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整体上，人类的皮肤进化也格外醒目，因此而被古人称为“裸虫”。中医所有的诊察措施，都是紧紧依靠人类在进化过程之中所取得的这些最高成果展开的。

皮肤是人类进化得最成功的器官之一，是中医望诊、切诊的基础。因为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有别，身体毛发很少，被称为“裸虫”，这是漫长进化的结果。在猿人时期，其皮肤的角化层较厚，全身密布着保暖的密毛，而汗腺远不如现代人发达。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随着猿人的直立行走，用手劳动的日渐增多，要求身体的肌肉、血液循环和皮肤汗腺等器官，产生相应的变化。尤其是在气温偏高或者烈日炎炎的时候，古人也必须为食物而奔忙，出汗散热成为必须的、保持健康的保证，汗腺因之而发达；而寒冷的时候，聪明的古人学会了穴居、烤火、穿兽皮树叶，人类的皮脂腺也逐渐发达起来，靠密毛厚皮保暖似乎已经不太必要。“用进废退”的结果，使人皮肤变薄，密毛大部退化，而与体温调节有关的汗腺、皮脂腺是任何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吴汝康《人类发展史》说：“一个人有二百到五百余万条汗腺，这是任何猿、猴所不及的”。耗子有汗腺吗？耗子脚底板才有汗腺。狗有汗腺吗？狗有汗腺夏天就不用吐舌头。马有汗腺，常说汗马功劳。当然马的汗腺，远远不如人的汗腺发达。

皮肤与汗腺的进化，使人类由相对变温的古猿变成相对恒温的新人。中医的望神、望色、切尺肤、切脉等“客观”诊断措施，都离不开人类皮肤的进化，在动物实验之中很难被模拟。病人皮肤的“主观感觉”，更是中医诊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比如，中医对于传染病过程之中的发热，强调辨别表里，主要根据有无怕冷的“恶寒”证候，少阳病的往来寒热，阳明病的单热不寒，湿温的身热不扬等等，都要依靠皮肤的“主客观”反应。

中医学在病人的皮肤上“做足了”学问，皮肤的润泽、温度、色彩、丰腴、干湿；毛发的多少、光泽、疏密、分布；汗液的有无、多少、出汗的时间、程度等等都是中医判断病情的重要依据。

更有甚者，中医治疗的过程之中，还可以通过使病人汗出，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都是现代医学至今望尘莫及的。中医治病的“发汗治病方法（简称汗法）”的起源已经相当久远，久远得几乎无法说清。

传染性和感染性疾病，是古人经常会患的疾病。在这些疾病的初期，都可以有程度不同的恶寒、发热。恶寒轻微的时候，也许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当严重恶寒，或者出现寒战的时候，病人必然会蜷缩成一团，有衣物必然要加厚衣物，有火源必然会靠近火源，以减轻恶寒的痛苦。在烤火减轻恶寒痛苦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出汗，随着汗出而发热消退，身体自然轻松舒适。这就是《素问》所谓“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理论形成的过程。这种现象积累多了之后，就形成了经验，进一步可以口耳相传，长期流传下来。

汗法是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首要和主要方法，来源甚古，可以说至少已经具有数万年的历史，至今仍然是最为常用的治疗方法。中医发汗法大约经历了烤火发汗、火灸取汗、火针致汗等外治方法发汗，以及服用温热药解表、辛凉解表等内服药物发汗解表的不同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逐渐丰富、日趋安全方便的历史过程。

笔者认为，烤火发汗，可以出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云南元谋猿人在170万年之前已经可以用火，50万年之前的北京猿人用火的灰烬遗迹达6米厚，烤火发汗的历史应当十分久远了。火灸、火针发汗的现象，在张仲景的《伤寒论》里还经常提到，只不过已经将这种原始的发汗方法淘汰了，称其为“火逆”“火邪”，这是由于已经产生了汤药发汗的“时代新成果”。华佗发汗的治疗方法还提到摩膏、法针。而服汤药发汗，只能出现在陶器和青铜器出现之后，甚至必须在人们普遍用器皿烹煮食物、将熬汤作为日常饮食之后，才会发明汤液治病、药物发汗。我们不可想象，在还没有陶器的时代，人们已经发明了汤液治病。人们把用汤液治病的发明权，判给了“以饮食要汤”的伊尹，称商朝的宰相伊尹著成了《汤液经》，发明了汤药，这是很合乎历史情节的推理。

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病灶与症状分离的现象，也就是不同患者虽然存在同一种病灶，但伴随的全身证候却不相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证型”，甚至有的患者“无证可辨”，这是为什么？过去我们总是用“体质不同”作为解说，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体质不同？

笔者认为，这无非是微观世界的各种基本物质差异造成的，尽管这种差异计算起来可能十分庞杂纷乱。庞杂纷乱的微观世界难道毫无规律可言，只是一堆互不相干的数据吗？其实并非如此。

