授官员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学习适应相应的行政管理工作，并在这些岗位上尽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因此，无论是安排在政府机构还是学术机构的理工科教授担任行政职位，没有什么值得非议，这是历史必然。当然，在这些理工科教授官员中确有一部分人具有浓浓家国情怀，他们想在这些行政管理职位上展示他们的管理与服务才华，为政府机构践行“为人民服务”或为大学创建“一流”做贡献。学术机构中也许有的学者型官员认为，戴上了一顶行政官员帽子，可以为他们积累更多“人脉”，获得更多资源，为培养高质量的学生和产出高水平的科技成果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证。当然，也不排除有的荣誉称号人才当官只是为了满足一点人们与生俱来的“虚荣心”和“成就感”，体现了我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中盛行的“学而优则仕”理念和价值观。这种中国特色的仕途文化传统深入人心，一直延续至今。因此，教授想当官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曾经和一些学问出色的学者坦诚我对官场的认识，提醒他们不必向往官场，如果你有真才实学，大多数机构的领导一定会对你倍加尊敬。即使碰到个别“我是代表政府来管你们的”领导，你还可以通过合理合法“流动”到你中意的单位工作。最近网络上流传一所大学出走7位均有荣誉学术称号的院长也许属于这种情况。此外，我们有的青年学者属于典型的学问中人，并不具有出任政府官员或大学管理岗位的“资质”，如果非要“勉为其难”担当其任，势必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负面影响。一位学校领导对我说，学校在聘任学者担任行政领导时一般会征询学者本人意愿，绝不勉强。显然，我的多位在国际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的忘年交朋友，他们潜心学问，心无旁骛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我的一个科教公益报告题目），日子过得也很潇洒。

我们并没有从欧美那些世界名校的校长中看到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甚至院士也不多见。那些名校的校长遴选比较务实，他们需要真正懂得高等教育管理服务的专业人士，尽管他们中也有少数理工科知名教授，但是似乎以人文社会和管理科学出身者为多数。这些教育大家许多治学理念享誉世界。例如剑桥大学校长乐思哲：大学要为教授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者从容选择；让他们为学校的知识体系做出贡献；一个大学不是由行政人员组成，而是教职员工，管理上的独立是剑桥学术繁荣的核心。享誉全球的教育家1993-2013年出任耶鲁大学校长的理查德.莱文：大学不教知识和技能，却能让人胜任任何学科和职业，自由地发挥个人潜质、自由地选择学习方向、为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做出贡献。这些大学校长普遍认为，大学的学术管理应当交给教授们自己，各级领导对教授主要属于是服务，而不是管理，更不会在教授们面前展示他们的“威严”。校长们的主要职能之一的“为学校找钱”能力通常并不是那些理工科教授的长处。当然，我国大学的经费绝大部分依靠政府财政，包括那些变相财政经费（学校牌子越大，这类经费越多），即使我国那些名校个人私募经费所占比重平均每年也可能不会超过10%。

美学家朱光潜说："有许多在学问思想方面极为我所敬佩的人，希望本来很大，他们如果死心塌地做他们的学问，成就必有可观。但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名望很高，每个学校都要请他们演讲，每个机关都要请他们担任职务，每个刊物都要请他们做文章，这样一来，他们不能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用非其长，长处不能发展，不久也就荒废了。名位是中国学者的大患。没有名位去挣扎求名位，旁驰博骛，用心不专，是一种浪费；既得名位而社会视为万能，事事都来打搅，惹的人心花意乱，是一种更大的浪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在‘为人’与‘为己’的冲突中，‘为人’是很大的诱惑。学者遇到这种诱惑，必须知所轻重，毅然有所取舍，否则随波逐流，不旋踵就有没落之祸。认定方向，立定脚跟，都需要很深厚的修养"^*。他的话很有道理。

*引自“写论文的体会”，范洪义，2021年4月2日科学网

2021年5月10日发布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