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五十周年（一）

                                    作者：李 沣

由梅门造《歌声萦绕的兵团岁月》引发的对内蒙兵团的回忆和思考

梅门造，原总政歌舞团的歌唱艺术家，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无情的政治风浪，把他、我，还有很多军队的战友，一起卷到了的所谓“屯垦戌边”的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四十年过去了，梅门造用火热的心、生动的笔、浓浓的情，从文艺工作者的视角，回顾、思考、记述了内蒙兵团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生活、那些难忘的岁月；记述了兵团人今天的生活、事业和对往日青春年华的思念、思考

梅门造同志的《歌声萦绕的兵团岁月》，勾起了我对早已尘封并被生活积压的几乎消失殆尽的四十年前一些生活碎片的回忆和思考。

一、梅书《歌》（梅门造著《歌声萦绕的兵团岁月》的简称）记载了内蒙兵团大量的人和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价值。

梅门造的这本书，图文并茂，生动感人，就像他的夫人说的，是本历史教科书（非常赞赏梅夫人的眼力和这一带有学术意味的判断），书中所述之事，有时间、地点、人物；人物都有名有姓，不仅动人，在而且非常真实。

按照书的章节顺序，也是他到兵团后的工作顺序，他记述了三师二十二团九连、二十四团、二十三团二连、二十三团八连，也就是在兵团组建初期，按照兵团部的统一部署进行的“两忆三查”、“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和由他组织策划的兵团文化活动。以二十二团九连为例，书中涉及到了有名有姓的四位连的干部，六位排的干部及兵团战士２５人。书中还记载全连共３６７人，来自北京、包头、保定、青岛、天津及浙江。兵团战士中最大的２０岁，最小的１４岁。书中还记载了他１９７０年２月至１２月的十七项工作日程，记载了每项工作的时间、地点、工作内容，比如在１１月２１日至１２月２４日项下记：到二十三团二连、二十一团和师种子站，帮助加工《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和《红灯记》。这类详细、准确的记载，都是珍贵的史料。

梅书《歌》也记载和讴歌了兵团的一些先进人物，例如：二十三团二连连长何志文，八连连长毕家良，四连指导员柴忠权，他们都是兵团的英雄。记述和讴歌了六师四十三团在朴灭东乌旗乌拉盖草原大火中壮烈牺牲的６９位年轻的生命，６９位兵团英雄。

书中的这些人、这些事，都经梅门造之笔，记录在案，后人将会永远铭记和纪念他（她）们，他（她）们也将世世代代活在中国人的心中。

梅书《歌》中，还顺便讲了一个令人伤感和牵肠挂肚的故事。故事的梗概是：梅门造带领创作员乘车奔向东乌珠穆沁草原的深处，在烈日炎炎，口喝难忍时，看到了前面的一个蒙古包。汽车靠近蒙古包时，从里走出一身着蒙古长袍，梳一条黝黑大辫子，高高的个子，十分清秀的姑娘。但姑娘看着他们，没有一丝微笑，目光呆滞而茫然。当他们连说带比画，要求姑娘给他们口水喝时，姑娘领他们进了蒙古包，并用铁锅给他们烧水。不管他们说什么，姑娘仍旧目光呆滞，一言不发。于是他们猜测姑娘可能不会说普通话或者是个聋哑人。为了活耀气分，梅门造让宣传队的作曲兼乐队首席小姚从车上拿了把小提琴，为姑娘演奏了《新疆之春》和《智取威虎山》选段。姑娘专心倾听，她听懂了，她被这声音感动了，不断地扯起蒙古袍擦拭滚动的眼泪，内心的寂寞、悲凉、痛苦一下暴发了，她要过小提琴，悲愤地拉起了《梁祝》的优美旋律。她突然开口讲话了，她是北京人，家住西单辟才胡同，名字叫李小纯，从小爱好音乐，曾在北京西城区文化馆的小提琴比赛中得过奖。四年前，刚刚１５岁的初中毕业生李小纯，冲破父母的阻挠，来内蒙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她和一个女同学，分给了全社最穷的朝鲁大叔一家。领得了一顶旧蒙古包和４０只小羊羔，开始了漫长的接受再教育。她和她的同学轮流放牧，要不就是一人赶着羊群放牧在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上，要不就是一人在家留守做饭，总之，整个大白天就是一人对着蒙古包、对着羊群、对着大草原，没有人跟你说话，久而久之，语言忘记了，情感也冷漠了。梅门造一行怀着无数的怜悯、不解、迷茫辞别了姑娘，重新踏上征途。当他们完成既定任务返回时，想再去看看这位北京姑娘。当车开到那个山坡，那个姑娘的蒙古包跟前时，眼前只有蒙古包和羊群的生活痕迹，北京姑娘已不知去了草原的何方。几天前那感人的一幕，就像梦境般地骤然逝去。四十年后再回首，北京姑娘李小纯现在在哪里？生活得还好吗？追寻、考问姑娘的一生，我们应该得出什么结论？应该怎样评价那个年代？有良知的社会学家应给予解答。

