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2008年的这一天，中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灾害在四川发生，这是一次双震中的地震——第一震中映秀镇损失严重，另外一个震中北川的损失更加惨重。

次年的3月，5月12日成为“中国减灾防灾日”。中国现代应急管理“元年”还要更早些，是2003年。SARS自2002年底开始在广东零星出现，次年春天在全国多个城市达到了极致。因是第一次遇到如此烈性的传染病，整个中国措手不及。和地震不同的是，SARS的出现时间并不明确，消失的时间也相对模糊，未能成为中国减灾防灾的纪念日。

那么，如何评述这13年、7年的中国风险与应急管理，以及减灾防灾建设的成就与挑战呢？

我们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值得一说：

一、各种新型风险层出不穷，让应急管理者应接不暇。

去年的沉船事件让我们认识到，传统风险可以变一种样子再出现。这次事件在2分钟内就结束了，442人死亡，只有十几个人获救。这一次尽管有突发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飑线伴有下击暴流——带来的强风暴雨袭击的因素，但是如果不是轮船本身就有着改装带来的缺陷，结果也不会如此惨烈。

去年年底深圳滑坡事件再次向我们提醒了地质灾害之可怕。和以往的泥石流不同的是，这次是垃圾堆放场的不当管理带来的灾祸。如果这样的风险偶发也就罢了，但是，地质研究者利用Google Earth发现了在不远的范围内，深圳还有另外几个垃圾堆放场也面临同样的风险，只是因为幸运才没形成现实的灾害与损失。

我们随后用Google Earth对贵州、山东等省主要城市的垃圾堆放场进行全面扫描，才知道几乎全国的城市都面临同样的隐患，而解决它需要极大的时间、精力、经济成本。

这是循着已经发生的灾害事件去找同一诱因下的其他地区风险，那些尚未表现出来的灾害何时何地可能出现，又成为一个隐藏着的危险。

二、我国整体相对以前更加安全了，但是在人们的主观感觉里却仍然不够安全。

从突发事件和风险危机灾害统计上说，中国整体而言相对于过去更加安全了，但是，由于信息披露机制的逐渐完善，人们获知这类风险的机会增多了，从主观心理上说是更加不安全了。

这绝非坏事，人们的风险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强烈，也有把小的风险事件扩大化增强化的心理与行为现象，比如食品、交通、化工领域等。

但是，不管怎样，暴露出来的事件多并非因为过去真的少，只是因为网络自媒体的发达使得今天一个事件出现后很快就能变成全国皆知的事实，这就和以往信息区域性地传播形成鲜明对比。

理性客观地说，我们周围的世界是更加安全了些，而不是危险了些。

三、当前我国应急管理的手段依然偏传统而非现代。

深圳的应急管理机构之前已经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单独的机构，而非如大多数地区那样，作为市县政府办公室的一部分。但是，在滑坡事件之后，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

现代应急其实需要一个更为强有力的灾害应急机构，它有权力集成其他机构，以应对复杂类型的风险与危机事件。事实上，台北的灾变应对中心就是以既有的消防局为基础，以台北市长为第一领导人的机构，因此灾变中心设有市长的特定办公室甚至休息的床铺，以便在出现大型灾害之后能够亲临一线连续指挥。

相比而言，不管是改革了的深圳应急办，还是又缩回原有体制里的应急办，都不具备集成全市资源进行综合应急的职能设计，而这不利于防灾减灾和救灾。

那么，未来中国的防灾减灾如何进行呢？

民政部之前承担的多是救灾后的恢复与救助职能，而救灾（应急）本身是不同专业机构承担的，比如地震局主要负责地震的应对、消防部门负责火灾、海事部门负责水上救援、水利部门负责水灾应对，等等。

尽管国家已经调整了或者将要继续调整灾害应对的体制机制，比如以消防部队为依托建设综合应急救援体系的做法已经启动，但是，当灾害来临的时候，我们目前依然无法做到第一时间进行最高效的应急。

当然，我们在推进国家应灾体系的设计、建设与实践上，进步还是明显的。相信不久的将来，在对每个生命都格外珍惜的基础上，我们会不断完善国家层面上的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建设，让人民更加安全，让生命即便在风险威胁下仍然有最大的可能被保全下来。

（本文为“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的首发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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