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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纸与中国书画互动关系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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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中国宣纸与中国书画的互动关系来进一步探讨宣纸发展的历史。主要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宣纸特质探讨中国宣纸对中国书画发展的推动；二是探讨中国书画的发展对中国宣纸发展的推动。由于本文所论是从探讨宣纸真纸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所以，关于宣纸与书画互动的历史，也从明宣纸真纸产生以后论起，着重说明宣纸成为专用书画纸的历程。考虑到本文内容历史资料的可征性，加之新中国建国后宣纸与书画的关系已经在笔者的论著中多有涉及，为避部分内容的表述不可避免要造成重复，故探讨问题的时间下限迄于新中国成立前。另外，本文对“中国书画”的理解，要作一些引申，既包括中国书法、中国绘画，还包括用宣纸作为纸质的图书出版等，因为出版同书法和绘画一样，都对宣纸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同时，出版也保存了历史上许多用宣纸所作的书画作品。
一、中国宣纸的发展对中国书画发展的推动
宣纸与书画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关系，书画只有在宣纸上表达才能达到极致的水平，宣纸作为书画的介质才是它最大的价值所在。宣纸真纸与书画结下如此不解之缘，是由宣纸的特质决定的。笔者这里主要研究形成宣纸对于书画的特质，和形成这些特质的原因，关于主要从工艺技术的层面探讨了宣纸特性的逐步全面完善的过程，则在另文探讨。
形成宣纸特质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宣纸的优良的自然环境。宣纸产地的皖南泾县，境内多山地，山势雄峭，风景秀丽，东南和西部地势较高，东北部丘陵起伏，地势低缓，中部为河谷平坦地带。青弋江是泾县最大的河流，由西南斜贯县境中部。舒溪、徽水、漕溪、汀溪、合溪、孤峰河水，均汇入青弋江北流而入长江。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青弋江两岸阡陌纵横，村落较大，主产稻米；山区树木茂茂盛，清泉奔泻，村民依山傍水而居，盛产竹、木、柴、炭。在此优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下产出的宣纸，有专业画家从专业角度给予评价：“总的感觉是：凡设在林木茂盛、泉水清澈的深山里的宣纸厂所产的宣纸，用于水墨画效果较理想；在不具备好的自然环境条件的地方所建宣纸厂的宣纸，就是很难或很少能达到理想的效果。而出现水墨扩散不均匀，笔痕较少，层次不丰富，干后有发灰的现象，或者说效果不大理想。当然，宣纸厂的生产条件、原材料的加工、配料等各个工序的环节均可影响宣纸的质量。但不能说，凡在自然条件不好的地方所建宣纸厂在技术、原材料、配料等方面都不符合要求。而是在同等技术条件、同样的原材料、同样的生产方法生产的宣纸用于绘画（水墨画）上的效果有所不同。由此看来，首先不同的是水源。水是造纸的重要条件，水质不同能使宣纸产生不同的特性。笔者认为，自然条件好的地方，由于林木茂盛，空气清新，水土保持较好，水源充足，从山谷、岩石中流出的泉水没有受到污染，特别是泾县山区的泉水一般都是从石灰岩溶洞中流出来的，用这种水捞出的宣纸，就能具备理想的性能；再者，制造宣纸的皮料和草料在山中晒滩上日光漂白时，由于泾县山区的日照、年降雨量、温差、空气的湿度均与山外有较大的区别，这也是制造优质宣纸的特殊条件。如畅销海内外的红星牌宣纸，之所以能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除了在造纸的各个环节严格把握质量外，该厂所处的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是重要因素。在离山谷较远的川地建宣纸厂，由于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日照、湿度、温差、降雨量等不同因素以外，特别是水源不够纯净，即使有的厂采用打井取地下水，但终究由于农村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等化学品，加上人畜粪便等污秽物均可污染环境，渗入地下，这种水质与山谷里流出的清泉水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尽管在技术、原材料、配料各个工序的操作等方面与深山里宣纸厂是一样的，也不能使生产的宣纸在绘画时产生同样的效果。从史料记载及实地考察泾县古代纸槽（宣纸厂）遗址来看，古人都将纸槽设在深山里，而不设在县城和大集镇是有一定道理的。 ”
