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伯父钱穆，曾任职老江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895 年7 月30 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六月初九），二伯父出生于江苏无锡县南门外鸿声里七房桥的贫寒书香世家。7 岁入塾，修读古文。日识生字20 余，渐增至七八十，均强记不忘。后家迁无锡荡口，改聘华姓塾师，听讲《史概节要》和《地球韵言》等。随后师病失塾，在家竟日读小说，能通篇背诵《三国演义》，不差一字。

伯父10 岁时进入荡口镇私立果育学校。果育是清末乡间新式小学，尊师重教传统未改，师资质量甚高，既多宿儒任教，又有留洋学生讲课。伯父既得经史子集的国学教育，又接触西方新学。他发奋力学，屡得鼓励。体育教师钱伯圭是革命党人，启以民族观念与文化意识。国文教师顾子重学贯中西新旧，尤精历史地理，曾抚伯父脑袋，当众称赞：“文气浩荡，他日有进，当学韩愈。”伯父遂有学韩之志。暑期讲习班教师华紫翔是苏州中学英文教师，竟能讲授上古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明清各代诸体古文史册，伯父受益匪浅。因作文优秀，获《太平天国野史》和《修学篇》两册书为奖励。《修学篇》乃蒋万里所译，选述西欧诸位未进学校、自学成名者数十人之修习故事。此书对于伯父有志苦学不倦，自学成才的影响甚大。良师的点拨教诲，使学生受惠无穷。

1905 年伯父小学毕业前一年，祖父英年早逝（41 岁）。时伯父年仅十一，家徒四壁，唯祖母坚遵祖父遗志，定为钱氏保留几颗读书种子，不忍伯父等兄弟失学。1907 年冬，他与兄长一同考入刚成立的常州府中学堂，二伯父读中学班，大伯父读师范班，都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迫于生计，大伯父肄业，即回七房桥创办又新小学，并亲自任教，月薪10 余元，用以养家活口，同时供诸弟读书。二伯父中学毕业后，也即分挑了家庭负担，先后在三兼小学、荡口镇私立鸿模（即果育）学校、梅村镇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后宅小学担任乡村小学教师，辗转七年半。乡教既繁且碎，他却见缝插针，充分利用时间博览群书。吃饭看书，如厕看书，寒暑不辍。夏暑为防蚊虫叮咬，纳双足入瓮夜读，坐船往返梅村高四与荡口鸿模之间，安坐船头聚神读书。仿效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例，晨学经书，夜阅史册，午间兼读闲杂。授课之暇，亦读报章杂志，学而不倦，锲而不舍，自励不息，苦读十年，为他一生的学术造就与阐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贡献奠定了深厚扎实的根基。

1922 年秋，伯父由好友施之勉先生推荐，应聘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毕业班国文教师，开始了他九年的中教生涯。1923 年秋，应钱基博先生相邀，入职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三师对门是孔庙和无锡国学专修馆，他开始了著述大业。1927 年秋由三师同事胡达人先生推荐，转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国文课首席教师，教最高班兼班主任，并带钱伟长去苏州读书。1928 年夏秋之交，忽家遭三变（丧儿、妻、长兄）。1929 年春，伯父在苏州续娶伯母张一贯，并迎祖母居苏州，共生三男二女，长子钱拙、次子钱行、三子钱逊、大女钱易、幼女钱辉。

1930 年秋后，顾颉刚先生特荐伯父应聘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开始了大学教授生涯。燕大时称各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高校。伯父初到燕大，就在督学司徒雷登主持的招待宴上直抒感怀，“所谓中国化者实不然”。建议将那些洋文命名的楼宇统统改为中文名称。燕京大学特此召开校务会商议，终采纳伯父之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以钱穆和胡适之名各命一楼，这在燕大传为一时佳话。但教会学校的氛围伯父终感不适，故一年后即辞职。1931 年夏，伯父应聘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携眷奉母北上，兼清华课程，再升教授。1934 年又兼燕大与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伯父当年在北大上课，似登辩论会场，不避争议，观点鲜明，博引详证，深入浅出、诙谐善喻、形象生动，尤其是满腔激情，激荡全室，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伯父一口无锡官话，东西南北各地人士竟然都听得懂，来自校外的旁听者为数不少，每堂听讲者常达300 人，坐立皆满。伯父是北大最叫座的名教授之一。

