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危机宣告自由主义经济无法回光返照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进入新的一年，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不少国家经济发展困难。而在经济之外，全球还在经历气候变化、局部战争、贫困人口上升、南北差距加剧以及民粹主义兴起等多种危机的挑战。面对这样纷繁复杂的形势，世界经济该怎样发展？人类该怎样走出适合当前要求的发展道路？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在年初召开的202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上，新任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发表的呼吁世界要恢复自由主义经济，警告西方过多的政府干预、过多的社会主义议程已使西方处于危险之中的发言，在全球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被认为是“革了达沃斯论坛的命”，受到不少人的追捧。著名美国创新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其X账号上发文说：米莱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国家繁荣与否的原因”，《德国之声》报道说，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像米莱这样产生如此多的期待，他完全盖过了所有世界领导人的光芒。

       那么，米莱高呼的自由主义经济，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Classic liberalism）、还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亦或是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是人类经济走出困境的药方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从18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作用，奠定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与此同时人类社会发生第一次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在世界不断推进。到上世纪80年代，由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践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经济学家的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理念，推行的以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改革，人类社会两百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自由主义经济使人类陷入困境。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实行四十多年来，尽管在开始一段时间对于欧美等国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改善效果，但是从根本上也没有解决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2019 年时就指出：降低富人的税收、放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管制、金融化和全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实验被证实彻头彻尾的失败了！因为，欧美国家经济的增长率比二战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增长率还要低，而且大部分增长率已经达到了收入水平的最高点。他断言：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必须被宣判死刑！

      既然，很多经济学者看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问题，甚至很多欧美国家的政府不断实施各类产业政策、社会政策，认识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不能驱动国家走向繁荣，反而还带来了很多风险与问题，那么，反驳阿根廷总统米莱的达沃斯论坛的观点，还有意义吗？如果就是站在经济问题上，讨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否可行？要去说服米莱这样的政治人物和经济学家，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确实价值不大！但是，在人类实施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二个多世纪后，在人类尝试了各类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在二十世纪人类曾经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当下，在人类当前面临多重危机（Polycrisis）的现在，反省这么长时间占人类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探索人类经济未来需要的新发展模式，则是重大的问题。

      实际上米莱在达沃斯论坛上讲的核心内容：发展经济必须要靠市场，市场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一切问题，不存在所谓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政府干预无助于经济的发展，反而是有害的，并未讲出什么新的观点。只是结合阿根廷这个曾经发达国家的失败历史，较为生动地重申了各类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核心：市场是发展经济的灵药（Markets know best），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自由发挥去解决所有问题。不容否认，市场经济在人类的现代化过程中，在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人类福祉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也有着三方面重大的缺陷：难以避免的经济周期性波动、难以避免社会的贫富差距过大以及难以避免的负外部性或者说可持续性挑战。对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贫富差距过大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献研究讨论过，充分说明仅仅靠市场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必须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这里必须要指出，即令是主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很多也不否定政府的作用，他们警惕的是过度的政府干预，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比如前文提及的另一类自由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认为，市场不仅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有些问题正是市场发展所带来的。新自由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是自由、福祉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正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思潮，导致欧美社会很多国家开始出台保护工人权益、建立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学者说可以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带有“干涉主义的自由主义”，恰恰说明像米莱提倡的所谓“无政府自由主义(Anarcho-capitalism)”，主张政府几乎不介入经济发展，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本文在这里要讨论自由主义经济的另一大挑战，就是市场经济的负外部性也就是其可持续性的挑战。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又被称为外部不经济，是指未能在价格中得以反映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带来的成本。比如一个企业生产对土壤、水和空气造成污染，而企业却没有对这些污染付出足够的成本，这就导致负外部性。负外部性一直与市场经济相伴，但解决这个问题却存较大的难度。首先，企业的逐利性使其本身不愿意为负外部性付出成本，而企业的交易另一方客户或消费者往往不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也不会要求生产企业为污染埋单或者拒绝交易。而承受环境影响的人，不在市场交易之中，这就导致外部性没有价格信号传导，出现“市场失灵”。减少负外部性必须要靠政府的监管与规则，但是政府的认识与监管能力不足，又会因信息不对称等产生“政府失灵”的问题。比如对于空气细颗粒污染物PM2.5的危害，政府也是在经过一定时期后，才认识到其危害性，也是不断建设才有了监管能力，而且不一定足够。另外，负外部的长期效应加剧“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里着重以气候变化说明负外部性应对的困难。排放温室气体会导致气候变化，这样的问题，早在1827年法国著名的科学家让·傅里叶（Jean Fourier）就提出了温室效应的概念，但直到160多年后的1992年人类社会才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气候变化。因为人类对此问题的认识和达成共识的困难，对这样的负外部性在其存在了两百多年之后也仅仅是签署了一个公约，市场和政府都没能发挥作用。而自从UNFCCC签署的30多年来，到去年在阿联酋的第二十八次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28）又召开了28次大的气候峰会，也未能遏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升的势头。以至于COP15上签署的《巴黎协定》目标：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力争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可能在近几年就要被突破！

