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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工出细活，精论源深究―评《造纸与印刷·造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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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工出细活，精论源深究―评张秉伦 樊佳禄《造纸与印刷·上编 造纸部分》
1997年夏的一天，笔者拜望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阮芳纪先生，请他谈谈治学方面的问题，先生谈到，做学问要像打探井一样，抓住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研究到底，不能浅尝辄止，不能赶浪头。阮先生曾担任过《历史研究》的副主编多年，他结合自己审稿、编稿的经验说，发表论文，不能单纯追求数量，要追求质量，发表一篇像样的论文，要比发表5篇一般水平的论文好得多，要比发表10篇平庸之作更好得多。出版著作也是一样，要在长期研究问题的基础上，先发表论文，然后串成著作，这样的著作就有真知灼见，就有可能传世。先生的话虽然朴实，但十分深刻，使笔者深受教益。也就从此后，笔者养成了在书店搜觅自己专业和兴趣爱好视野内可能传世的著作的习惯。最近，笔者就读到一部著作，一部肯定能传世的著作――由中国工程院路甬祥院士主编，由大象出版社之《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中之一种《造纸与印刷》。《造纸与印刷》分上、下两编，下编为印刷部分，因笔者对印刷素无研究，故对该著“下编 印刷部分”不敢妄加评论，这里仅对“上编 造纸部分”加以研评。
《造纸与印刷·上编 造纸部分》（以下简称“造纸部分”）约35万字，由樊家禄和张秉伦撰稿，统领性文字“前言”之后分设五章展开，分别为“造纸术的起源”、“麻纸技术”、“皮纸技术”、“竹纸技术”、“加工纸技术”，附录附设“名词索引”、“参考文献”、“英文简介”、“英文目录”等，完全按照国际学术规范来编排和出版，是典型的学术著作。作者之一张秉伦教授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史专业的资深博士研究生导师，另一作者樊嘉禄教授现为安徽医科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是张秉伦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该成果为中国科学院“九五”规划重大科研项目《中国传统工艺综合研究》中的一部分，在张秉伦教授指导的樊家禄博士论文《中国传统造纸工艺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师生2人继续研究并数易其稿而完成的，历时前后5年，是他们师生共同研究的结晶。该著的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通读该著，深感该著的作者为研究和写作该著倾注了大量的辛勤劳动，进行了严谨的思维劳作，有诸多创新之处：
将创新和纠讹结合起来是该著的显著特色。研究问题，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起步的，前人在研究问题时往往要引用材料，这些材料无非包括名人著述、论文观点等。但也无庸讳言，现今许多作者在引用史料时，往往采用转引。转引史料本身无可厚非，因为有的资料可能具有唯一性，如果不转引，可能使自己的论述大打折扣，那就非得转引，但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如果原作者所引是十分严谨的学者，那么他的引用再被转引就是可靠和正确的，如果原作者并非严谨的学者，或在编排发表、出版的过程中发生技术上的失误，那么就有可能出现差错。试看现今一些著作，类似转引出错的问题绝非绝无仅有，限于篇幅，恕笔者不能释例，想读者不会认为笔者的这一看法是空穴来风。但可贵的是，本作的作者们在研究问题使用原始史料时，首先对别的研究者所注引过的史料，根据线索一一加以核对，纠正了一些错误，防止了以讹传讹。这里摭介二例为证：
