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的两次弄虚作假说起

我有没有弄虚作假过？有过。有两次弄虚作假，印象特别深刻，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第一次是在初中的时候，记不得具体的时间是1958年还是59年上半年，反正那时候还在“大跃进”。学校要求全校学生在一个月内全部实现“劳卫制”达标，班主任老师很郑重地传达了学校的指示，要求全班同学要一律达标，不许拖后腿。所谓劳卫制是“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简称，来自苏联老大哥那里，相当于后来的体育锻炼标准。劳卫制标准共有三个级别：二级、一级和少年级，要求我们达到的是少年级。少年级的标准有的我至今还能记得一些，因为印象实在太深。这个标准对我来说简直高不可攀，大多数项目完全没有达到的可能。例如，60米跑——9秒6，我大概要跑11秒。因为我比同班按国家规定正常年龄上学的同学小两岁，只有不到12岁，个子也是最矮的之一。老师几乎每天都在强调和催促大家去练习，争取全班早日达标，可以早日向学校“报喜”。与我“同病相怜”的还有我的好朋友蒋育基，他跟我一样矮小，不过比我还略强一点。我们商量着，几项中略有希望能够达标的是爬竿，就天天去练习。不过最后还是达不到爬竿3公尺的标准。很快，一个月的期限就要到了，老师拿着秒表给大家测试，只测60米和400米跑。我当然不可能达标。但是，老师宣布，这两项全部同学都达标了。剩下几项让同学自己找两位同学证明，说见证了达标过程就可以了。于是，蒋育基和另一位同学证明我爬竿达到了3米，等等。我也“见证了”蒋育基等人的爬竿过程。（其实少年劳卫制的要求年龄是13-15岁。我根本不够年龄，不用测试的。可是，学校却没有说。）这件事后来怎么结尾的我记不清楚了，好像是不了了之了。

另一次弄虚作假大概是1961或62年，已经在高中了。大概因为是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在乒乓球项目取得了突破性的好成绩，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的热潮。也不知具体怎么样规定的，当时传说打败了3个乒乓球三级运动员，便也可以成为三级运动员。于是，我们全班同学都“打败了”3个乒乓球三级运动员，都有资格成为三级运动员了，全班一起（当然不光我们班）排着队到市体委（在民治路的万寿宫）去报喜。当然，这种全民作假必定是闹剧。

我读书的初中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学校，高中则是一所第一流的学校，两个学校的风气是很好的，在学习上极少有弄虚作假的。学生们都以作弊为耻，我有一位同学，因为一次考试时偷看了一下书本，被发现后感到羞辱，就退学了。可是，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在体育（实际上是政治）方面，校方却鼓励和倡导作假，大家也都认认真真地响应号召，嘻嘻哈哈地弄虚作假。

这两件事，拿到现在，在各个学校，简直不算什么事情。我举出这两件事，只是说，弄虚作假的事情，并非今日始。现在的作假是几十年来日积月累、愈演愈烈的结果。

我们的领导有一个传统，做什么事情都要评比。以为评比就能够表扬先进，促进后进者。部队派人到学校军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拉歌”，让学生扯着喉咙叫喊，像《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军人们到学校很少有唱对调子的。这样的评比能比出大嗓门，唱歌走调，危害倒还不大。有些评比就难说了，比如教育部的从六七年前开始的所谓评估。然而，后来据官方说只有“少数学校”弄虚作假，那就真的无话可说了。

不说远的了，就说说我家门口的事情吧。家属院门口是一条二百多米长的东西向街道。向东50米是学校的一个校区，向西200米是学校的另一个家属院。东面的几十米，多推车的小贩，占据了街道的两侧。西端则有20来家小饭店，不但在室内经营，人行道上也都是他们的小桌子和马扎，还有好些水果摊。十几天以前，突然所有的摊贩都不见了，饭店门口也没有了小桌子。过去，只有当省级以上领导来视察时才有几个小时的事情，竟然两天都是如此。太太从门口卖馒头的那里听说，是国家“文明办”要来，检查评比“文明城市”，过了9月1日以后就能开放。晚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人挨家通知，如文明办来人找谈话，要热情接待。于是，门口的街道上干净了十几天。看来，有关方面已经达成了默契。到了9月2日，我出门一看，小贩们很守时，准时出现了，小饭店的桌子也又摆在了人行道上，一切恢复了原样。因为我们这里已经“文明过了”。

我们的评比，大体都是如此。从我们笨百姓看来，如果真要评比，派几个人“下来”悄悄地看一看不就知道了。谁好谁差，报纸上一公布，表扬了好的，批评了差的。不必上面装腔作势，下面弄虚作假。

但是，不管是教育部也罢、国家文明办也罢，总比我们笨百姓水平高，他们的做法，应该另有深意，只是领导艺术不方便泄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