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王元丰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

美国奥巴马总统说：贫富差距过大所导致的不平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挑战”，这句话应该是正确的。因为从2011年以“占领华尔街”和“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抗议运动，就可以看到民众对这种社会不平等的强烈不满。而近来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的法国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从理论上有力地证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被一小群经济精英赚得，这更引起人们焦虑。很多人都在思考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减少贫富差距过大，增进社会的平等。但是，要找到这样的好办法，非常重要的是要找对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才能对症下药，而这方面大家思考的还很不够。

对于贫富差距过大，很多人将原因指向税收，认为是对富人收税过低才导致了这种局面。尤其是“股神”巴菲特指出他的纳税率比他的秘书们还低，要求政府向包括自己在内的富人增税，让很多人似乎看明白不平等的问题所在。然而，当奥巴马打算向富人征收名为“巴菲特税”的新税，以使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人承担与中产阶级相同的税率时，却遭到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而当皮凯蒂提出，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或者至少大国的政府，要联合起来，查清全世界所有的巨额财富，并以累进税制对资本征税时，《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却认为这只是一种乌托邦。

为什么？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对富人征税太多，不利于他们投资和创造就业，不利于经济前行。根据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 down effect），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而应该通过富人更多投资等行为，促进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才能使穷人受益。尽管今年2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学者的文章《再分配、不平等和增长》(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清楚给出结论：再分配（对富人收税）对增长的影响一般是良性的，只有极端状况下才有负面作用。但是像美国共和党人一样，一些西方人对富人加税不认同，在美国对极富有人群的调查显示他们不认为应该对富人征收更多的税。很多人认为奥巴马所提“巴菲特税”是玩“政治把戏”。在美国和英国，关于给富人加税引发的全国性大辩论，也没产生过能够可行的措施。

除了税收之外，很多西方人把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归结于全球化。全球化是过去三十年的一大经济主题，对世界大部分地区产生影响。全球资本主义日益取代了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再与工人站在一个阵营。通过全球化，西方国家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迁至中国等国家，同时把高价值的生产产品留在本国，西方公司降低了成本，相当于降低了薪酬，提高了资本回报率。同时，由于全球化，使工会这样的工人组织在与资方的谈判中，不再有优势，工人的薪资增长和其他权益的保障都存在问题。奥巴马在近期的一场演讲中指出：“随着好的制造业岗位实现了自动化或迁至海外，工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影响力，薪资水平也出现了下降……在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则为273倍。”欧美劳动者这方面感受最强烈，二战后几十年欧美劳动者的收入占比为64%，但从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开始下降，现在已减至58%。

但是，也有人对全球化的影响有不同的看法。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加普（John Gapper）去年底发表一篇名为“全球变得更平等？”的文章认为，从2002年到2008年，全球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有所下降，并认为或许这是工业革命以来的首次下降。他还认为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贫穷的人口大国的崛起，让全球不平等程度变得不那么严重，同时印尼和巴西一些国家的发展也在减弱全球的不平等程度。当然，加普也认同全球化力量大大加剧了西方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程度。现在的问题是，难道因为西方国家的问题，就应该像很多西方人那样反对全球化吗？实际上，正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在“转型时代的全球化”的文章中所说：全球化是导致西方社会因素之一，但远非唯一因素。加剧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还有：技术、金融自由化和赢者通吃的市场。因此，仅仅反对全球化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看到推动全球化背后的技术因素，是信息和通讯技术推动了世界的变革。

技术进步是产生西方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这已经被一些学者注意到。技术进步的影响一方面来自于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和苹果(Apple)联合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Jobs)等，通过创业挣得数十亿、百亿美元成为巨富。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使原来很多日常的脑力劳动将被电脑化和机器化，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可能被进一步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更为两极化的收入：顶层有一小批金融、管理和技术赢家，下面则是苦苦挣扎的庞大劳动群体。