现代医学认为“什么也说明不了的症状”，就是人体微观世界复杂变化的外在反应，而且可以动态地反应复杂的微观变化，中医就紧紧地抓住了这种动态的证候变化。

在人体复杂的微观领域里，物理、化学、生物的种种变化，通过无数个神经体液做媒介，一次次把信号传向中枢，人类的大脑皮层对无数次传来的微观信号进行整合，通过意识判定人体的健康状态。

尽管微观领域的变化是那么复杂多变，是那么飘忽不定，那么扑索迷离，但并不是不可琢磨的，因此就有了胸闷心悸、头痛头晕、倦怠乏力、恶心厌食、腹胀气短等症状，这是任何仪器、实验动物无法模拟的微观变化的整体反映，是十分真实、可靠的临床现象，代表着“状态的疾病本质”，而不只是“形态的病灶”。

病灶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因此才有“确诊”与“误诊”之说；人体的微观领域是变化不定的，所以，症状是悠忽不定的、随时变化的，当然不会有“确诊”与“误诊”。病人对微观复杂变化整合后，就形成了症状，中医称之为证候。最突出的症状（证候）被作为病名，而全部的证候就构成了病人的“证型”。因此，仲景《金匮》腹满、短气等病下，根据不同的证候列有不同的方药。

复杂微观领域是经常变化的，因此中医的病与证都是经常变化的，不存在“误诊”与“确诊”。中医的“病”与“证”是相对存在的，反映的大都是状态，一病之下可以分为若干证。甚至“证”下还有“证”，比如“小柴胡汤证”之下，“但见一证便是”。消失一“证”，治疗方法就会有所不同，不必等到疾病彻底消失才调整方药。

当然已经形成积聚的痞块，已属有形，变化很慢，也可以勉强看作是病灶，与现代医学的疾病观最接近，这在中医学之中仅占很小的部分。

尽管如此，中医与西医还是有很大差别，有形病灶之下的复杂微观变化现代医学往往是忽略的，而中医治疗必须从改变微观着眼而不是通过手术介入，必须通过改变微观再改变形态病灶。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强调形态病灶的“永久性”，因此才有诊断与鉴别诊断；中医学突出形态病灶的“暂时性”，所以用积、用聚，用“软坚”“散结”来描述、概括这种特点。

中医学对临床症状的观察十分细致，体察入微，比如都是出汗，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临床特点，划分为表虚有汗、里热汗出、战汗、脱汗、绝汗、黄汗、自汗、盗汗、半身汗、头汗等等，这都是现代医学很少注意的。

中医却不单观察精细，而且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原因就在于这些不同的汗出背后，对应着不同的微观变化。

注重病灶实证病理诊断是现代医学的长处，但是病灶不是复杂临床现象的唯一正确的解释。比如癌症患者，在没有被确诊之前，病人能吃能睡能劳动，甚至是健步来体检的，一旦被告知患了癌症，就有可能像换了一个人，吃不下睡不着，甚至立即瘫痪在床，行走困难了。

癌症病灶固然重要，但癌症的问题决不局限于病灶。每个人，每个细胞上都有癌症基因，复杂的微观世界决定这个基因是开放活跃的，还是关闭休眠的。因此，过去现代医学过分强调手术根治，食管癌病灶以上、以下各5公分切除，如此之后还要清除周围的淋巴结，甚至提出“超根治手术”，广泛清扫。严重地伤及无辜，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不像预想的那样可以根治。

已经做过“根治手术”的患者，还要术后放疗、化疗，防止复发。难道放疗、化疗是预防措施吗？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致癌”的元凶。大部分癌症患者死于恐惧和错误治疗，真正因为癌症全身多脏器衰竭而死者，在临床上反而居于少数。

如果癌症患者只是局部病灶的问题，其微观领域的复杂紊乱状态已经停止，那么这个病灶也不会将患者怎么样，可以长期带癌生存；如果复杂的微观紊乱状态得到纠正，癌症病灶就有可能自行消失，达到临床自愈。中医治疗癌症，其长处就在于调整病人失调的微观领域，帮助患者向健康的方向转化。

各种证候的改善与消失，就是微观复杂失调状态得到纠正的外在表现。比如经期乳房胀痛，尽管病人没有肿块，既确诊不了是增生还是肿瘤，但是经过中医用疏肝理气、解郁散结的中药治疗，病人症状消失，就有可能将病灶消灭于未萌状态。“兵不血刃”取得了完全的胜利，难道不是更优秀吗？

