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John La Salle博士

我和研究组的同事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忙碌的周末：第三届传粉昆虫学术论坛召开。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的Teja教授、弗赖堡大学的Alexandra教授、西澳大学的Karen博士、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的Alice博士等分别做了精彩的报告。会议之前，韩国Kim博士到访，研究部分啮姬小蜂标本。他硕士研究生期间曾经访问过我，博士生师从John La Salle博士，也算我的师弟了。按照惯例，我将在会议结束后，完成会议总结。但会议之前，我挚爱的小姑夫患癌症突然离世。我匆匆回家送了他最后一程。而今天早晨收到的一则微信信息，让我则再一次沉浸在哀痛之中，心情难以平静：我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导师之一，John La Salle博士在周日（5月27日）车祸辞世。随后收到CSIRO转来的邮件，了解到他和同事外出钓鱼途中遇到车祸。我想他应该是计划慢慢放下繁忙的工作，逐步适应退休生活。没有想到，曾经和黄大卫老师一起引导我走上小蜂分类学之路，并不断给予我鼓励、支持和帮助的John就这么突然离去了！

图片来自Heather Walsh

我硕士生阶段学习蜉蝣目分类。1996年被动物研究所录取后，黄大卫老师安排我做姬小蜂科研究。他提到他在访问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期间，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John LaSalle博士就是研究姬小蜂科的专家，将作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联合导师。那时候组里纸质版文献资料很丰富。很多是黄老师从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复印回来，还有一部分是廖定熹先生在前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拍的胶片。对于小蜂总科，特别是姬小蜂科昆虫和相关术语，我一开始得从零开始，需要在解剖镜不断观察标本，并结合文献逐步掌握。黄老师一开始考虑让我研究柄腹姬小蜂（现在已经由曹焕喜同学实现部分目标）。我就先从观察这个属的标本开始。和大部分蜉蝣相比较，姬小蜂成虫个体一般短于2mm，实在太小了。另外，蜉蝣成虫雄性生殖器物种之间差异很大，而姬小蜂需要观察雌成虫性状。当时实验室只有一台视野较宽的Leica，我则主要用Opton。经过硕士研究生阶段，我已经深刻理解“坐冷板凳”的妙处，可以心无旁骛地守在解剖镜旁边。实验室当时既有电脑桌，也有刘崇乐先生曾经用过的大桌子，非常适合整理和看标本。在看了一些大卫老师从英国带回来的定名标本以后，自以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形态学特征后，我就开始尝试把部分未定名标本进行分属工作。

1996年这个标本粗分工作持续了大约半年。我根据Boucek（1964）的检索表，“分出”了姬小蜂亚科的大部分属，颇有些成就感，自然有些洋洋得意。大卫老师尽管研究所事务繁忙，但也看出了写在我脸上的“进展”，适时邀请了John LaSalle博士访问动物研究所，开始了对我分类工作的指导。那时候计算机网络还刚起步，安装需要8000元拉一条专线，很难做到通过邮件讨论分类问题。显然，我那时候尽管学业困难重重，在形态学和分类学功底也很难界定并提出什么问题。那时候，来访的外国学者还不是特别多。作为研究生，我开始对John是充满对导师一般的敬畏之心的。但几天下来，他幽默的言行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并让我从心里把他当作了朋友。他有个中文名字，方强恩。给我讲了他以前的一些经历，如帮别人看护牧场等。后来我接触外国同行多了，才慢慢了解到很多美国年轻人都需要独立生活并挣到自己上大学或者研究生的费用，才再次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继续攻读学位。在访问圆明园的时候，年少气盛的我专门把John带到废墟上，给John讲解了一下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历史。John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他的家谱，爷爷来自何处，不太可能在历史上到北京来。由于我当时正在参加李佩先生的英语班，我也和John提到了先生在英语教学和中美交流方面的贡献。John也听说过先生的传奇故事，并和我一起到先生家拜访、交谈。后来我邮件咨询John，是否还保存这张照片。可惜John公务繁忙，一直没有找到。