在特定自然环境下，采用特定工艺生产的宣纸，最适宜进行书法绘画。宣纸真纸自问世后，中国书画便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明清而后，中国绘画几乎专用宣纸。”那么，宣纸有哪些特质呢？
一是宣纸滑涩适度，宜于书画。宣纸的外观绵韧洁白，柔软、细密，有皱纹和云彩花朵。有书画家指出，选择书画用纸，必须注意二忌：一忌“滞”，二忌“滑”。太滞则“推笔不行”；太滑则“着笔如马上行走，虽有骐骥之足”，亦“不能恣意腾骧”。两者都直接影响到作品的神气。经过将宣纸与其它书画纸相比较，高丽纸虽很好画，纸质亦颇牢，也很经得住“拖”，但墨色易沉，变成灰暗色。有些帘纹纸用时墨色虽好，但又嫌太薄，又不宜“拖”笔，只有久经考验的宣纸，才是滑涩适度，“纯白、细密、柔软、均匀、经久不便”，“能吸水、能吸墨”，“亦书亦画”。具有松而不驰，紧而不实，淡而不浑，光而不滑。
二是宣纸生熟得宜，任由挥洒。作画用纸，如同用“绢”一样，也有一个“生”与“熟”的问题。最早都爱用生绢作画，后来求一时的美观，改用熟绢。同样，为了使纸在创作书画时不致走墨或浑染，还要设法阻塞纸面上纤维之间的无数空隙。因此，就用砑光、拖浆、填粉、加蜡或施胶矾的方法，将生纸变成熟纸。但这种经过特殊加工或上了胶矾的熟纸就与熟绢一样，易于脆断，久之焦脆，片片冰裂，不堪手触。“画之不能尽其意，藏之不能传诸久。”不但不为画所取，也更为收藏家所不取了。明清两代，虽仍然生产特殊加工纸或只加胶矾的熟纸，但多数画家倾向或索性用生纸，或者更倾向用生宣了。明清以后，书画用纸，总以“生宣为正宗”。其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生纸渍水渗化，熟纸不渍水不渗化。”所以用熟纸时，或用墨或用颜色，笔端宜润而净，易取光泽。若写云山，就得加意渲染，才能得空濛缥缈的趣味。工笔画除了用绢素外，大都喜欢用熟纸。因为熟纸不渗化，便于细描细写。用生纸作画，运笔宜快不宜滞，挥毫落纸，随其渗化，欲写山水晴雨，云烟荡漾，自然有不期然而然的妙境。因为生纸渍水渗化，正足以帮助产生生动的“气韵”。中国宣是非常讲究“气韵”的，它居于“六法”之首。而中国宣纸恰好能在这方面给画家提供方便。
三是宣纸色面纯白，气吞云梦。中国画技法语中有“六彩”之说。清唐岱《绘事发微》：“墨色之中，分为六彩。何为六彩？黑、白、干、湿、浓、淡是也。……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无阴阳明暗；干湿不备，是无苍翠秀润；浓淡不辨，是无凹凸远近是也。”其中白彩就是纸素之“白”，而诸种书画中的宣纸独具“纯白”，使之成为画中之“白”，帮助表现所需要表现的画中山石的阳面，石坡的平面，画外的天水空阔处，云物空明处，以及烟断和云断，道路和日光等等。通过画家的巧手和巧思，将宣纸上的“纯白”用活，终使满纸气吞云梦，收全幅生气盎然之效。
四是宣纸特性诸多，墨润无穷。宣纸极强的吸附性能，使墨粒作用于纸后能形成自然的斑斓色彩，即通常所说的“五种墨色”，即一笔落纸，焦、浓、淡、枯、湿跃然出现，具有白如云，柔似锦，淡如水，浓似漆，不浓不淡，犹如月晕雨雾之奇特状况。此为国内外其它纸张所不及；宣纸着墨后变形性小，使书画后的纸张不皱不拱，匀整耐久，百折难损；宣纸有较长的寿命性，不易老化变色，具有保持千百年而无损的艺术价值。宣纸最具神妙的润墨性能，即一笔落纸“五色墨彩”跃然而显，无论是泼墨、破墨、积墨、水晕和墨迹，全能体现出独特无比的纸张墨色韵味来。
宣纸的吸附性，是指书画对纸张要求的润墨效果指标，也是宣纸生产中最主要的一项质量指标。具体地说，在宣纸上一经着墨或泼墨时，宣纸能表达出水墨豪放淋漓的艺术风格；浓墨时，宣纸能表现出墨色乌浓鲜艳发亮的特色；淡墨时，宣纸能表现出浑厚得体、深沉有力、富有立体感的韵味；焦墨时，宣纸能表现出浓淡适宜，细腻坚韧的色彩；一般用墨时，宣纸又能表达出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湿中有润，润中有湿的特点，任由书画家挥洒自如。
