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怪兽IG法本

　　知道了IG法本，也就至少部分了解了德国化学工业乃至德国工业强大的秘密

　　如果说美国是全球信息产业的摇篮，那么德国就是世界化学工业的先锋。尽管来自美国的杜邦公司(NYSE:DD)率先推出尼龙，也曾引发全世界再难超越的疯狂追捧。但自19世纪后期以来，只有德国能在这一领域长时间地表现出其近乎完美的一面。

　　在德国的创新体系中，化学工业同样长期发挥着主导作用。迄今为止，有29名德国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德国研发总支出中的9%来自化学工业，全德国一半的化工企业都在向国外销售产品，而80%的德国化工企业能保证每3年向市场提供至少1个创新产品。

　　化学工业推动其它行业发展的巨大能力，使其成为德国最强劲的投资领域。陶氏公司(NYSE:DOW)对哈勒－莱比锡－比特费尔德“化学三角区”的投资，是德国统一后最大的单一投资项目，而这些“位于德国中心的工厂是陶氏网络中最安全、最现代化、最高效的一批”。

　　在德国化学工业从卓尔不群到基业长青的过程中，最亮丽的一抹色彩无疑属于IG法本公司(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染料工业利益集团)。在今天全球最大的5家化工企业中，排名第一的巴斯夫(XE:BAS)、第三的赫斯特和第四的拜耳(XE:BAY)都曾属于这家企业。

　　尽管因为二战的存在，IG法本公司遥远得如同来自史前文明，但它确曾长期被视为德国化学工业的代名词。它见证了纳粹帝国的崛起和辉煌，又亲历了帝国的没落和衰亡。战后盟军各国对该公司及其领导人的审判，成为盟军对德国“四化”(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改造的真实写照，也对后世化学工业的全球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更多人而言，了解IG法本公司，也许正是全面了解德国工业的出发点。

　　集中化的高潮

　　IG法本公司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04年。那一年，3家德国化工巨头宣布开展合作，这3家公司分别是阿克发(Agfa)、巴斯夫(BASF)和拜耳(Bayer)。

　　3家公司均非泛泛之辈。阿克发是全球成像技术的先驱，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有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才能与之齐名；巴斯夫则开创了全新的印染行业，它还在1885年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西方企业之一，电视剧《大染坊》中的陈寿亭就曾因使用德国工艺而自得；拜耳无疑更加著名，它于1899年获得的阿司匹林堪称历史上使用范围最广、知名度最高的医药品牌。

　　一战期间，为了加强对化学工业的军事指导，德国政府又授意另外5家利用煤焦油制造合成染料的公司加入了这一利益集团，它们分别是卡塞拉(Cassella)、格里斯海姆(Griesheim)、韦勒(Weiler)、赫斯特(Hoechst)和卡勒(Kalle)。也是在一战期间，IG法本公司旗下的卡尔·博施和弗里茨·哈伯发明了利用氮气制造氨的方法，从而为大规模生产硝酸钾奠定了基础。

　　1925年8月，在博施的提议下，8家公司正式组成了IG法本公司，博施成为公司首任董事会主席。这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工业乐章，其震撼程度远远超过了1年后另一次里程碑似的伟大合并：1926年，戴姆勒公司与奔驰公司合并成为当时德国最大的汽车工业集团。

　　IG法本公司一成立就震撼全球，其资本总额高达11亿马克，员工总数也超过了10万。而随着这个垄断组织从卡特尔变为康采恩，德国化学工业数十年的集中化进程也终告结束。

　　信息共享的价值，随着合并的完成迅速显现出来。成立仅1年后，IG法本公司就成功开发出从煤中提取氢化物生产汽油的技术；1930年，IG法本公司又生产出世界首例合成橡胶产品。1926年，IG法本公司在莱比锡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家合成燃料工厂；仅仅4年后，IG法本公司就已经在全世界的93个国家建立了超过500家分公司。

　　同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德国企业一样，IG法本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纳粹漩涡之中。1933年，IG法本公司向纳粹党提供了总额30万马克的竞选资金，这占到当年纳粹党所获全部竞选经费的十分之一。而IG法本公司随后跌宕起伏的20年，也因为这30万马克拉开帷幕。

　　希特勒的选择

　　假如希特勒死于1937年，这世界上或许将少了一段惨痛的血泪史，而多了一位英雄。那时，他几乎赢得了世界。犹太裔探险家斯文·海汀曾对其赞誉有加：“在短短4年内将人民从最底层提高到自我觉醒，值得尊敬。”