伯父在北京大学执教八年，前三年利用北京和各校图书馆，后五年一意购置故籍孤本，常到琉璃厂、隆福寺各书店，店主几无不识。有限的薪金，除日用之外，尽数耗于此。历年所购书籍逾5 万部，20 余万册，内不乏珍本秘籍，可装20 余大箱，继而伯父在学术上也日益渊博。

1937 年，抗战爆发。北京各大学纷纷迁校西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8 年迁昆明，命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伯父在文学院任教。1939 年曾受聘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教。北大来联大的史学系学生已全部毕业。遂告假一年，返苏州省亲，时伯母也携子女自北京返苏，持娄门荒废已久的榴园，更变姓名闭门不出，陪侍老母。1940 年夏，他经香港抵成都履职，又兼齐鲁大学课。1941 年2 月祖母病逝，得噩讯日夜伤悼。1944 年执教华西大学，1945 年又兼四川大学课。1946 年夏东归苏州，秋扶病赴滇，任昆明五华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兼任云南大学教授。

钱穆与其他亲友在上海送钱伟长赴美留学

1947 年，无锡荣氏家族创办私立江南大学，荣德生老先生慧眼识珠，屡邀伯父。10 月间，伯父归返乡里，就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 年秋与唐君毅、牟宗三等教授，离开老江大后去了香港。他们看到港人受教于英伦文化，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度，而感到忧心忡忡，于是创办了香港亚洲文商学院，伯父亲任院长。此举终于打破了英式教育在香港一统天下的局面，掀起了“国学文化教育”热潮。1950 年亚洲文商学院改名为新亚书院，1963 年，香港中文大学诞生，新亚书院并入，并发展为该校的主干学院—— 文学院。伯父在香港授课期间经常谈起当年创办江南大学文学院的故事。伯父学生李木妙的博士论文主题论及“荣氏家族创办私立江南大学的历程与意义”，伯父把江南大学的文化传到了海外，后来又去美国、马来西亚、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讲学，直至1967 年10 月才迁居台北。1968 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9 年任中国文化学院（后改为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首任博士班班主任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伯父古稀之年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阅读困难，但伯父一向下笔千言，字甚工整，论文数千字，常只改数字即可付印。但凡展纸落笔，也只偶有一两字重叠，仍能著作，唯不能自己改订，必赖夫人诵读，再予增补。1978 年春目疾加剧，几乎失明。

1980 年、1981 年，伯父先后两度在港获得与留居大陆子女及长侄相见的机会，30 余年，海天违隔，幸能一晤，颇感快慰。我1984 年7 月去港，为伯父共贺90 寿辰，大陆子女与侄甥又得以与长辈相聚。1986 年3 月伯父以92 岁高龄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谓和平统一是中国的大前途、大希望、大理想、大原则。此文首次为《人民日报》摘载。6 月9 日下午，伯父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讲授“中国思想史”，这是伯父75 年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堂课。他殷殷寄语学生：“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本土文化，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在大时代的变化中不负维护历史文化之重任。”伯父终以96 岁高龄平静安详逝于台北寓所，生前曾嘱遗体安葬故乡太湖之滨。遵其嘱，1991 年春终安葬于太湖西山。

回想伯父学历仅为中学，却成为最出色的国学大师，完全靠非凡的毅力和聪慧的秉性，刻苦治学，谈古论今，方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成就。他毕生著作甚丰，多达76 部（本），主要涉及经、史、子、集，被国内外学术界赞为“ 博通四部的国学大师”。

本文摘编自王武等主编的《良师轶闻》一书，为钱穆先生的侄儿钱慈明在江南大学纪念钱穆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大会上的发言。钱慈明，原无锡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1925 年出生于无锡的教育世家。1951 年毕业于江南大学食品系，1952 ～ 1958 年在南京工学院任教，1958 ～ 1959 年受国家指派在越南河内第二技术学校支教，曾获越南政府友谊奖和“胡志明”奖章，受到周总理和胡志明主席接见。1959 ～ 1988 年，历任无锡轻工业学院食品工业系党总支副书记、书记，无锡轻工业学院党委委员、常委，党委副书记、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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