宣纸的变形性，是指书画所要求纸张着墨后不起皱，墨色层次分明，浓淡清晰适中，周边状化开，富有立体感的标准。如果纸张着墨后起皱或起拱，不仅无法继续作画，而且外观形象也很不美观。根据历史上书画家用纸的习性和经验，选用的宣纸最好能储存一段时间为佳，要尽量避免使用当年纸或当月生产的宣纸。储存时间越长，其性能效果就越好；放得年代越久越好用，书画上去，不论墨和色，都显得得体，墨润多变。
宣纸的寿命性，是指书画所要求的纸张具有不虫不蛀不变色，能使作品保藏千百年而无损的抗老化指标。泾县经济工作委员会干部吴世新收藏的清顺治四年（1647）、乾隆三十年（1765）采用百分之百皮浆抄造的宣纸，雍正二年（1724）、五年（1727）以及清代采用100%草浆抄造的宣纸，和清嘉庆十二年（1807）皮浆和草浆各占50%的宣纸实物来看，至今外观颜色白雅，色泽洁白，无一点黄色，竹帘纹路清晰，纸面平整，纸质细腻柔韧，无草精，无沙粒，无皱纹，无虫蛀，无斑点等杂物等现象，确为上乘珍品。查泾县档案馆所藏清嘉庆十一年（1806）《泾县志》、《泾川丛刊集》、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和民国三年《小岭曹氏宗谱》等，全部采用宣纸刻印，更可以助为佐证。国家文物馆中所收藏的自明以来的画帖碑文、史籍文档，能保持完好无损者，大多为宣纸介质。
随着宣纸抄造技术的不断完善，宣纸的如上这些特质不断得到丰富和开掘，这些特质的不断丰富和开掘，正好适应了历史上文人画、写意画、大写意画的需要，适应了书画家对书画运笔、气韵、白彩、润墨、吸附、变形的内在需求和长久保存的需要；又随着书画家对宣纸这些特质的不断利用，不断地在此基础上进行书画技巧的开发创新，又对宣纸的质量、形制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促使宣纸生产技艺的不断提高，宣纸技艺不断发展的历史和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二者的相辅相成性。
二、中国书画发展对中国宣纸发展的推动
中国书画发展对中国宣纸发展的推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书法和绘画的发展对宣纸发展的推动。 历代流传下来的书法名画，既是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又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国的 书画艺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民族艺术。这一特色的 形成首先与我国的 社会发展、民族欣赏习惯，以及传统的 学术思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要探讨书法和绘画的发展对宣纸发展的推动，笔者认为有必要先就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作个交代。根据《中国书画》一书作者们的研究，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自魏晋以来，其脉络可作如下素描：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70—581）。由于其时战乱频仍，流传文献有限，根据现有作品分析，这一时期出现的书家远比画家为多。其时，我国今日所通行的各种真、行、草书体已告完成。这一时期的画家中，大都擅长肖像画，也有兼擅泥塑的。山水画在东晋时不成熟，一直是作为人物画的附庸。但在六朝刘宋宗炳、王微的画序里，对山水画的描绘方法似乎已经臻于完善，而且从写生入手，用小中见大的手法出之。
隋唐五代（581－961）时期。隋唐（581-907）两代，尤其是唐代，是魏晋南北朝以后中国书画发展中的又一个高峰，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与个人面目。至今被学书者当做楷模的“颜、柳、欧、赵”四大书家，三个是唐代涌现的书法大师。在绘画界，一直为人称颂的“顾、陆、张、吴”中的吴道子，便是唐代出现的绘画巨匠，与吴道子并称的王维自文人画兴起之后，更被奉为神明。他们都被当做百代宗师深远地影响了中国书画的进程。五代（907-961）书画是由唐入宋的重要转折时期，书法总的情势是继承多于创造，有新面貌的书家不多。绘画是创造多于承袭。又因绘画本身的发展趋势与地域关系，名家及其传派的风格更形鲜明多样了。