       气候变化不是短期负外部性造成的，但其影响越来越显著，已经达到威胁人类生存的危机程度。联合国认为人类面临的三重星球危机（Triple planetary crisis）：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气候变化危机是这些危机的第一位。可是应对这样的危机，靠市场经济是无法得到答案的。因为正是市场经济的失灵导致了这类危机。而即令是全球各国政府多年为此谈判、签署协定，仍然未能见到走出危机的曙光！因此，面对人类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危机，人类特别需要反省和思考：我们需要怎样依靠市场+政府共同发挥有力作用的“新经济模式”，才能让人类不在这些危机中越陷越深？目前，全球有150多个国家提出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样的政府目标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再自由地进行，要把温室气体排放作为市场运行的约束条件。在这样的约束下，历史上所谓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去不复返了！而且，政府必须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要改变过去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软弱、失效，制定有牙齿和有功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约束与激励的法律和政策。另外，全球必须在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才能实现1.5度的气候目标，而距离这个时间点仅仅剩余二十多年的时间，这对人类是极大的考验。在这么多的时间内，完成这么巨大的任务，不要说自由主义经济，可能要参考战时经济的模式，人类才有胜利的希望！

      另一方面，应对气候危机仅仅靠政府也是不行的，怎样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恰恰是考验人类智慧的时候。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建立将二氧化碳作为新的市场要素的碳税和碳交易（ETS）的碳定价（Carbon pricing）体系，以期让市场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由世界银行主导编制的《2023碳定价现况与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4月，全球共有73个碳税或ETS正在运作。全球最大的欧盟ETS的价格出现了大幅增长，每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首次超过100欧元。不过这种市场机制的发挥还远远不够，2017年，碳价格高级别委员会（The High-Level 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es）的一份报告曾指出，到2030年，碳价格需要保持在每吨50-100美元的范围内，才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世界银行的报告称，根据通货膨胀调整，这些价格现在需要在61-122美元的范围内。这就可以看出即便全球碳价格最高的欧盟ETS系统，也才勉强在实现2度的范围内，离实现1.5度目标都有距离，又何况世界其他国家碳定价的工作的落后呢！所以，怎样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全球的节能降碳，这是摆在人类市场经济面前的另一个难题！

      面对这样市场与政府发挥作用都面临重重困难的经济难题，呼唤人类必须有新的文明模式：这种文明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能够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这就是1983年联合国大会决定，由当时的挪威工党领袖格罗··布伦特兰（Gro Brundtland）夫人为主席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WCED）上首次提出的理念：“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下，这些年来，欧美有识之士提出了不少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改良模式：比如美国著名慈善家、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Bill Gates）曾提出的“新资本主义（New Capitalism）”、·斯蒂格利茨认为的“进步资本主义（Progressive Capitalism）”以及达沃斯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倡导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而中国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和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负面影响的深刻反思，是寻找走出人类困境途径的重要探索，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实践。总之，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开展了二百多年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已经不适应当代人类的发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要想开创这样与工业时代不同的新的文明，必须要有新的商业文明，需要有新的市场经济。创造这种新的商业文明，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就有新的价值观，要有新的运行与管理模式。新自由主义经济（Neo-liberalism）的代表人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强调的企业价值：企业唯一的责任是使股东回报最大化，是必须要改变的。2004年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牵头发起并推动的企业ESG可持续框架体系：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给出了企业向这种新商业文明转型的路径。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不仅仅要考虑为股东创造利润获得经济效益，还要为社会、客户、合作伙伴、员工等利益相关方负责，还要在经济之外，承担其环境和社会责任！这样企业的价值观就要从过去单一财务重要性（Financial materiality）转向双重重要性（Double materiality）：财务重要性（Financial materiality）与影响重要性（Impact materiality）。企业治理（Governance）的模式也要相应发生变化，企业的战略、治理的结构与规范化、信息披露和风险管理都要求有很大的转变。当然，尽管有二十年的发展历史，企业走上ESG的道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国际和国内关于ESG的争论，说明转向这新的商业文明还面临很大的挑战！

      然而，当人类清楚地看到气候变化危机已经威胁到我们的生存与发展，气候变化超过1.5度临界值将使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受到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建立的市场经济模式不能再持续的时候，我们必须建立新的经济范式！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只能让人类在危机中越陷越深，人类必须走上新的可持续发展的大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环球财经》2024年2、3期“战略2024”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