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吴超. 宏观安全经济学的构建研究: 为国家安全与发展相辅而行立学[J]. 安全与环境学报, 2026, 26(9): 3552-3565.

Wu Chao.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for macroeconomics of safety & security: establishing a discipline for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national safety &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Safety and Environment, 2026, 26(9): 3552-3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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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经济学简史：萌芽®微观安全经济学®宏观安全经济学

从安全经济学的历史可知，已有安全经济学的孕育和发展过程源自工业生产领域，其主要理论体系形成于企业公司主体行为的安全成本–安全收益分析，其核心在于探究企业公司等个体在面临安全风险时如何管理和配置有限安全资源以实现安全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如企业在安全投入时需要权衡安全设备成本与预防事故效益以确定最优安全投入水平，企业给员工的安全与健康补贴差异需要衡量员工工作岗位的危险程度等^[1]。然而，当将安全经济分析对象扩大到整个工业乃至整个国家范围时，传统的安全经济学研究对象就显得非常之小。如果将研究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这样大尺度安全经济问题的学科称为宏观安全经济学，则已有的安全经济学实际上仅能称为微观安全经济学。

宏观安全经济学与微观安全经济学的差异不仅在于尺度上的不同，还在于它们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原理有很大的不同。微观安全经济关注的是可分割、可内部化的安全产品与服务，其原动力主要是市场机制与个体理性。宏观安全经济是从国家的视域审视问题，安全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典型的公共服务与保障，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其供给与消费无法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易完成。因此，当面对公共安全、国防安全、国家重大安全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的安全经济分析时，微观安全经济学的安全成本–安全收益等计算方法，显然不能适用国家整体的安全效用、战略博弈、长期发展等安全经济问题的综合考量要求。

正是由于微观安全经济学的不足和宏观安全经济问题的出现，一些安全学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2]，在一些安全著作中也有专门章节^[3–4]讨论宏观安全经济的问题，如评估大型自然灾害的宏观经济成本、国家范围的生产安全经济分析统计等。但从学科建设的层面系统性地研究宏观安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及学科构建，在常用的文献数据库中却未曾找到。宏观安全经济学的缺失将可能导致国家政府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性安全挑战时，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也致使类似宏观安全经济的核心研究对象与边界、宏观安全经济学基础原理、国家安全投入的效益函数及其特性、量化评估宏观安全政策的总收益、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在宏观层面上的动态权衡方法等重大课题难以很好的解决。

特别是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域，安全经济涉及领域既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领域，也包括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等非传统领域，甚至包括太空、深海、极地等公域的新型安全，在这种形势下构建宏观安全经济学并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更显得非常重要和迫切。