近来，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出版的书《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对此做了深刻的阐述。他们认为人类经历了两个机器时代。第一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取代并倍增了人类和动物的体力劳动。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机器将取代并倍增我们的智慧，并取代部分相关工作。19世纪机器取代了工匠，让不熟练的工人从中受益。20世纪计算机取代了中等收入的工作，形成两极分化的就业市场。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卡尔•弗雷(Carl Frey)和米歇尔•奥斯本(Michael Osborne)新近发表了一篇论文，结论是美国有47%的工作面临着自动化的高度风险。两位作者认为，在未来几十年，“大部分运输和物流行业的工人，连同办公室和行政部门的后勤人员，以及从事生产工作的劳工，都很可能会被计算机资本替代。”无疑，这将导致大量劳动者在机器的竞争中失去工作，加剧收入不平等现象。《第二个机器时代》在西方受到广泛关注，很多专家学者对新机器时代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予以分析讨论，企图找到应对之策。人们把目光又投向了教育，认为教育不足是导致贫富差距问题的重要原因。

先从经济方面看看教育与不平等的关系。前面分析了人们把贫富差距过大归咎于税收不合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但是欧洲改革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Reform)研究员却发现，教育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联十分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一个人就业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欧洲人就业率为80%，而那些未能完成中等教育的人就业率仅为50%。接受过中等教育、但成绩较差的那些人，最容易遭受贫困。北欧一些国家之所以在社会平等性方面比南欧国家好，不仅仅是税收，而是他们国民受到了更好的平等性教育：北欧15岁青少年的识字率与计算能力都高于南欧地区的同龄人。在丹麦、芬兰和瑞典25岁至34岁的人群中，90%的人都已完成了中高等教育——40%的人则将继续攻读高等教育资格证书。在葡萄牙，相应数字分别为43%和19%，而希腊的数字则为57%和25%。

另一方面，在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方面，教育的作用也非常重要。正如《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时代，极大地削减了“高工资、中等技能”的工作岗位，而这在很多年里都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根基。在当今高度互联、没有隔离的世界，更多印度人、中国人、电脑、机器人、软件可以完成更多普通的蓝领和白领工作，硕果仅存的高薪岗位越来越需要高技能。近期，美国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和“未来工作”(Jobs for the Future)总干事玛琳•塞尔泽尔(Marlene Seltzer)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消除技能的鸿沟》，他们说：过去曾有将近1100万美国人没有工作，然而与此同时，又有400万个职位空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他们认为“找工作的人所具备的技能，和雇主需要的技能是有很大差距的”。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不适应工作的要求！

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个非常根本的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大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给出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建议是通过加强公立教育塑造“机会平等”的社会。而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Assessment，PISA）的主管安德里亚斯•施莱谢尔(Andreas Schleicher)更认为：“由于技能、就业和增长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政府通过财富再分配来应对不平等问题会越来越难”，必须对学前教育、科技教育和平价高校加大投资力度。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美国梦未来系于教育”。

教育一直是国家财富的重要决定因素。欧洲改革中心研究员认为：当越来越多的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以及国际分工迅速发展之际，教育对社会凝聚力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那些最有可能面临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风险的欧洲国家，也正是那些教育体系表现较差的地方。弗里德曼强调教育面临着重大改变。首先，要使人能够一生都不断地改善技能。其次，要使人能够有更强的自我激励。他说“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很快就会消失，不久以后几乎每个人都会有电子屏幕和互联网连接。未来巨大的鸿沟将是“积极性的鸿沟”(motivational divide)，也就是要看谁有积极性、毅力和决心，利用免费或廉价的在线工具创造、协作、学习。

古希腊学者普罗塔戈说教育不是要去填满学生的大脑，而是要将学生看做一束火把去点燃！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教育差距很大! 而从受教育者的角度看，正如我在2011年的文章《西方应深刻反省享乐文化》中所说：西方社会享乐主义或消费主义流行，社会成员不愿吃苦、不负责任，缺乏上进精神，是导致美国等西方社会劳动者竞争力下降的重要文化原因。不改变这种享乐文化，西方国家要想通过教育跨跃“贫富差距的鸿沟”，恐怕绝非易事！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4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