梅书《歌》的第八、九章写的是兵团三师二十三团八连的人和事。二十三团八连，在库布其沙漠的最北面，在黄河南岸巴拉亥附近的一个地方，放眼望去，沙海翻滚，基本没有人烟。

梅门造这本书第九章的标题是：北疆愚公，副标题是：移沙丘造良田艰苦创业，丁新民寻找连长毕家良，兵团战士难忘第二故乡。写了八连的艰苦环境，写了八连知青们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写了钢铁八连连长毕家良。毕家良，原三十八军钢八连的干部，他把钢八连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到了兵团，使二十三团八连，在极其艰苦、一无所有的大漠中，白手起家，开荒种地，建起了营房，获得了收成，解决了吃、住及生存的基本条件。八连是大漠中的一面旗帜，八连是全兵团的一个先进典范。对八连，我有些基本的了解。

１９７０年冬，兵团副政委李惠民率工作组在八连遵点，当时工作组成员有兵团宣传处长张敬文，组织处长李明胜（后为干部处长），宣传处的王功藩干事，组织处的一位干事，报社的李志文、李军记者，还有三师组织科的我。我们在八连开座谈会，了解好人好事，有时李惠民副政委也带领我们下地与干部战士同劳动。因为经常刮大风，全连开会就在一个大菜窖里。吃的还可以，就是没有菜，我记得一到吃饭时，就拿出好多大蒜，大蒜就是菜。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总结了一些先进典型的资料，具体已记不清了。我写的好像是一名班长的材料。

过了不长时间，全兵团在八连召开现场会议。开会的前一天，三师首长让我和梅门造同志去八连督促检查会议的准备情况。我已记不清在八连做了些什么具体工作，但这一天特别紧张，特别劳累，有点支撑不住的感觉。梅干事大显身手，在礼堂指挥大合唱的演练。没有灯光，摸黑指挥演唱。梅干事是歌唱家，在高人指点下，八连合唱队员异常兴奋，进步特快。当时还有一件事情记忆犹新，因为全兵团师、团、连的干部来八连开会，中午要在八连用餐，八连宰了一头牛，好像是有位女副指导员（兵团战士）带领炊事班连夜炖牛肉。第二天餐桌上的主菜就是很有味道、很烂乎的牛肉。

二、梅书《歌》还讲了很多兵团人怀念兵团人和兵团生活的故事，肯定和歌颂了兵团人的良心、良智。

四十年前的内蒙兵团已不复存在。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动、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新挑战应接不暇，飞快的生活节奏，时尚的千变万化，对票子、房子、车子的追求和压力，人们的头脑越来越膨胀，心情也越来越浮燥，对往日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也在不断地淡忘。兵团的印记随着日月在流失，就像焦新道在诗里写的：我双膝跪地，我老泪纵横／我留恋什么，我寻找什么／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啊！我的起点／我的青春／我的初恋／我的伤痛／我的精神家园／我的人生。如今我们亲手挖的水井已被子黄沙复盖／那条通往连部的小路已蒿草青青／团、连、排、班也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有过吗？也许根本就没有过／他们被远飞的大雁带走了？被无情的岁月和历史淹没了。历史就是如此无情，当年那位率领几百人战天斗地的四连指导员就牺牲和埋藏在这大漠中。三十年后当她的女儿来给她父亲扫墓时，无人看管的土坟只剩下茫茫大漠中一丛骆驼刺下的一个小土包。兵团的印记将被历史无情冲洗。

就在这种大的社会背景下，有一些兵团人，满怀深情、义无反顾地举起了一面大旗，举起了内蒙兵团的大旗，并摇旗呐喊，呼唤往日的兵团人，呼唤人们对往日的记忆，呼唤心动的兵团战士重新集聚在这面旗帜下，一起去怀念、纪念往日的兵团战友，怀念、纪念那些已经逝去或者还活着的兵团英雄。通过梅书《歌》，我们结识了丁新民、肖亦农、马老鬼、赵秋波、焦新道等人。丁新民，原二十三团八连的战士，现为东方路桥集团党委书记兼总裁，经营着一个总资产近５０亿的股份制企业集团，在兵团战士中出类拔萃，是个十分成功的企业家，是兵团的一大骄傲。兵团引丁新民为荣，一是因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二是因为他有一棵善良的心，他为兵团做了大量的好事、善事，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兵团的良心。

他投入巨资，把兵团战友召唤在一起，共同回忆、纪念那难忘的岁月。梅书《歌》曰：“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２日，一个春风轻拂、阳光和煦的日子，来自北京、天津、保定、杭州、青岛、重庆、邯郸、石家庄、秦皇岛、鄂尔多斯、包头、临河、太原、大同、集宁以及呼和浩特等地的四百多位往日的兵团战士，齐聚在呼和浩特昭君路六公里处的蒙古风情园，开始了‘梦回兵团’之旅。”“蒙古风情园”是丁新民的东方路桥集团投资兴建的特大旅游风景区。四百多兵团战士在这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原兵团的领导、８０多岁的李永森主任，自治区的领导胡忠副主任到会讲话；梅门造同志策划、指挥的，涵盖兵团六个师的６６人组成的合唱队，演唱了由十个大节目组成的“兵团放歌”。