安全经济学存在历史并不悠久，但其萌芽期经历了很长时间，这可以追索到20世纪初劳工伤亡赔偿制度及随之出现的工伤保险业。在1910年出版的《匹兹堡调查》^[6]中的工伤事故与法律部分，刊发了一幅记载匹兹堡阿勒格尼县1907年4—6月27名工人因永久性工伤雇主实际支付赔偿金额的人体雕塑插图^[7]，这幅插图对工人受到断手、断腿、失明的不同伤害及其程度做了明码标价，这可能是早期最为形象的安全与经济关系的表达。之后，与安全经济相关的研究更多体现在保险业。从安全经济学层面开展研究的文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1968年，Spengler^[8]在其论文标题中首次出现安全经济学一词，其研究认为社会应将资源投入安全措施中，直到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将同等资源投入其他用途所能带来的边际收益为止。1973—1974年，Oi^[9–10]论述了在自由市场中，安全需要完善的责任规则、保险机制与政府监管，通过经济激励和制度设计，引导市场参与者达到一个最优而非最高的安全水平。1987年，Laufer^[11]通过对建筑业安全的研究认为，要提升安全水平，不能仅靠经济激励，关键在于管理层通过主动参与和信息沟通，将安全置于与成本和进度同等重要的优先地位；同年，Boyer等^[12]在道路安全的经济学研究中指出，社会需要通过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如保险、罚款和法规），将交通事故的社会成本内化于驾驶者的决策中，从而引导驾驶者采取最优的安全预防措施。1993年，Swinbank^[13]分析了食品安全监管的经济学原理，探讨了如何通过标准、信息等手段在风险、成本和消费者福利之间取得平衡。Hohl等^[14]论证了安全最低标准这一特定经济学概念的有效性，强调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时，为防止不可逆的损失，应优先满足安全标准。1998年，Ritson等^[15]认为，食品安全水平的设定本质上是社会在权衡提升安全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与随之增加的边际成本后所做出的一种经济权衡。2000年，Dorman^[16]研究指出，工作场所的安全、健康与福祉并非纯粹的技术或监管问题，而是深刻的经济问题，需要通过健全的国家政策、有效的法规和适当的经济激励，将保护劳动者视为一项富有生产性的社会投资，从而纠正市场在此领域的失灵。2004年，Asche等^[17]指出，安全具有独立且优先于纯粹经济计算的内在价值，因此不能仅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评估，而必须被视作一项应得到基本保障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再对额外的风险降低措施进行经济权衡。2008年，Kankaanpää等^[18]指出，职业安全与健康不应被视为单纯的合规成本，而应被定位为一项具有正向经济回报的战略投资，通过提升员工健康、生产力和企业声誉，最终为企业和经济带来长期收益。2009年，Adams^[19]指出，单纯依靠技术性安全措施往往因风险补偿行为而效果不彰，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必须在安全收益与个人自由之间寻求道德和经济上的平衡。2010年，Ruser等^[20]指出，职业安全与健康的经济学分析表明，市场机制（如工伤保险的经验费率）和政府监管（如安全标准）共同作用于雇主的安全投入决策，而实证研究表明后者在降低工伤率方面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2012年，Jackson^[21]指出，要将复杂的医疗经济学原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核心理念和实用工具，旨在帮助医疗从业者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理解成本、效益与激励机制，做出更高效的临床与管理决策；同年，Savage^[22]指出，铁路安全水平是政府监管、技术创新、运营商经济激励及事故责任成本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均衡结果，其经济学分析旨在寻求安全投入与社会收益之间的最优化。2013年，Evans^[23]研究指出，铁路安全决策本质上是一个经济权衡过程，需要通过成本效益分析来评估各项安全措施，以确保为降低风险所投入的巨额资金能够产生最大的社会价值；同年，Pouliakas等^[24]指出，职业健康与安全领域的经济学理论揭示，市场失灵导致安全供给不足，因此需要结合经济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视角，并综合运用法规、激励与信息等多种政策工具，才能有效提升工作场所的安全水平。2016年，Reniers等^[25]指出，在化工等高危流程工业中，应将安全视为一项能够创造价值的管理投资，并通过实用的经济分析方法和决策工具系统优化安全投入，以实现安全绩效与经营效益的平衡。2017年，Slawomirski等^[26]指出，患者安全不良事件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可避免的经济负担，因此将资金投入于预防性的患者安全措施，不仅是一项道德责任，更是一项具有高回报率的经济投资，能够节省巨额医疗成本并改善医疗质量。2018年，Roberts^[27]在书中表述了将经济学原理系统应用于食品安全领域，通过分析成本、效益、激励与市场机制，为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管理与风险评估提供基于经济效率的决策框架。2019年，Kshetri^[28]指出，区块链技术通过其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性，能够显著降低食品供应链中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从而将传统上被视为负担的食品安全投入，转化为一项能创造市场信任和品牌价值的经济资产。2021年，Owens^[29]对现代警务的经济学分析表明，应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来评估不同执法策略的成本与效益，以有限的公共资源实现公共安全结果的最大化，而非仅追求执法行动的数量；同年，Chen等^[30]阐述了运营安全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亟须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础，以整合当前零散的研究方法，并应更多地采纳企业层面的微观实证研究，以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涉及安全经济的工作基本局限在安全统计领域，如各种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公共安全事件、大规模流行病的统计及损失评估等具体安全经济实践层面，从安全经济学理论、方法、原理、模型等学科基础理论去研究基本为空白。直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由于生产迅猛发展，各种重特大事故频发，特别是在生产安全领域，一些安全专家学者才开始关注安全经济的问题。1985年，许庆斌等^[31]首次探讨了安全经济学问题，由狭义和广义安全的定义给出相应的安全经济学定义及其研究内容和方法。1991年，罗云等^[32]探讨了生产安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阐述了安全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基本原理、数学表达模型、安全投入评价等问题。1992年，国内许多安全学者关注安全经济学问题并发表了诸多文章，《中国安全科学学报》为此出版了专辑^[33]；同年还在武汉市召开了“全国首次安全经济学术会议”。1993年，罗云^[34–35]首次在《工业安全与防尘》杂志发表“工业安全经济学”系列讲座，并于当年出版国内首部安全经济学著作。随后，一些安全学者相继发表了一些安全经济学的研究论文^[36–38]。2000年，宋大成^[39]出版了《企业安全经济学》教材。2004年，罗云^[40]将1993年版的《安全经济学导论》充实为《安全经济学》教材，之后多年该书相继多次再版。2000年以后，安全经济学在信息、民航、食品等行业得到了推广应用^[41–43]。2001年，随着全国经济发展高潮的到来，安全生产形势更加严峻，国务院设立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05年升格为总局），此阶段全国高校开办安全工程专业的数量猛增，安全经济学成为许多安全工程专业的选修课程，此时许多高校教师相继编写出版了诸多安全经济学教材^[44–46]。近十多年来，一些安全学者继续对安全经济学问题及其分支学科创建发表了诸多新观点论文^[17–23]。2012年，汪继杰^[47]梳理了安全经济学一些典型的前沿问题。2014年，马浩鹏等^[48]梳理了安全经济学的若干核心原理。2017年，康良国等^[49]开展了基于比较思维的安全经济学研究。2018年，华佳敏等^[50]首次提出构建安全信息经济学，建立了安全信息经济学的雏形。2018年，Wang等^[2,51]统计分析了中国工业领域重大事故和职业健康的预防控制、未来挑战和目标，指出宏观层面安全与经济具有重大关联关系。2019年，吴超等^[52]首次归纳了安全经济学的14条应用原理和提出安全作为一种资源的新观点，发展了安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2022年，王秉^[53]构建了一个基于安全经济学需求的安全经济学新模型，丰富了安全经济学的量化内容。2023年，宋佳妮等^[54]基于CiteSpace工具，综述了安全经济学1993—2022年安全经济学研究进展的知识图谱，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方便。

从上面综述可以看出：（1）西方国家研究安全经济学问题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安全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却是近几十年的事，中国研究安全经济学问题起步较晚，但将安全经济学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时间不比西方国家晚，而且发展速度更快；（2）中国对安全经济学的研究经历了近40年，20世纪90年代是安全经济学研究最热的时期，之后较长一段时间理论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安全学者的工作重点放在教材建设并出版了多种教材，直到近10年来，安全学者对安全经济学理论及其新分支构建又有了起色，并开始关注宏观安全经济的问题；（3）国内外现有的安全经济学基本上定格在生产安全经济学，与整个国家的尺度比较，实际上属于微观安全经济学的范畴。国内外现在已有一些安全学者开展宏观安全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大都认识到宏观安全经济决策和安全资源配置权衡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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