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多元的概念，很难全面而准确的界定，但它就在身边，溶化在血液里，潜藏在思维和灵魂的深处，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都在不自觉间或多或少的受到文化的牵引和制约。在理工科的教学和科研中，真切的感受到了文化惰性对科研潜在而又深远的影响。

研究中，中国学生工科基础扎实，计算能力突出，但是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批判精神，越到高年级，这种现象就越突出；改革中，许多海归人员回国后发现仿佛陷入一潭泥泞中，优秀经验搬回国内不那么好用，甚至适得其反；管理中，科研人员明明不愿意、不喜欢的事情，在面对管理者时，绝大多数会表现出恭顺，对当官充满欲望。

产生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众多，教育体制、科研政策、管理制度等都有，其中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也是其中之一。在我看来，中华文化注重思想和意境，主要表现为定性的“说教”文化，以提纲挈领的辩证说理，抽象的说教演绎为核心；而科学文化注重实证和方法，表现为定量的“依据”文化，以确定可重复、可验证的边界约束和方法为核心。

中国文化中，讲演者证明一件事情，会说历史或书籍上发生了怎样的类似事件；讲演者阐述一个道理，会说诸多的古圣先贤给出过怎样的论辩和教诲；而所有这些经验性的东西，都很少有关于边界条件的讨论，道教、儒教等文化体系也多采用案例或名人说教进行传承。

科学文化中，讲演者证明一件事情，会寻求这件事情在现实中保留或传递下来的证据；讲演者阐述一个道理，会给出约束道理的边界条件和重现规则；所有这些确定性的内容，都只受限于条件和方法，而圣人的权威和伟大仅是一种尊重，他们的话只是便于记忆知识的符号。

圣贤之言粗听起来事事有理，意境深刻，但推敲起来则是细节上缺乏依据，实践上没有原则，而至处处受限。正是这种对人的过度依赖，使得中华文化中将超越他人作为目标，而科学文化确是将超越道理作为目标。

中国用名人、圣人、死人的话来说教道理，科学用公式、推理和条件来证明道理。前者继承了基于辩证推理的经验思想，后者继承了基于实证的批判方法。也许未来两种思想会走到一起，但当前实践中，我们最需要的却是西方的科学研究文化做为思想的先锋，让无约束的论道躲在心底厚积薄发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