他投入巨资，为牺牲的兵团战士树碑立传。在一望无际的西乌珠穆沁草原上，散落着６９座坟茔，那是１９７２年５月５日为扑灭草原大火而壮烈牺牲的６９位兵团战士的埋藏地，英灵们在这里已默默地渡过了三十多年。丁新民及很多兵团人，都没有忘记这些死去的战友，他们站在６９座坟莹前默默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是死去的我们，我们是活着的你们。”以《血色黄昏》成名于世的兵团战士作家老鬼，是个朴实无华、耿直善良兵团人，在众多作家以金钱和星位为第一目的狂热追逐时，老鬼却在心甘情愿地进行纯公益性创作，为６９位烈士立传，书名为《永远怀念》。他说：“那是震撼内蒙古大草原的青春之歌，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应该为他们树碑立传。”他在为英雄立传的同时，也在考虑着为他们树碑，他准备在烈士墓地立一座石碑，让它永远铭记烈士们的壮举。丁新民知道了老鬼的想法后，决定在６９座坟莹处，树立起一块难以被破坏的巨型石碑。为此，丁新民同志驱车在燕山山脉下四处寻找，终于在凤凰岭找到了一块重３０吨的巨石，然后给操办此事的老鬼留下一笔数目不小的费用。现在镌刻着“永远的怀念”五个大字的巨型烈士纪念碑，躺卧在６９座坟莹的前方，战士和石碑一样，将永垂不朽！

他把对领导的敬意，化作对领导后代的关怀。往日，他还年轻，他是在连长毕家良的关怀下成长的。经过难苦创业，功成名就时，他在毕家良领导下的那个时代，已经十分久远了。寻找毕家良，寻找柴忠权的后代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经过梅门造及多人的努力，总算了有了结果，但毕家良已经过世。当把毕家良的女儿毕远珍和柴忠权的女儿柴炜请到呼和浩特，请到丁新民的“蒙古风情园”，与她们父亲的战士们，共同回忆过去时，丁新民的心里得到了无限的慰藉。

丁新民，兵团的良心，在丁新民的队列里还有梅门造、老鬼、肖亦农、赵秋波、焦新道┄┄┄————————————————。

三、梅书《歌》充满对兵团往日的回忆、反思和再认识

兵团人聚在一起，都有说不完的对往日的怀念，怀念那些岁月，怀念那些战友，因为那毕竟是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是自己的一段历史。由于环境特别陌生，生活特别难苦，与一个特殊人群共同生活的特殊经历，以及难忘的同志、战友情谊，使那段生活印象特深，难以忘怀。对那些往事的回忆、怀念，也充满着一些美的人生体验和人情温暖的享受。在这个感情、思惟层次上，对兵团的怀念是人之常情。

但兵团是“文革”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政治怪态。这样不可避免的每个去兵团的人都与那个年代的政策有关，都是那个年代政策的牺牲品。因此，从书中看到梅门造在对兵团怀念、纪念的同时，也在反思和再认识。他在书中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都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被一个特殊的‘反修、防修’、‘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政策，逼迫到兵团来的。”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是被骗来的”。开始组织上只说将他调到北京军区，并没有说调到内蒙兵团。被“逼”也好，被“骗”也好，都是事实。因为那时的当权者都是政治骗子，一切政策都是个骗局。梅门造同志是总政的，总政是阎王殿，阎王殿里都是些牛鬼蛇神，没有对你专政就是对你客气了。梅门造同志对“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３０周年”提法也不认同。这类问题，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问题，对这类问题的考问、探讨、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了现代史上的学术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现在还是一笔糊涂账。梅门造的困惑，具有客观的必然性。

兵团是个政治怪态，是“五七指示”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混血儿。对兵团干部来说，它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是“五七干校”的变种。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７日江青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这样党政军内部就清理出了大量的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或政治上有问题的人，开始是关“牛棚”，后来就都送进了“五七干校”，仅中央、国务院就创办１０６所“五七干校”，将十万名干部、三万名家属、五千名知青送到里接受改造。对兵团战士来说，它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另一种形式，也是在当时政策环境下，唯一的生活出路。在“知识越多越反动”，把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视为“封资修”，把一切教育机构视为“四旧”，彻底砸烂，城里的初、高中学生都无学可上，也无业可就，政治骗子就编出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谎言，让他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而１９６９年林彪的《一号通令》成了驱赶人们离开城市的最后通牒。内蒙兵团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产生的。从人性、人道主义、人类文明的角度分析判断，上述的政策，都是种历史罪恶，自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在这种意义上，对建设兵团造成的各种浪费，经济上的浪费，生态上的浪费、人材的浪费，尤其是对人性、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践踏，进行反思、追问、批判，都是追求社会进，追求社会文明的理性表现，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