John 1977年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获得本科学位，后师从生物防治专家DeBach博士，1984年获得博士学位。在获得CABI的工作后，他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小蜂总科两位教父级专家Graham和Boucek一起研究姬小蜂。同期还有John Noyes博士和Andrew Plaszek博士等。1994年，他对北美啮姬小蜂亚科各属进行了比较形态学研究，并和其他北美小蜂学者发表了包括该亚科在内的检索表。这堪称他的分类学经典之作（North American genera of Tetrastichinae (Hymenoptera: Eulophidae），也使得我和我的研究生颇受裨益。John初次来动物研究所访问的时候，除了很短的时间我陪他去了故宫和圆明园外，我们基本都在实验室看姬小蜂标本。原来在我眼里非常难以区分的标本，John很快就分到属。我记忆中，大约有2/3的属，我原来都分错了，心里还是非常窘迫，并有较大压力。好在John非常宽容，总是对我说never mind，并很耐心地告诉我应该找到哪个关键特征用于分属甚至分种。我在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大概喝一小口杯啤酒，就可能晕头转向。因此，即便在接待John的过程中，我也很少喝啤酒，正好可以听他和大卫老师侃大山，练练英语听力。由于我总说姬小蜂很难区分，John就和我们开玩笑，喝点酒回去再看标本，一个物种就可以分为两个。玩笑归玩笑，John第一次到访动物研究所，把我需要研究的姬小蜂亚科部分标本分到属，为我后续鉴定物种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在非常开心的环境下，引导我坚定了姬小蜂分类之路。同时段，我们也开始了中国Diglyphus属和Cirrospilus属的分类学论文写作工作。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个属是John的最喜欢的类群，其中有很多潜叶昆虫的寄生蜂。以Cirrospilus为例，当我认为完成动物研究所标本的鉴定就可以写文稿的时候，John告诉我必须去江西农业大学研究盛金坤教授发表的几个物种才行。因此，我去了两趟江西农业大学，拜访盛先生，并借阅了部分标本，历时三年才完成了稿件并投稿。这两篇论文，目前也是我所有分类学论文中被学者关注和引用较多。在和John的早期交流中，John一直建议我找机会去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看标本。那时候，出国学术访问的机会不多，研究生的就更少了。从第一次访问动物所开始，John就一直帮助我联系并申请英国皇家学会的资助。在我毕业留所工作之后不久，John 2001年离开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到澳大利亚国立昆虫标本馆工作。他把我访问博物馆的事就委托给John Noyes博士和Andrew Plaszek博士。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研究昆虫分类学的圣地。最终我在2004年2月终于成行，并很快在John Noyes和Alfried Vogler支持下，开启了昆虫分子分类学之路。期间，John到伦敦开会，在离开之前和我们研究小蜂的几个人一起小聚了一下，一边喝啤酒一边了解了一下我在英国的进展。他对我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分子分类学方面，也表示了欢迎和支持。后来，等我回到中国，当他得知我将开展传粉昆虫研究，特别蜜蜂研究工作的时候，立即来信希望邀请我去澳大利亚访问。后续围绕蜜蜂加速物种鉴定等，我们设想了虚拟分类学实验室的工作。

图片来自John

2008年，John任澳大利亚国立昆虫标本馆馆长期间，我受John邀请，访问CSIRO。John把我当作老朋友，接我到他家小住畅谈。当时他两个孩子还小，夫人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他和我说了当年从伦敦搬到堪培拉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夫人的身体和两地房价的差异。我们当时讨论最多的是物种快速识别技术进展和昆虫多样性监测工作。其中有一项涉及物种鉴定需要借阅标本的问题。我们就想到可以借助互联网技术和远程解剖镜技术，把不同标本馆的专家和标本联结起来，共同研究标本，而不需要花费大量经费和时间访问不同的标本馆。这样还可以避免珍贵的标本被远程运输破坏。2009年，研究所外事收到一封院国际合作局转自自澳大利亚CSIRO的来信，寻找叫cd的科研人员。CSIRO的总干事要到访动物研究所，启动动物研究所标本馆和澳大利亚国立昆虫标本馆之间的联合虚拟分类学实验室（附：VTL大事记）。cd实际上是我中文名的缩写，在我的西方同行中非常普遍。John当时没有随访，但是把cd作为我的名字直接发给了CSIRO总干事。好在最终找到了我，在科学院国际合作局的支持下，联合虚拟分类学实验室顺利启动并挂牌。这项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张世专处长、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冯暄参赞和杨中波处长的关注。后来万钢部长访问澳大利亚，还到访国立昆虫标本馆。John和我分别在堪培拉和北京，通过互联网进行了VTL展示了当时的工作进展。当时我的研究生，罗阿蓉在John的帮助下，在堪培拉合作培养博士，并为科技部领导作了引导。该工作也入选了中澳科技合作三十年进展。