其一，考证了一些著作转引史料的不实，纠正他人使用史料的差错。如“造纸部分”（165页）指出：“不少著作都提到明代冯梦桢的《快雪堂漫录》，并称该书也有与本文所讨论的资料相雷同的资料。如《中国造纸技术简史》第180页有‘明人屠隆的《考槃余事》、冯梦桢的《快雪堂漫录》、高濂的《遵生八笺》，都有介绍制造金银印花笺法’。《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第280页则说：‘明人冯梦桢的《快雪堂漫录》也记载一些加工纸方法，因多与《考槃余事》雷同，此处不再介绍’等等。”造纸部分的作者为要证实这些说法，他们没有一般地采用转引的做法，而是寻根究底，根据他人研究问题的线索找到了《四库存目》著录《快雪堂漫录》一卷（奇晋斋丛书本），其实他们并没有从该书中找到与《遵生八笺》、《考槃余事》、《蕉窗九录》中重复记载的明代几种加工纸技术资料。这样看来，前者所引并未核对原文，并没有找到原文，而是过份信任了更早的引文作者。虽然这一般说起来并非故意，但从做学问的角度，这就显得严谨不足。这不仅对他们所指出的作者是一个教益，对笔者本人也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其二，对古籍资料重新核对点校，还史料本来面目。如“造纸部分”（164页）关于“造松花笺法”部分指出，一些学者在使用史料时，这部分是这样的：
“槐花半升炒煎赤.冷水三碗煎汁.用银母粉一两.矾五钱研细.先入盆内.将黄汁煎起.用绢滤过.方入盆中搅匀.拖纸以淡为佳.文房用笺外.此数色皆不足备。”
对于这样一段学者经常引用的史料，张秉伦、樊嘉禄在对照进行古纸实验过程中，感到有些记载按照现有断句理解意思较为费解，有的甚至无法理解其意，于是他们核对几个刊本，有的干脆重新进行点校断句，得出他们自己的研究结论，他们认为：
“炒煎赤”《遵生八笺》作“炒焦赤”，据此改。“用绢滤过”《蕉窗九录》误作“绢用滤过”。“文房用笺外，此数色皆不足备”一句实际上不属于这条内容，而是对以上六种加工纸的总结，意思是说文房用笺除了这几种之外，别的都不具备。故应标点为“文房用笺，外此数色皆不具备”。如果照《考槃余事》断句为“文房用笺外，此数色皆不足备”。意思则为这几种笺纸除了作为文房用笺，别无他用，完全反过来了。全段标点如下：
槐花半升炒（煎）〔焦〕赤，冷水三碗煎汁，用银母粉一两、矾五钱，研细，先入盆内。将黄汁煎起，用绢滤过，方入盆中，搅匀。拖纸，以淡为佳。文房用笺，外此数色皆不足备。
作者经过考证史料，几相对照，经过重新点校断句，使人们长期相反的理解得到了纠正。还解释：“槐树为豆科落叶乔木，羽状复叶，花淡黄色。花蕾中含有黄色色素，故干燥后可制成名为‘槐黄’的黄色染料。这是一种媒染染料，以矾作媒染剂，可把纸张染成草黄色。加入云母的目的，是使所染纸面呈现出光泽。”后并列出其工艺流程。作者将创新和纠讹结合起来的地方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了。
将创新和逻辑推理结合起来研究问题是该作的又一个突出特点。研究包括科技史在内的一切历史，实际上都是在研究历史上的残缺，研究历史上的一切东西，不可能都是依靠实物和历史文献的，有的要在扎实可靠研究的基础上恰当地运用逻辑推理来达到创新认识和进行历史复原的目的的。如关于纸药的发明问题，作者们就使用了逻辑推理的办法达到了自圆其说的目的。众所周知，关于造纸用药亦即纸药发现的年代，学术界至今仍为达成共识，日本和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纸药的发明者为蔡伦，另一些学者统而笼之地说造纸术是劳动人民发明的，具体年代未作肯定。本作作者根据所掌握的史料，经过研究，认为蔡伦发明纸药的证据不足，并运用逻辑推论的办法谨慎地推定在未发现新证据之前，他们“暂认为，纸药的发明不早于唐代，而普遍使用则可能在两宋时期。”（该作第28页）以笔者所阅，还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再如，关于宣纸的起源问题，作者们也是采用逻辑推理的办法，认为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推断，“宣州造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以前，张彦远所说的‘宣纸’当指‘宣州之纸’。”（见该著第61页）作者们认为真正的宣纸“虽在原料上与传统的宣州楮皮纸有质的区别，但宣纸成为驰名中外的名纸，根本的因素并不完全取决于其原料发生了改变，而在于制造技术的全面成熟。