两宋（960-1279）时期。在中国书画发展历史中，宋代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代。宋人留下的有关绘画和书法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和完整。宋代在山水画和花鸟画上，经过长期的酝酿，到唐末五代渐趋成熟，到了宋代却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完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总结了整套的创作经验规律，形成了各种不同流派和风格。文人们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逐渐兴起文人画创作高潮，关键在宋代形成，这些都使宋代的绘画紧密地与元、明、清相联系。书法家在宋代，主要的用武之地，不同于过去在碑板和墓志，而在卷轴和书信上。在广泛的 群众书法爱好的社会风气基础上，使书法发展形成新高潮，而产生了开宗开派的“苏、黄、米、蔡”等书法大家。
元代（1271-1368）时期。元代的书法艺术，在重视传统方面，提倡直接规范晋、唐诸大家，强调法度，诋毁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由“趋时贵书”，不讲传统，以至于恶札流怖的弊端。不仅在某种程度上使晋、唐书法的传统法度得以恢复，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以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康里虁虁等为一代书家代表，对中国书法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尤其是赵孟頫的书法，对当时和明清两代书坛有很深的影响。元代绘画总的发展趋势是，在重视对古代传统的基础上，创立新意。无论在题材、体裁或艺术技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变化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和特点，突出表现在文人画开始占据花坛的主导地位。由于文人画成为花坛主流，适合于表现文人画家意兴的山水画和枯木竹石、梅、兰，以及墨笔花鸟等大量涌现，人物故实（除寺庙宗教画外）相对减少。随着文人画的蓬勃发展，在绘画作品中诗、书、画进一步密切结合而且成为普遍风尚，这就加强了绘画作品的文学趣味，更好地体现了中国画的民族特色。同时，在绘画理论和创作实践中，特别强调笔墨技巧的运用，讲求绘画作品要具有书法韵味，把书法的用笔在绘画创作中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突出的地位。主张“以神求貌”，“以逸为上”，要求作品要具有“古意”和“士气”，重视画家主观意兴和思想感情的抒发。元代绘画中的这些新的特点，突破了院体画的束缚。以赵孟頫和“黄、吴、倪、王”四大家等为代表，他们的艺术成就，体现了中国画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对明清两代绘画理论和创作，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明代（1368-1644）时期。明代书画艺术继宋、元以后，在艺术风格、创作理论等各个方面都有新的发展和演变，形成了一个时期特有的时代风貌，按照本身的轨迹运行，因而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在书法艺术方面：早期盛行一时的“馆阁体”楷书，端庄秀整，是明代特有的一种书体形式，它的余风，影响到清代中期。在师承晋唐人的基础上，吴门地区号称文(征明)、祝（允明）、王（宠）三家的小楷书，其成就独步一时。另一种书体就是继唐以后，运笔狂纵奔放，不拘绳墨的草书，流行于明代中期，号称“狂草”，也形成一时风气。明代晚期至清初，以张瑞图、黄道周等为代表兴起了新的书风，尚硬直转角，结体扁方。还有赵宦光的草篆也属新格。在绘画方面，初期为元四家的延续；宣德后追随南宋院体，以后画法风格、师承渊源和地区历史条件的种种特点，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流派。其中有的是后人加上的称号，有的在当时就已经自然形成。又在创作和理论上自形成体系，分宗立派，错综复杂。画派众多，是明代绘画史上明显特征之一。明中期以后，以吴门各家为代表的文人水墨写意画，在元代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新风尚。山水画题材，注意意趣，风格讲求文雅淡逸。尤其是写意花鸟画，继元以后，大胆创新，风格豪迈，变化突出，影响深远。