　　1933年，初掌大权的希特勒意识到传统经济学家们对此次危机的成因和对策知之甚少，他与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罗斯福走上了异曲同工的改革之路：他们蔑视传统，注重生产，并加大了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更重要的是，他继承并加速了德国工业的集中化进程。到1939年，6大垄断组织(赫尔曼·戈林、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IG法本公司、西门子和电气总公司)拥有员工230万，占德国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3。尽管经历了随后惨烈的战火，但这依然奠定了德国工业优势部门强大的基础。

　　“希特勒预见到了现代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加尔布莱斯曾这样评论，“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才能迅速制造就业。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已久的国家，必然会热烈响应希特勒的号召，就像美国之于罗斯福。”

　　但希特勒深知，现存版图根本无法帮助德国实现自足。作为应对之道，他做出了两个选择：对外出兵和发展合成技术。前者成为20世纪最惨痛历史以及第三帝国崩盘的序曲，后者则为德国乃至全球化工行业的发展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其中最大受益者，是IG法本。

　　“史前怪兽”的盛衰

　　战火中IG法本公司大量生产的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使德国冲破了资源瓶颈。此外，德军100%的甲醇和润滑油、80%的炸药、70%的黑火药和35%的硫酸也都出自IG法本公司。这时的IG法本公司几乎成了盟军的心腹之患，在1943年的1份报告中，美国参议院曾这样评价IG法本公司，“如果没有IG法本公司，就不会有希特勒的战争”。

　　纳粹铁蹄成为IG法本公司步入辉煌的先锋：德军每攻下一个地区，IG法本公司就会将那里的化工厂据为己有。战争初期德军的节节胜利，令IG法本大发横财：1932年，公司的全部收益还只有4800万马克；但到了194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8.22亿马克。

　　1942年，IG法本利用其与党卫军的特殊关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3号营地莫诺维茨修建了一家集中营工厂，IG法本因此成为第三帝国中惟一拥有自己集中营的企业。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这家集中营工厂变成了人间地狱：工人在该工厂的平均寿命竟然只有3个月。党卫军将30万劳动力送到这里，却有至少3万人再也没能离开。

　　在这段让人诅咒的历史中，IG法本仿佛是一头无情吞噬、迅速壮大的史前怪兽。在战争的滚滚红利中，IG法本公司加速着技术创新的步伐。二战前的1925年到1930年，IG法本公司获批的塑料专利数量，相当于全球过去140年在该领域所获专利数的两倍。在乙烯树脂领域，全球1/4的专利也记录在IG法本公司名下。二战期间，IG法本公司的研发支出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一。疯狂的研发活动使全球的化工行业发生了一次巨变：二战之后，团体专利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化工行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宣告结束。

　　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时间里，IG法本公司所申请并获批的国际专利数达889个，占到当时全世界最大30家化工公司的1/3、占全球化工公司专利的17%。美国的杜邦公司在此期间一共获得了321项专利授权，这一数字仅是同期IG法本公司成绩的三成多，但已经足以使杜邦公司稳居全球化工公司的次席。

　　1943年以后，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IG法本公司也迅速走向衰亡，其遍布全欧的工厂成为盟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在路德维希港，IG法本公司的一家工厂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被盟军轰炸了652次。到战争结束时，IG法本公司已经完全处于盟军控制之下：其60%的资产在苏占区，20%在法占区，11%在英占区，剩下的9%以及最重要的总部则在美占区。

　　大量商业机密随之被转移至英法美苏。战争结束不久，美国就实现了化学工业上的弯道超车。在全球10大化工公司中，美国一举占得8席。但即便如此，作为IG法本公司继承者的联合集团，其业绩仍然位居全球次席，仅次于美国的杜邦公司。

　　对于摧毁IG法本公司和德国的化学工业，这时的盟军各国已是志在必得。

　　未完成的审判

　　1943年10月，盟军外长会议正式确定将在战后审判德国战犯。而所谓“战犯”不仅涵盖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罪犯，还首次包括了那些虽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却蓄意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员。两年后的波茨坦会议继承了外长会议的精神，并将其书面化为“处理德国的政治原则”；战争罪犯以及策划或推行纳粹计划并造成暴行的人，都必须逮捕并交付审判。

　　盟军希望能将一位德国军事工业的代表送上纽伦堡审判的主要战犯名单。最初的目标被锁定为“军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虏伯，但后者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使这一计划未能成行。于是，IG法本的23名领导人“众望所归”地共同承担了这一角色，他们被控犯下5条罪状： “反和平”、“抢劫和掠夺”、“参与战争和大屠杀”、“参与党卫军”和“建立莫诺维茨集中营”。

