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的清明节到了，也快到了陈国达老师离开我们6周年的日子（4月8日）。早就想写篇纪念先生的文章，虽开了个头，后忙于他事，就耽搁了。明天就是清明节了，无论如何不能再耽搁了。

作为一代地球科学大师，陈国达教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在国际一级学科的Congress上坐到主席台前排的人，先生的伟大之处实在太多。我在这里记录的只是我跟随先生所观察到的几件令我感动万分的“小事”。我写下这些小事，一方面想表达自己对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激发那些靠造假和做秀已经成为“大师”和正在成为的“大师”们的“羞愧”之心，更希望能促进我们的社会更深刻地思考“真正的大师到底应该是怎样？我们的大学怎样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大师？”。

大师肯定是名人，但现代社会的成名未见得有助于成为大师，特别是“超女”、“快男”的出现颠覆了人们对名人和成名途径的看法，“包装、炒作和造假”已成为快速成名的有效手段。有人为了快速成名而不愿干“小事”，更有人成了名后不再拘泥于“小节”。于是乎，越来越多的“名人”常常以自己的“大事”太多而无暇顾及“小事”为借口，原谅自己或自己的下属的种种并不小的“小问题”。做了虚假广告，替不良商人代言，只是自己无暇核实材料的真实性而已；本来难脱干系的弄虚作假，将责任全部推给学生或下属，自己只是失察、没有尽到管理责任而已…….。难道“名人”就可以真的不拘小节吗？难道名人就真的只需要关心“大事”吗？难道成名就一定要靠包装吗?

真正伟大的名人应该是在意“小节”的，而且，正是在这些小节上，体现大师的伟大。也正是从这些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生为什么能够成为真正的大师。

 

在我的记忆中，先生一直都很忙，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忙于工作和学问。还是1986年，我跟随先生读硕士研究生时，一天晚上10点多钟有急事需找先生，猜想先生应该早已休息，因事急还是硬着头皮敲开了先生的门。见了先生后的第一句就是：“陈老师，对不起，这么晚了还打扰您休息”，没想到先生并无责备之意，只是和蔼地说：“没关系，我还在工作”。先生的书桌上摊开着书稿，还有一大堆翻开的书，看来先生还在修改文稿。先生签完字后，我就匆匆离开了，回望小楼，先生的房间的灯依然还亮着，也不知要亮到几点？

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听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孙枢院士介绍，有一次先生在北戴河参加一次会议，会议期间有少量空闲，先生也没有好好地休息，更没有忙于各种应酬，而是独自一人拿个记录本在考察海岸地貌地质。

现在社会的人，不管是已经“成名”的，还是正在“成名”的，都很忙。有多少人是真正忙于扎扎实实做学问？有多少是忙于“跑场子、做秀造势和拉关系”？如果大学里的教授和研究生们人人都将自己的时间都花在扎扎实实地做学问上，如果我们的社会能为那些埋头学问的人提供一片净土，我们的总理还用得着为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大师而那么忧虑吗？

 

先生可谓是著作等身，但与现在的许多高产“名人”不同，先生的著作都真正是自己劳动的成果。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修改文章，先生从来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也从不会有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在先生的著作中，即使引用了学生的实习报告，也都会标得清清楚楚。记得有次我写了篇有关湘东北金矿构造成矿方面的文章。因为当时我正在给先生当学术秘书，有较多的时间跟先生在一起，考虑到先生对湘东北相当熟悉，也是构造成矿理论的开创者，先生如能帮我修改一下，肯定能大大提高论文的质量，便将先生的名字写上（平常一般是不敢挂先生的名字的），将文稿拿给先生看，先生看后，首先将他自己的名字划掉，然后反复强调×××做过相关的研究、提出过什么观点，一定要我注明，说这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尊重。

先生不仅所有的论著都是亲力亲为，而且对自己的论著总是精益求精。不但每次文稿都要反复修改，论著印刷出来以后，还是在不断地修改。先生曾经将两本自存的《成矿构造研究法》和《地洼学说文选》送我，在书的封面上都注明“自存改正本”。先生在书中做了很多的标记，对于书中的印刷的错误和原来成文时的表达不完善，先生都一一标出和修改，这实是一件费时又费力的事，也不会给先生带来任何好处，但先生的性格使得他不可能不去做这件事，因为他容不得错误、容不得马虎。

如果我们的学者都能象先生那样神圣地对待学问，我们的社会还会存在那么多的“学术不端”吗？

 

先生的手下的研究生一直比较多，不过肯定比不上现在的那些“名教授”。对待学生，先生与现代那些实为“老板”的导师不同：第一、先生招的学生从来都不是为先生打工的，每个学生做论文都有充分的选题自由，而现在很多导师招学生实为自己完成项目招收学术民工；第二、先生从来不允许学生在发表论文时挂上他的名字，而现在绝大多数导师要求学生写论文一定挂上自己的名字，有些甚至还要求挂第一。虽然先生对待学生是严格要求，但对学生的关爱其实一点也不少，不但体现在做学问上，也体现在生活上。记得在1986年初夏，我为做硕士论文需要到海南岛跑野外，行前去向先生请教。先生对工作没提多少具体的要求，却一再叮嘱要注意安全，海南岛天热多蛇，一定带些防暑的和治蛇伤的药。先生当时实是时间不够用的大忙人，但在那么忙的状态还不忘提醒学生注意那并不小的“小事”，实是让人感动。

 

2003年，我申报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时，请先生给我写一推荐信。因为先生对我已是相当了解，考虑到当时先生身体不佳，行动不太方便，阅读也很费力，我便事先将推荐信打印好，拿给先生看。原以为先生看一下就会签名，没想到先生是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而且边看边反复向我核实情况，认真修改后交助手重新打印，再签名。虽然先生在推荐信中去掉了一些华丽的夸奖之词，但我更加感觉到先生的崇高，也更加敬佩先生的为人。正是因为有先生这样的学者，才守住我们社会道德的基本底线。

 

先生的收入虽然比不上现在那些开公司的教授，应该还是不低的。但先生一生都是勤俭节约，不但打印过的纸张反过来再当稿纸用，装便函的信封也经常用收信留下的旧信封。记得1987年在海南岛跑野外时，那时彩照还不很普及，先生随身带了一相机，但反复交待手下不要乱拍，不要浪费胶卷。先生节约，但决不爱财，先生所设立的地洼学说奖励基金主要都是先生自己捐献出来的。

当然，现在是要靠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我们不提倡节约，但节约无论如何也是一种美德。如果教授之间相互攀比的不是学问，而是汽车；如果教师之间交流的不是科研和教学， 而是喝酒与“休闲”；如果导师考核研究生不是做学问的能力，而是点菜和陪酒的能力；如果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引以自豪的不是头脑中的学识和发表的论文，而是身上的“名牌”和喝过的“名酒”；如果......，我们的大学也许会培养出一些的“大款”或者“大X”，但无论如何是培养不出大师的！

 

我记录的这些小事其实只是先生值得歌颂的小事中的很小一部分，但我认为，正是因为先生在意这些小事才造就了先生的伟大人格。在诞生了陈国达的土地上为什么出不了第二个“陈国达”，不是因为“金钱”，其实后来者中大多都“不差钱”；更不是因为“智力”，其实后来者中不少是“太有才”了；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后来者都忙于“大事”，而不屑于这些“小事”。

深切怀念导师陈国达教授！！！

也向那些埋头学问的名人和默默无闻之人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