清代（1644-1911）时期。清代是中国书法历史上，是被称为“书道中兴”的一代。早期即清开国到康熙末前的时期，仍是帖学称雄。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书风独特、个性鲜明的书法家，如傅山、朱耷、石涛等人。中期即康熙末至乾隆、嘉庆间，碑学兴起。这一时期，涌现出承绪帖学著名书法家有北方四大家的翁方纲、刘墉、永瑆、铁保；南方的梁同书、王文治等名家。另外，“扬州八怪”自辟书法新路，将绘画用笔汇入书法，无论在用笔、结体、布局上都新颖独特，成为碑学的前奏。至嘉庆、道光间，形成了碑学蓬勃发展的书道中兴局面，涌现出如邓石如、伊秉绶、包士臣等有突出成就的书法家。晚期，即清朝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的时期，盛行碑学。最负盛名的有何绍基和赵之谦。碑学的提倡、兴盛，改变了书法衰微的状况，为书法艺术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
绘画方面，清代继续着元、明以来的趋势，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山水画的创作以及水墨写意画盛行。在文人画创作思想的影响下，更多画家追求笔情墨趣，风格技巧争奇斗艳。在明代后期形成的诸画派，到此时更是分支繁衍。派系林立。由于董其昌“南北宗论”绘画理论的影响，清代画坛流派之多，竞争之烈，是前所未有的。早期，受皇室扶植的“四王”画派，以王时敏、王鑑、王翚、王原祁为代表，成为画坛的正统派，虽然画的内容缺乏生气，但他们以摩古为主旨，崇尚董、王和元四家，讲究笔墨趣味，技巧功力颇深，其山水画风影响了整个有清一代。早期，在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批反正统派的画家，他们大多是明末遗民，政治上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艺术上主张抒发个性，反对陈陈相因。因此，作品往往感情真挚、强烈，风格独特、新颖。代表画家有弘仁、髡残、石涛、朱耷等所谓“四僧”，以龚贤为首的“金陵八家”，以弘仁、查士标、梅清为代表的“新安派”等。其中“四僧”的成就最为突出，给后世的影响也很大。中期，绘画领域画家辈出，一派繁荣。宫廷绘画在皇室的扶植下活跃一时，内容形式丰富多样，人物画的成就尤其突出。同时，在商业经济发达的扬州，掀起了一股新的艺术潮流，这便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他们以革新的面貌出现于画坛。他们藉画抒发自己郁懑的心胸，比拟清高的人品，表达鲜明的个性，因此作品具有较深刻的思想和炽热的感情，形式上也不拘一格，狂放怪异。寓意“四君子”的梅兰竹菊和泼墨大写意手法，是他们最喜爱的题材和画法。“扬州画派”的艺术，对近代、现代的花鸟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晚期，怡养性情的士大夫文人文人画日见衰微，而辟为通商口岸的上海、广州，成为新兴的商业城市，为适应新兴市民阶层的需要，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形成新的流派。著名的有上海地区的“海派”和广东地区的“岭南派”。海派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熊、任颐、吴昌硕诸人，他们继承陈淳、徐渭以来的水墨写意花卉传统，并将书法、篆刻的用笔融入绘画，以苍劲磅礴的艺术形象，开拓了文人画的新途径。任熊、任颐为卖画谋生的职业画家，与任薰、任预合称“四任”。他们擅长人物、花鸟、山水各科，宗陈洪绶画法，作品取材广泛，立意新颖，构思巧妙，笔墨灵活，以清新活泼的画风，博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广东的“岭南画派”，擅画花鸟，注重写生，造型准确精微，吸收东西方水彩画法，敷色清丽融和。
