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2007年夏天有感而写的，悄悄贴在我的QQ空间无人问津；如今找出来稍微修改了错别字,添加了少许现在的情节。有我这位大学老师做榜样，研究生毕业到高校工作后，我愉快或不愉快地在讲师位置上呆了近9年，副教授位置上做了8年，其间忍受了不少来自不同层次的“踏雪”（方言）。而今大学毕业30年，同学聚会的组委会说让大家写点回忆小品问那样的定向非命题作文，权当应景。

昨天上午突然有学生来标本室问植物学方面的问题，言谈中她们说上午没有地方上自习。后来下楼一看，教室被全国和重庆市地方职称外语考试占用了。

由职称外语考试，我想到了我的一位大学老师。那是1988年春夏季之交，我正在做本科毕业论文。我的指导老师张老夫子有一天突然对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不用早上8点钟就来标本室研究标本了，每天花半小时学习英语”。我和国华感觉非常诧异，他老人家对我们要求可严厉了，规定我们从那学期开学起到论文答辩结束，若非到外单位查阅标本，周一到周六必须每天按正常作息时间上下班。他老人家怎么突然大发慈悲？分明让我们多睡阵子懒觉嘛! 后来我们从其他老师那里获悉，那时老师中大多数的职称都是讲师，国家恢复职称“改革”工作后，他们申报副教授需要考试一门外语（当时计算机还是稀有之物，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享受待遇超过电子显微镜，不是一般人能用得到的，故没有计算机考试）；但张老夫子他老人家英语考得太砸锅了。那时职称的名额有限，象他们那样年龄的人只有一次机会，英语砸了就不能评副教授，也就不能进入教师行业，只能进入教辅人员系列。

张老夫子是57年大学本科毕业留校任教的，在我们大学毕业时他已经是年过半百。但在我们印象中，他是精力充沛，经验丰富，教学和科研能力都很强的老师。在带我们野外实习期间，他同我们走同样的路，我们裤腿湿透，浑身是泥，他却可以脚上的胶鞋都是干的；我的老大姐同学每每见状会说“张老师最会走路”。他对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对学生的教育是一丝不苟，尽心尽责，却由于外语达不到职称的要求，退居二线，不能再走上讲台（具云学校后来考虑到他的贡献，给了他一个高级工程师的职称）。

据他老人家给我们讲，他大学毕业后参加过许多国家组织的大型生物资源综合考察，在野外工作中得到老一辈植物分类学泰斗象匡可任等前辈的亲自指导，因此植物分类学基础相当扎实。他老人家常给我们说起过以前随川黔队贵州考察的两件事：当地物价便宜，有次一毛钱买了30个桃子；他曾经在石灰岩地区摔伤过腰，好像比较严重但当时只能用当地老乡的土法治疗，据说用了“祖师麻”啥的。他老人家对学校和甘肃省的植物分类事业和标本室建设做了许多铺底工作，自己却较少发表文章，这一点上敢不上他的一个同期留校的同学，我们的另一位植物系统分类学老师。他的英语好不好，我迄今也不能妄加评论。但那时我在他办公室看到许多英文版的植物分类学资料，有的还是匡可任先生签字赠送的，我推测他是能阅读的。我最早知道《东亚植物学文献目录》（A BIBLIOGRAPHY OF EASTERN ASIATIC BOTANY）并学会使用它查找植物分类群原始文献就是在他办公室看到那套工具书的；他那里也有丘园索引等。我的植物学拉丁文基础，除选修课堂学了一点外，大部分是他根据参考文献上的描述，逐字逐句的教的。他们大学期间学的俄语，我常见他翻阅Флора СССР。可是，他自学英语和应试可能确实不咋地。考试成绩又能说明什么，现在这么多4级和6级通过者，若没有实践锻炼，能无障碍看懂自己专业文献的人几稀。如最近我问本科学生听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和一个美籍华人教授的学术报告后感受如何，他们说“如神仙打架”。

尽管如此，他老人家很乐于当他的高级工程师，仍然悉心的指导我们做毕业论文，并研究他承担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建立自然保护去的本底植被调查等工作。不过自那以后他对我们的作息时间放宽了很多，后来我们俩真成了“九三学员”。他对我们愠怒之余，只要我们告诉他在学英语，他就不再追究了。那年五一期间，我们去银川国华姑父家玩。国华姑父是老革命，返回时给了国华一些高级香烟。回到学校，国华拿了一条“红双喜”（也可能是“中华”）给张老夫子；他开始很不愿意收，后来自己掏没有过滤嘴的烟点燃后说实在忍不住烟瘾的诱惑，还是笑纳了。他把那条香烟放在办公室，每当我们请教问题时，他就抽上一只，试图让我们在高级香烟冒烟时冒出灵感。张老人家对待职称的态度是豁达的，以至于他在年愈古稀之年后仍然精神矍铄。

半月前国华来重庆开会，我问张老夫子怎样了？国华说他多久未见，据说早不在兰州。（注：我同学看到我的博客后说，张老夫子已经去世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