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气浩然天地塞——杂说气（3）

气，一开始毫无疑问是物质的东西，但是后来被古人用以描述抽象的事物。如果没有感知到实在的东西，人们是无法抽象的。如果没有可以充满气的物件，那就不会有泄气这样的概念，更不会用以形容精神的萎靡。而人们认识鼓气、泄气最要的事情一定非常早，因为他们自己的呼吸就是如此。人要用力时总是屏住呼吸，就像现在举重运动员，要往上挺起杠铃一样。有了对物理实在的认识，才能够引申到抽象的现象。人们能够说出“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这样的话，能够做出“季春之月，阳气发泄”（《周礼·月令》）这样叙述，都是因为人们就对鼓气、泄气这样的物理现象早就有了人所共知的了解。

人们把气引申到描述精神现象，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气。我想随便哪一位都可以一下子说出来许多种，而种种气之中，最有名的之一便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

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而这种气“最伟大、最坚强，如果很好地培养而不伤害它，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南宋的英雄文天祥据此所写的《正气歌》更是很好地阐述了这种浩然正气：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接着，作者列举了在十二位历史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浩然之气。他们是：坚持秉直书写历史而不惜献出生命的齐国太史；以“礼义”的标准来书写晋国历史的董狐；为复国仇而冒险策划行刺秦皇的张良；坚贞不屈、不辱使命的苏武；战争中被俘而不怕杀头的将军严颜；不惜以自己的身体护住晋惠帝而被乱军杀死的嵇绍；为抵抗安禄山叛军英勇作战咬碎牙齿固守睢阳的张巡。安禄山叛乱时起兵征讨叛军、失败后仍当面大骂安禄山而被钩断舌头的常山太守颜杲卿；东汉末年严守清廉而多次拒绝朝廷征召的名士管宁；为蜀汉政权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以恢复中原为志率兵北伐的东晋志士祖逖；唐德宗时朱泚谋反，手无寸铁而以笏猛击朱泚的大臣段秀实。

文天祥认为，这些英雄人物身上的浩然之气，大气磅礴，“凛烈万古存”。

实际上，这种浩然之气就是人们的正义精神。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就是以这种浩然之气鼓舞自己，不论在什么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爱国爱民，立言、立功、立德。千百年来，这样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数不胜数。即使在我们自己身边，直接或间接所接触、接受过他们教育的老师尊长，也有很多就是浑身充满着这样的浩然正气。

在这里，我向大家介绍我国放射化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郑大章先生和杨承宗先生在敌寇入侵面前所显示出的浩然正气。

郑大章先生是向居里夫人学习放射化学的第一位中国研究生，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他在1933年12月获得博士学位。一个月后，他回到中国创建了国立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

1934年，在暨南大学物理系工作的杨承宗到镭学研究所跟随郑大章先生学习和研究放射化学。他们以氡的研究为切入点，寻找我国铀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占中国的步伐。1936年初，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改称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迁上海，受郑大章先生之命，杨承宗先生独自赴上海筹建实验室。北平沦陷后，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王揖唐，力邀郑大章担任伪“教育部长”（王揖唐是郑大章祖父的表弟）。郑大章先生断然拒绝，并秘密离开北平到位于上海租界的镭学研究所中，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

战争期间，租界中的镭学研究所来自昆明后方的经济支持逐渐减少以至断绝，而郑大章先生的疾病加重，杨先生伴送郑先生回苏州休养后，仍然在上海坚持研究工作。1941年，年仅37岁的郑大章先生因贫病交加，不幸逝世在寄居的苏州郑家祠堂。杨承宗先生把他们的论文《β射线的吸收系数》署上郑大章、杨承宗的名字寄出。由于战争的原因，该文直到战后才刊出。

1944年，汪伪“教育部”侵入并接管了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他们要杨承宗继续在研究所工作，但是，杨承宗先生立刻辞职，并在造册移交的7天内多次拒绝挽留，接着迅速离开了他自己亲手创立的实验室，带领全家回到苏州，去过清贫的生活。

郑大章和杨承宗两位先生都是科学家，他们宁肯贫困也绝不向敌寇低头。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就是他们胸中的浩然正气。