中国书画发展的历史是与书画材料发展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中国书画发展史的历程，宣纸真纸的发展与宋时文人画，明时文人写意画，清时水墨大写意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宣纸最能体现写意的特色，尤其在书法与绘画的结合上最能体现。古人作书画用绢和纸，如前所述，纸的种类很多，大体有生熟之分，写意画用生纸，重彩画用熟纸。宣纸最适宜作写意画，同时也最适宜作中国书法。长期从事美术研究考古，并擅长中国画、水彩画，对建筑、绘画、墨拓、裱画诸技艺均有精深研究的蒋玄佁曾对书画用纸的历史进行过专门研究，他认为中国书画用纸的历史可分为六个时期：六朝为“书画采用纸的时期”，隋唐为“造纸术昌盛时期”，宋为“书画纸仿制时期”，元为“盛行纸底时期”，明为“笺纸时期”，清为“宣纸时期”。根据中国书画发展历史来看，宣纸的发展与文人画和写意画有着密切的关系。
明代书画用纸的种类比前代有所发展。一般人沿袭宋元习惯，多用半熟纸。沈周（1427－1509）以后逐渐使用生纸。至嘉靖前后，徐渭的泼墨写意画，多用生纸来表现富于变化的水墨气息。宣德时朱瞻基定制一种纸，称为“宣德笺”，亦即用檀树皮制出的生纸而加工成的笺纸，质地洁白光腻，制作精细，作书作画，能表现笔墨的神采。一直到明末清初都有人在使用这种笺纸。笺纸虽在唐宋早已发明，而明人则以笺纸为主体。笺纸的加工方法：一为加粉，名曰粉笺；一为加蜡，使砑光如镜；一为染色，各色皆有；一为印花，印各色及金银浅色花纹以增底子美观；一为洒金银，其中纸质有棉料、竹料，裱褙加厚者，除洒金银笺有上等纸外，凡加粉者，无一佳纸。“笺纸所用纸质，本无限定，而经过染砑之后，帘纹平伏不显，鉴定纸质年代颇为困难。明代笺纸其中精制者，均有水印款识。”
明代董其昌创南宗画派之后，继起的清诸画家用纸沿袭明代后期，随着写意画的盛行，生纸大量运用。也有经过加工的特制纸，呈现鲜明时代特色的有：泥金纸、云母笺、粉笺纸和腊笺纸，还有矾纸蝉翼纸等等。根据书法和绘画宣纸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是清代的康熙、乾隆年间，由于以水墨为主的写意画大发展，临书题字的风气盛行，社会上需要大量的宣纸供应。“四王”等均以纸为底，宫廷画家如仇英也尚生纸，而画中怪杰如朱耷、石涛以及扬州八怪非纸不作画，有以用熟纸为耻。书法之中，凡为真正研究书法者，以用生纸为多。根据蒋玄佁的研究，清代书画家以用宣纸最为普遍，“清初画家所用的纸尚为自由择用，但为时不久几乎全部使用宣纸，而产地制造者，其目的亦在画家，故宣纸竟成为书画专用纸。”当时用于书画的宣纸的名称很多，有玉版笺、虎皮笺、水月笺（矾纸）、煮硾笺、罗纹纸、六吉纸、六吉单宣、六吉双宣、特别宣（加厚宣纸）、夹贡等。这里十分明确的说明了到清代时，中国书画与中国宣纸双方发展的互动关系。“皖南的宣纸，专供书画家之用，是十八十九两世纪实为宣纸时期。”从书画用纸历史发展的角度，将清代命名为书画用纸的宣纸时期，这是十分有道理的。
自清以降，宣纸作为书画专用纸的地位越来越巩固，几乎成为中国书画用纸的代名词。作书画必联想到购买和使用宣纸（特殊需要者除外），这已成为书画家和大众的文化生活的常识，由于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就不再赘添篇幅了。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宣纸成为专用书画纸，不断地促进了宣纸产量的提高，品种的增多，花色的繁富。
第二，出版业兴盛对中国宣纸发展的推动。明清时期是中国出版业历史上的极盛时期，皖南地区的出版业其时也达到了鼎盛。尤其是自明隆庆（1567-1572）、万历(1573-1620)后，与宣纸产地泾县毗邻的徽州府地区跃居于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迅速形成在中国古代出版史上独占鳌头的徽州时代。入清以后，徽州府的刻书业仍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就官刻而言，明代的官刻机构为府、州、县署，官学及官立的书院。所刻图书以经史子集、方志、政书类为主，还有大量供呈缴的户口黄册、丈量土地的鱼鳞图册等类官刻本等。据专家考证，仅明代安徽地区修刻的方志就不下200种②。明代皖南地区的官刻机构仅以宁国府和徽州府为例：辖泾县的宁国府官刻，有府学、府、县署、县学及南陵籍山书院。所刻书除周氏所列14种外，还有《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又名《保幼大全》)20卷；元贡奎撰《贡文靖公云林诗集》6卷、《附录》1卷；元余廷心撰《青阳集》6卷；宋梅尧臣撰《宛陵先生集》60卷、《拾遗》1卷、《附录》1卷；明梅鼎祚辑《八代诗乘》46卷；宋唐慎微撰《重刊经史证类大全本草》31卷；明梅鼎祚辑《六朝诗乘》26卷、《总录》1卷、《目录》1卷；明焦竑撰《焦氏澹园续集》27卷；清初学者钱谦益撰《牧斋初学集》110卷；明梅鼎祚辑《宋文纪》10卷等。官修的刻本方志存世的有《[嘉靖]宁国府志》10卷等7种78卷。