病人主诉的症状，是人体在几百万年的进化之后，才具有的“特异功能”，不能因为在动物身上重复不出来，没有量化的实验室数据，就可以轻易地放弃它，甚至将它看作是假象。

占人群70%以上的“亚健康”，他们的症状随时在向医生反映其身体内复杂微观领域的“动态变化”，这时还没有形成“固定不变的病灶”，所以更容易纠正，更容易恢复其固有的生理平衡，恢复健康状态。这既是中医学的长处，也是中医学一向主张“治未病”，“善治者，治皮毛”，“救其未萌”等先进医学思想的体现。

中医并不是仅仅依靠病人的主观症状诊断疾病，也非常重视客观检查结果。脉诊就是最早的客观检查，古人为了推求脉象反映的疾病状态，探索了几千年之久，可惜现在大部分失传，或者被当作“漫无凭据”而主动放弃了。

脉诊在临床上已经成了不少中医的摆设，真正能够推求脉理的中医已经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在现代的背景下，西医的检查相当的精细，还需要我们通过脉诊去判断病情吗？

笔者认为，中医的脉诊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尤其是在缺少实验设备的基层，在指导中医辨证论治方面，更是不可或缺。现代医学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尽管“客观细致”，但对于指导中医辨证施治、指导临床用药，仍然没有成熟的经验，临床上还需要中医根据脉象判断病情，指导使用中药。

中医对脉学的研究，首推春秋末期的医学家扁鹊，他在诊断昏迷了5天的赵简子的病情时，主要使用了切脉的诊断方法。他经过切脉之后很有把握地说，赵简子的脉象是正常的，反映全身的气血平衡、运行状况良好，所以虽然昏迷了5天，一定会在三天之内清醒过来。因为过去秦穆公就得过这样的病，昏迷7天就清醒了，现在赵简子的病情与记载的秦穆公的病情完全一样，所以我敢断定他将于三日之内醒来。扁鹊秦越人的高超诊断医术，果然应验了，赵简子如期醒来。为了感谢扁鹊的高明医术搭救，赵简子“赐扁鹊田四万亩”。这一历史事件，司马迁深信不疑，在《史记·赵世家》和《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之中两次采用，并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扁鹊内·外经》，与《黄帝内·外经》一起被称为“医经七家”。

在扁鹊之前，关于脉学的记载很少，严健民《中国医学起源新论》认为，甲骨文、金文等四种关于“心”字的写法都是象形的，是一个心脏的外形上边划着四条大血管，说明古人对于心脏与血管的认识，在文字形成的时候就已经很深入了。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记载，公元前552年，楚国的申叔豫为了政治避难而称疾不朝。当时正是南方的暑天，天气闷热，他为了装得像一个病人，就在家里挖了一个大坑，放入冰块之后再在上边架上床铺，申叔豫“重茧衣裘，鲜食而寝”。楚君为了证实申叔豫病情的虚实，派御医前去探视，卧冰绝食的申叔豫呻吟不绝，骨瘦如材，而楚医经过诊察回去报告说：申叔豫“瘠则甚矣，而血气未动”。这个“血气未动”的诊断，靠的就是脉诊。因为面色、形肉、表情可以作假，而脉搏调匀和缓有神的脉象是装不出来的“客观证据”。

古代医家对于脉象形态的描述，对于脉气运行的推导计算，对于脉象与疾病关系的丰富论述，我们今天已经丢失得很多了。

腹部切诊决定“结胸证”病情的轻重，以及与“痞证”的鉴别，在仲景的《伤寒论》里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中医对于有形病灶，强调的是气血痰饮的聚散，是状态而不是病灶内部具体的形态结构。

“用进废退”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规律，自从借鉴了现代医学诊断“细致入微”之后，中医修炼了几千年的“神圣工巧”四诊工夫便逐渐被冷落，甚至被废止了。曾经可以决生死、处百病的四诊，逐渐被各种检查单取代了，大方脉、小方脉逐渐转化为“看单开药”。

历代中医名家都善于观察证候，扁鹊望桓侯的绝技，曾经让医圣张仲景“每览辄叹”；张仲景本人望诊王仲宣的诊断，也得到皇甫谧的高度赞扬。华佗、王叔和的脉诊技术，今天几乎成了绝学。很多人不理解，就那么一段挠动脉，“有那么神奇吗”？朱良春先生的著作《医学微言》“为当今中医界脉诊进一言”一文说：全息生物学“是给中医理论，特别是脉诊揭去了神秘的面纱，赋予了科学的定义。我想，全息论也完全适用于阐释脉诊的脏腑分配法。更何况脉的形态、频率、节律、波幅，以及‘胃、神、根’等尚难以文字描述的切脉的微妙感知，其神韵远在全息论以外。譬如一根竹管，依法制成箫、笛，几个同样的孔眼，可吹出五声八韵，抑扬顿挫，绕梁不绝。其变化之妙，全在孔眼的位置和声波振荡的轻重起伏耳”。

我们不能吹出“余音绕梁”，但也不应当怀疑那段竹管的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