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哲学的邀请（62）—直待凌云始道高

读李云老师的文章《顾随与浅草-沉钟社》、《换我心为他心》，从她的文字中我读出了共鸣——学术体验的共鸣。

我将文中的文字进行一下知识迁移和知识动员，即我的每一次学术思考都显示着努力：向外，在获取异质性知识，向内，在挖掘自己的学术魂灵，要发见心里的学术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学术世界。真正伟大的学者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抒写自己的学术作品，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学术思想，在他们的学术作品中，蓄积了学者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在我的学术生涯中，重视对学术内心和学术生命的体悟。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学术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来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

我注重向内的推寻，向自己的内心推寻学术探索和研究发现。我的研究体验，在于注重一种内心感发的体验，重在表现对学术内心和学术生命的体悟。学术的感悟具有融通性，融合贯通的性质。

这一篇是任兵老师让我阅读的四篇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了，近来因为新冠肺炎阳性的原因，着实耽误了不少时间，也感觉自己在学术上退步了许多。也可见身体健康对于学术乃至人的重要性。

近来突然喜欢听民间故事了，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的记忆。小时候，每到秋天收玉米的季节，我们家便在院子里面堆起来一大堆玉米，然后给玉米剥皮。晚上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玉米堆边上，剥玉米皮，我爸爸便给我们讲民间故事，这样可以吸引我们剥玉米。小时候我对农活极其抵触，但是对我爸爸讲的故事却着实着迷，大部分原因都是为了听故事才剥玉米的（当然对于剥玉米这样的农活，我只是滥竽充数，只是为了听故事）。以至于长大了，有同学问我为什么这么刻苦学习，是不是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支撑着我，我当时回答得非常干脆，因为我不愿意干农活。这是一种坦诚吧，而学术何尝不需要坦诚呢？

我想，生活中布满了这样的“民间故事”，这种故事是否就是定性研究的数据或者缘起？需要我们从自身的经验出发，捕捉事件或者故事的节奏，对丰富现象进行画像和诠释。这背后是否体现了故事或者事件的数据粗细粒度？

从故事和事件角度出发，这是否会形成过程数据，而非结果数据。过程数据倾向于混合交杂，包含观察（会议、对话、事件等）、记忆和解释（实时或回顾性访谈、焦点小组、问卷调查、日记等）以及实物（会议记录、计划、报告、档案记录等）。然而，进行定性研究的关键挑战不在于收集这些数据，而是理解它们以产生有价值的理论贡献。

数据往往是复杂的、混乱的，并具有不同程度的时间嵌入性。这背后还需要考虑情境、场域，数据的理解不单单只是数字本身，还需要“共情”和“同理心”，这是否也是定量研究中所忽略或者没有重视的地方。以这样的数据来推理理论，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和可推广度，考虑普适性和可推广度的时候，是否需要考虑得出理论的场域和情境，是否是在实验条件下得出的理论。假如是这样情况下得出的理论，偏离了实验条件，是否还具有普适性和可推广度？

反而来，可以验证的理论，是否是在实验室或者特定条件下的可验证，而非自然场景中的可验证，是人设条件下的可验证，而非无干预情境下的可验证，那可验证的理论是否是真实的可验证？

毫无疑问，一个好的研究问题、一个严谨的研究设计和高质量的数据显然有助于发展新颖和可信的见解。但是，研究的研究设计、高质量的数据是否和好的研究问题相辅相成，彼此不可偏离或者不可或缺，是否需要三足鼎立？新的数据形态会不断出现，是否需要通过数据形态来改进的新兴数据度量方法。

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研究设计，同样的数据，是否结论会有些许差异，这是否就是研究者本身的认知差异？这种认知差异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人为的还是客观的？就像质量管理中的可允许的误差一样？是否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强有力的研究结构可以由数据的表面性交流转化为深层意义结构的发现，这种概念化是否在定性和定量研究中可以体现？

*注：本文阅读的外文文献为： Langley A ,  Abdallah C . Templates and Turns in Qualitative Studies of Strategy and Management[J].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2013,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