图片自网络

图片来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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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的视野非常广阔，非常善于把最新的相关科研思路引入工作中。在他标本馆馆长任上，我三次访问John，每次均有新的思路迸发。比如，我们曾经想通过维基，共同修订一些类群，实现物种鉴定、描述和分类的实时合作和更新。从John的200余篇论文情况来看，他的合作者遍布全世界，早期以小蜂学者为主，后期则以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特别是新技术的应用为主。很多人和John初次相识，会立即感受到他的奔放的热情。但时间一长，就会体会到他的细腻和认真。这一点在多年和他的合作和交往中，我得以深深体会。以不多的和John开会的体验，他非常认真地出席并提供自己的想法。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需要提前回国编制预算。John送我到机场，一起闲聊到可以考虑把中澳蜜蜂老标本的条形码工作开展起来。他立即和加拿大的Paul短信联系，提到我的想法。估计当时John已经和Paul讨论过加快澳大利亚蜜蜂分类工作。尽管后续由于项目的原因，我没有及时跟进，但John表现出的高效务实的工作方式，让我非常感佩。

图片来自John

1997年至今，20年的交流和合作过程中，John在我学术生涯的重要节点，均给予了及时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他对我的帮助还延续到我带的研究生。近几年，他在任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之后，主要精力已经放在了生物多样性信息学方面，和我在学科方向上有了一些变化。同时，由于会议较多，他回复邮件也相对较慢。但是每次我给他邮件，他都给予回复。从邮件中，我能够感觉到他希望多陪伴家庭，逐步开始退休。我很早就邀请John作为曹焕喜同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合作导师。他告诉我后续可能从馆长任上调任其它工作。关于姬小蜂分类学，他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投入。但曹焕喜同学就读期间，和John一直保持邮件联系。John在她分类学知识和专业兴趣培养方面，均倾注了心血。他参与了曹焕喜近期几篇分类学论文的工作，并参与了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曹焕喜同学本来计划去日本参加膜翅目学家大会，和John见面。现在斯人已逝，小曹已经成为John最后的学生。我和张彦周感叹：要见什么人，要做什么事，都需要乘早安排，及早去办，人生才可能少点遗憾。他当馆长时候的助手，Nico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到，他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经常谈起我。这让我非常感动。他对年轻后辈充满热情提携，也影响我在学术工作中尽力考虑更加年轻而投入的研究生、博士后。只要年轻人对学科感兴趣，希望做下去，我们就需要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鼓励和支持。通过和John二十多年的合作，我学习、体会并理解了国际合作的一些学术规则，并逐步在和其他同行合作过程中体会并实现合作目标，从而实现以我为主，各方共赢。

图片来自Kim

Nico给我回信，告知来自世界各地的很多同事、朋友、学生的邮件非常多。在我心里，John是一位活泼、开朗、热心、友善的长者、同事和朋友，在姬小蜂分类技能培训、野生蜜蜂到传粉昆虫的拓展、昆虫多样性监测等多个重要个人专业节点，他都给予了建议、鼓励和支持！他永远的微笑、时常流露的童心、夸张的玩笑、四射的活力，仿佛昨日遇见。几乎所有我碰到过的国际同行，都提到他活跃气氛和非凡的组织能力。他这么年轻，突然离去，对他的家庭、学生和朋友们是巨大的打击，对小蜂学界、生物防治、生物多样性信息学而言也是巨大的损失。他的同事、朋友和学生这段时间纷纷在网络上表达了对他的哀思。再多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个人和家人对他的敬意和怀念。

愿John在天堂安好！也遥祝他的家人能够顺利渡过难关！

John近期的一场报告

Biography（自CSIRO）

Dr John La Salle, Director of the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ALA), has been involved with the ALA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its establishment in 2006. Dr La Salle wants to unlock the information stored in Australian biological collections and related biodiversity databases, and make this information accessible and useable online.

John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sed insect taxonomist who is a leading figure in adopt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es of taxonomy, species discovery and description, and delivery of information from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 This huge, rich data pool is generating new efficienc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research, collection management,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policy development, land-use planning, education and outreach.

John served as Director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Insect Collection from 2001-2012. During this time, he actively integrated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to taxonomy and collection management to bring these fields in line with 21st Century science.

A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Insect Collection (ANIC), John’s main area of research has been the systematics of the Hymenoptera family Eulophidae (Chalcidoidea) and he has 30 year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the systematics and biology of parasitic Hymenoptera.
John is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 the systematics, biology and evolution of parasitic Hymenoptera
- their importance to biological control and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 their significance in maintaining ecological balance in both natural and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This is a large family, with just over 4,000 described species. John co-authored a paper (Gauthier et al., 2000), which presented a new classification for this family that differed considerably from previous thinking.

John received his Doctorate in Entom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in 1984.
He has over 150 publications, with 225 co-authors from 30 countries.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 1984

  PhD Entom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 1977

  BSc Entom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