徽州府官刻是府署、府学（又称新安郡斋）、紫阳书院以及各县儒学等。据明朝周弘祖的《古今书刻》统计，万历前，徽州府官刻31种图书，占同时期安徽地区刻书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有不少为近百卷的大部头图书。如《批点史记汉书》，实为两部正史，《四书集注》实为4部子书的总称。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载，徽州府官刻的方志现存的明版本的本地区的方志就有明彭泽修、汪舜民纂《[弘治]徽州府志》12卷等13种近200卷。还有各种政书也是徽州府官刻的主要内容。明代徽州府的官刻本具有版本精良、纸优墨匀等特点。今上海市图书馆、河北大学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及安徽省博物馆、上海辞书出版社等藏明成化间徽州府同知张英所刻的宋朝胡安国撰《春秋胡传》38卷及《附录》5种5卷为国家级善本书。万历间古之贤刻《周易传义补疑》12卷，今北京、上海、齐齐哈尔市图书馆藏，也是国家级善本书。周弘祖在《古今刻书》上所说的《皇明文衡》、《篁墩程先生文集》两部书均系明休宁籍学者程敏政所撰的今百卷大书，分别为正德间由推官张鹏和知府何韵校刻，都是当时著名的刻本。还有弘治十年（1197）徽池二郡祠员刻明朝程敏政撰《新安文献志》100卷、《先贤事略》1卷、《目录》2卷及正德二年（1507）知府何韵与罗缙刻元朝胡炳文撰《云峰胡先生文集》12卷等，均为当时的名版。连上海图书馆藏明建邑书林詹张景翻刻《重刻徽郡官板翁太史补选文公家礼》8卷，安徽省图书馆藏书林林雅夫重刻此书，都是现存的国家级善本书，可见原版徽刻图书馆刻印之精。明代徽州府官刻名版还有安徽省图书馆藏万历间书林周氏重刻的明朝何蕴胤言辑《新刊徽郡原板校正绘像注释魁字天梯日记故事》4卷，明吴天洪撰《徽郡重刊造福秘诀》2卷，《续刊新安脱凡子吴望江先生经验集略》1卷，及徽郡原版叶子谷撰《醒睡编》等。清代徽州府官刻本以各类志书和政书为主，紫阳书院作为最大的官刻机构，所刻印的大部头图书被誉为书院本的代表作品。
此外，在宁国府和徽州府还有许多的家刻和坊刻。以宁国府为例，宣城的学者、藏书家、戏曲家梅鼎祚（1549—1615），以鹿裘石室、玄白堂等家刻堂号刊刻自编、自撰及先人著作《书记洞诠》、《梅禹金诗草》、《宛陵集》、《合刻李杜诗钞》、《江光禄集》等200余卷。宣城兴文重学的儒学大吏徐元太，无论在外做官，还是家居，均留意刻书，所刻均为善本。宣城著名诗人施闰章（1618—1683），刻印自撰的诗文集《学余堂诗集》50卷、《学余堂文集》28卷附《外集》6卷等。宣城梅氏家刻的代表人物是梅彀成（1681-1763）编辑时称世界三大数学家之一的梅文鼎（1633-1721）的《梅氏丛书》24种63卷。还刻有梅文鼎撰《绩学堂诗抄》4卷、《文钞》6卷等。泾县的考证学家赵绍祖（1752-1833）将本邑先辈的遗书和地方史乘编辑成《泾县丛书》51种95卷刊刻行世。至于徽州府的家刻和坊刻，那就更是多的不可胜记，这里就从略了。
推动皖南刻书，从而又推动宣纸业发展的还要特别提到徽商。明隆庆、万历以后，一大批经济实力雄厚的 徽商以及名儒学者、附庸风雅的官僚组成庞大的徽州府内域外的 坊刻网络。徽商在中国商业史上称雄三个多世纪。他们雄厚的商业曾左右全国。徽商巨富后重文兴教，关心 家乡建设，文化修养和鉴赏能力均很高。他们以雄厚的资金介入出版界，参与全国同行的角逐。
徽商在刻书品种和版本上，以插图本、丛书、类书、迎合广大市民阶层的 通俗文学、士农工商的 实用图书等，以满足多层次读者需求的 出版总目标取胜，很快在出版界崭露头角，使徽州府六邑书坊林立，并很快形成以府治歙县为中心，歙县、休宁两县为重点的 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刻书走向市场，徽州商人功不可没。
徽州商人经营刻书，有人专门总结了他们的成功 经验：一是徽州商人走出乡邦，占领域外的 图书市场。徽州府有不少书商活跃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全国重要的出版城市。如明末在金陵有汪云鹏的玩虎轩、郑思鸣的 奎璧斋、汪廷讷的环翠堂、胡正言的 十竹斋，杭州有胡文焕的文会堂等。入清后，扬州的刻书业大部分由徽州商人把持。二是徽州商人讲乡谊，协作出版，缩短周期。徽州书商刊刻了不少大部头的 正史、类书、全集、丛书，有的广及数十种，甚至上百种、数百种，卷帙多达百种甚至千数。于是这些儒商出身的徽州书商在经营上讲乡谊，互相帮助，多搞联合出版活动，以最大的限度缩短出版周期。