　　对IG法本公司的调查，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美国人对此尤为热心，因为这关系到美国化学工业的前景以及美国掌控欧洲政治秩序的能量。美国人对此也胸有成竹，他们相信一个被夺去工业灵魂的德国即将出现在欧洲版图上。然而，意外发生了。

　　1948年6月24日，苏联出兵封锁了东西柏林间的通道。历史上首次“柏林危机”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11日。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严峻的政治形势迅速引发了强烈的链式反应。

　　美国力图扶持德国以对抗苏联的决定，成为德国所有经济垄断组织命运的转折点。西方国家对德国的“非工业化”改造和防止德国向军国主义回归的努力，最终全部屈服于美国的战略需要。而熟谙德国化学工业的IG法本公司领导人，则被西方视为重振德国工业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IG法本改造方案，已经不可避免地背离了波茨坦会议时的初衷。

　　庭审变得如同儿戏。在德国最好的87名律师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IG法本公司员工面前，由12名律师组成的控方律师团显得无助和落寞。终审在152个漫长的审判日后姗姗来迟，其结果甚至比盟军当初最坏的估计还要糟糕：所有11项指控中的9项完全落空，只有13名被告因另两项指控被定罪。13人中刑期最长的也只有8年，最短的更是只有1年。

　　而实际上，只有4个人为IG法本公司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他们分别是阿布罗斯、迪尔费尔德、梅尔和克劳赫。而所有这4个人都在短暂刑期后被提前释放，并得以继续书写其辉煌的职业生涯：梅尔本获刑7年，但他仅服刑4年就获准出狱并立刻获任拜耳的监事会主席。梅尔的例子并非孤案，审判的走样意味着IG法本的重生已经变成了故事最恰当的结局。

　　废墟后的重生

　　审判过后，盟军开始讨论德国化学工业的安排问题。英国首先提议，要求认真执行1945年发布的盟军管制委员会第9号法令，将IG法本公司拆解为50家公司。这对德国化学工业无异于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将使德国化学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规模优势与竞争力消失殆尽。

　　第9号法令曾被视为波茨坦精神的延续，计算精确且立场坚定。但理论完美并不意味着现实可行：IG法本公司名下企业众多，彼此间盘根错节，这些工厂不论在生产上还是财务上都根本不能进行精确的拆分。盟军内部无休止的争吵，也使它失去了强制执行的可能，而最终变成了一个被束之高阁的理想化方案。

　　1948年11月30日，盟军组织了新的“法本拆分咨询小组”负责起草最终方案。这个由德国工业家组成的小组，在完成拆分任务的同时也在竭力避免德国化学工业的竞争力因为战败而受到损害。1年半后，咨询小组递交了新的拆分方案。新方案将IG法本公司分解为22家企业，其中3家核心企业(巴斯夫、拜耳与赫斯特)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足够的保护。

　　1951年12月到1952年1月，赫斯特、拜耳和巴斯夫相继独立，3家公司获得了IG法本公司总资产的一半。此时，德国实力的增长使盟军在战后德国诸多问题上的话语权逐渐丧失。IG法本公司首先受惠于此：它最终被分解为12家公司，这比原计划又少了整整10家。

　　从IG法本公司中独立出来的9家小公司，不但未能在德国国内营造出内部竞争的环境，甚至都没能摆脱被3大核心公司兼并的命运。在拆分仅仅完成1年后，9家小公司中就已经有7家重新回到了3大核心企业的怀抱，德国的化工巨头们因此再度走上了规模经济的道路。

　　盟军处心积虑的拆分计划，不但没能为各自国家化工企业的崛起铺平道路，反倒使新兴的公司摆脱了IG法本原有管理体制的诸多羁绊，在各自领域突飞猛进并不断开拓新领域。

　　幸运不仅于此。投入重建工作的德国人惊讶地发现，战争造成的破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昔日繁华的工业区虽满目疮痍，但破败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复兴的希望：空袭摧毁的厂房在倒塌后恰好保护起了更为珍贵的机器，这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位美国教授在德国考察后，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客观的说明，“德国企业家普遍认为战争对工厂造成的破坏并非致命，生产的恢复并不需要过多的时间。IG法本公司在法兰克福的3家规模最大的工厂更是几乎完好无损，他们马上就可以恢复生产。”

　　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未被禁锢的企业家，坚韧的民族精神和战后重建催生出的国内市场，使IG法本各成员迅速赢得新生。到70年代，巴斯夫重新称雄全球，赫斯特紧随杜邦之后位列第三，拜耳也跻身前四。战火后，在和平的回归中，德国3家公司的营业额无一例外地都超过了巅峰时期的IG法本公司，德国化工行业终于以正面而磅礴的形象完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