人们在外敌入侵面前表现出浩然正气，就在处理日常工作中，也能够表现出来。

还是拿杨先生来说，抗战胜利以后，受到严济慈、钱三强的推荐，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特别欣赏杨先生“守卫”上海实验室的精神，接受杨承宗先生去居里实验室工作。在工作中，杨先生得到了实验室同仁的高度评价，他师从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获得了博士学位。

1951年，他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中心55.5万法郎年薪的续聘，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每月1000斤小米的低工资，回到祖国。回国前，他为国家买科学仪器，把自己的积蓄也都拿了出来，搭了进去。

50年代初，为了得到科研工作急需的中子源，他冒着危险亲自动手修复被日军破坏的制氡设备，付出了视力受损一眼失明的代价。

60年代初，他受命接过苏联人扔下的烂摊子，担负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用铀原料的制备的领导重任，带领平均年龄不足30岁科技工作者克服困难、技术攻关，终于制备出合格的铀原料，为中国成为核大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回国后不但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还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放射化学专业，为中国的放射化学和核化学培养人才而呕心沥血。

可是，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杨先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1968年夏，杨先生曾与我班同学一起“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学校“军宣队”的带领下，同住铁道兵帐篷，在京原铁路良各庄车站工地劳动。我们的工作是辟山填沟，造出一块平地，以建造车站。杨先生当时已年近甲子，眼睛又不好，我当时也是身体不好，蒙同学们照顾，常常与杨先生一起给出石渣的轨道小车扳道岔。

1969年末，科大搬迁，杨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在马鞍山南山铁矿度过了半年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的岁月。杨先生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劳动、开会，睡地铺。处在这样的逆境中，杨先生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很达观，与我们聊天、谈心。在他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脸，听不到唉声叹气。真是孔夫子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的浩然正气，时穷益见。

1970年7月，我们盼来了毕业分配。但是多年文化革命烈火的熬煎，特别是半年来安徽工宣队的极左措施让绝大多数同学心如死灰，恨不得马上一走了之。杨先生坚决主张拍一张毕业合影，留作永远的纪念。他意重情深地劝导我们，不要为一时的不快而造成终生的遗憾。

后来，杨先生参与领导了中国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创业”，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贡献。

杨先生怀着仁爱之心，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让很多有志于学习而由于国家财政的原因无法入大学学习的学生受到了高等教育。他开创了新中国多种力量联合办学的模式，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在杨承宗先生的百年生涯中，淡泊名利，只求为国为民多做好事。在他百岁寿辰之时，他谦虚地表示，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为国家的第一颗原子弹炼出了铀，另一件是办起来中国科大的放射化学专业。

我们要向郑大章先生、杨承宗先生学习，最要紧的就是学习他们身上的浩然之气。

浩然之气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是天生的。这是与从小就受到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有关。只有从小受到正确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而且在成长的道路上，严格要求自己，不断修养，才能培养出浩然之气。

正如孟子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的浩然之气也是一点一点养起来的。要“直养而无害”，才能够使浩然之气充塞与天地之间。

 2000年代初，我供职的学校由三个学校合并组成了新的学校，制定了新的校训：“气有浩然，学无止境”。此校训通过并正式公布之后，我才听说。我认为学校里教师和所培养的学生应当有浩然之气，但是，这种浩然之气不是天然就有的，而应当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培养。我写email给当时的校长说了这个看法，建议把两句话倒过来，要先说“学无止境”，而且把“有”改成“养”，人们要在学习的过程中“气养浩然”。当时学校有关方面答复我，表示个人同意我的看法，将在以后适当的时候提出讨论。过了几年，学校把校训改为“学无止境，气有浩然”，并且在新修改的校歌中提出了“气养浩然”。这样的修改，就比原先的略好一些。

我们的少年朋友、青年人都应当从小立志，做一个正气凛然的人。然后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做起。虽然我们各人的天赋不同，能力有大小，所处的环境不同，最后能够实现的状况会有不同，但是只要不断作出努力，就能够培养出我们身上的浩然之气，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对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的人，也就是要做一个好人。

 只要我们真正尽了心，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像孟子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如果人们都这样做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一定能够有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