三是改革印刷技术，努力提高图书的印刷质量。中国雕版印刷的几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是由于徽商介入出版业后，在徽州地区或是由徽州籍印刷出版家们创造发明的 。第一是套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实践。第二是休宁县的 胡正言在南京开设十竹斋刻坊，创制了饾版、拱花印刷术，所印《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把雕版套版印刷彩图的艺术推向历史的顶峰。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徽州书商印书，有许多是用宣纸印刷的，如《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均是用高档宣纸印刷的；又如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黟县志》（一志）、同治九年（1870）刻本《黟县志》（一志、二志、三志）、民国12年(1923)印本《黟县志》（四志）均有宣纸印本。
宣纸的发展还得益于泾县翟金生泥活字的发明。翟金生（1774－？），字西园，号文虎，安徽泾县水东人。他的先祖翟震川著述甚富，殁祀乡贤，所以他自谓“下里寒儒，乡贤后裔。”一生以教书为业，精诗善画，他深感先祖“遗编蠹蚀”，殊为可惜，总想付梓刊行，但又“乏开镌之力”。后读《梦溪笔谈》，见“泥印活版之法而好之”，因而“每于课读之余，不惮烦劳，竭智虑以穷其术”。终以“三十年心力，造泥活字板，数成十万。”其中包括一、二、三、四号泥活字，还有泥字模、白丁(相当于空铅)、小圆圈(可能供句逗用的)等。这些都是《梦溪笔谈》不曾记有的，因此翟金生的泥活字不是简单的仿造，而是有所创新。道光二十四年(1844)，翟金生在儿孙们的协助下，试印了自己所著的各体诗文及联语，取名《泥版试印初编》，其中有五言绝句数首，咏自刊、自著、自编、自印诸事，这在印刷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道光二十七（1847）年，翟氏又用小字排印了江西友人黄爵滋的《仙屏书屋初集》5册，诗集中的小注字体更小。道光二十八(1848)年又排印了《修业堂集》20卷。咸丰七年(1857)，翟金生83岁时，又命其孙翟家祥等用泥活字排印、用宣纸印刷明嘉靖年间修的《泾县水东翟氏宗谱》等。
书画（含出版业，特别是皖南出版业）的发展，对宣纸发展的推动是宣纸与书画二者互动发展的又一个方面。书画的发展，不仅要求宣纸的数量要与书画的需求相适应，而且要求与书画的质量要求相适应。反之，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城市市民社会的扩大，书画不断由宫廷走向市民社会，走向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因之，书画市场也不断扩大。这种情势也引导了宣纸生产者不断为适应市场的需求，研究各种不同用纸需要，在增加产量的同时，增加花色品种。同时也由市场竞争所决定，形成了明清以来各个时期的诸多宣纸品牌产品。
“宣纸是中国劳动人民所发明的艺术创造，中国的书法和绘画离了它便无从表达艺术的妙味。”这是郭沫若（1892－1978）作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现代文学家、社会学家和书法家生前对宣纸的高度评价。这个评价充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透过中国宣纸和中国书画的互动关系，使我们看到，中国宣纸与中国书画是中国灿烂文化中的一对“姐妹花”，而培育这对姐妹花的是历代的一切劳动人民。中国宣纸作为中国特有的器物文化（中国书画的载体）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而创造形成的，是中国书画发展，充分表达中国书画的“妙味”的不可或缺的材料。没有中国宣纸，就没有中国书画的今天。中国书画是人们表达情感的特有艺术形式，也是劳动人民表达情感的一种延伸的、扩展的艺术表达方式，其根源也是劳动人民的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人民的劳动是艺术之源，是艺术“妙味”产生的源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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