泾县以檀皮为原料制成了宣纸，掺以沙田稻草之后仍称宣纸，而宜兴在元代虽以檀皮为原料制成纸，并不称宣纸。现在国内外许多地方所产楮皮纸、竹纸等也称（仿）宣纸，如四川夹江宣纸等。因此，我们认为，不能单纯地以原料为判据来区分是不是宣纸，而制造工艺和纸的性能更关键。可以设想将来如果檀皮不够用了，或技术改进之后，可能要用到其他原料造宣纸，但并不一定要更改‘宣纸’之名。因此，我们认为，在讨论宣纸起源问题上，首先似应广义地理解‘宣纸’概念，在宣州皮纸甚至也包括整个皖南地区皮纸的发展历程中考察宣纸发展的历史渊源。”（第61页）这里实际上是对宣纸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从一个侧面给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路。虽然他们的观点与笔者研究得出的观点不完全相同（参见鄙作《中国宣纸》（第二版），第26－56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但笔者尊重他们的研究结论，也给笔者今后的深入研究增填了新的养料。
将创新和实地考察、实验相结合，对加工纸工艺技术要素做出系统总结，为造纸科技史作出充实是该作的一大贡献。根据作者们在前言中介绍，该著在研究和写作方法上，力求以历时文献的考证和传统造纸工艺的实地考察、模拟实验相结合。在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同时，对文献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核对、考证，纠正了现有纸史专著中大量的文献使用方面的失误。为了尽可能多的了解和掌握手工纸生产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先后赴四川夹江、浙江富阳、云南禄丰、贵州丹寨、安徽泾县、潜山、金寨等地，实地考察了各地正在生产的多种手工纸生产工艺，并通过校友系统了解了云南民族地区手工纸的生产情况。在泾县、夹江、富阳和合肥掇英轩文房用品研究所、北京荣宝斋、苏州制扇厂等具有代表性的加工纸作坊和集散地进行调查，收集了大量的加工纸工艺和样品。此外，他们还对仅凭文献资料诠释不能解决的问题或有争议的问题用模拟实验的方法加以研究。他们重点进行了“金银印花笺”生产工艺的复原工作，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他们对文献的分析，而且使“金银印花笺”这一久已失传的加工纸重现于世。掇英轩文房用品研究所按照他们研究的古代工艺生产的系列金银印花笺产品已在上海、北京、天津、合肥等大中城市销售，并且销往海内外，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另外，对于不加纸药能否造纸的问题，他们也在安徽省金寨县的张畈乡马畈村进行了模拟实验，结合后来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证明不用纸药也完全能生产出纸张，从而对学术界关于蔡伦发明纸药的观点提出质疑，提出纸药的发明时间很可能不早于唐代，而普遍使用纸药的时间是在宋代以后的观点。而为了了解和掌握传统印刷工艺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先后赴南京、上海、北京、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在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写作。
该作作者们表现出的作为学者的谦逊态度和科学探索精神堪称榜样。通览全作，笔者为研究者们的谦逊态度和科学精神所打动。全著将前人的研究成就和贡献表述得非常详细、全面，如在造纸部分的前言中，作者们充分估价了明代宋应星、陆万垓，清代颜如煜，民国时期胡蕴玉等人的成就，对当代潘吉星、刘仁庆、祝大震、马咏春、李晓岑等人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介绍，即便是笔者的一些小作也在他们的介绍之列（十分汗颜！）。同时又对古今研究者们不足或他们认为存在错误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们那里，即便是同一人，有成就的承认成就，他们认为不足或不全面的地方也毫不留情的指出问题，反映出他们作为学者的既勇于探索又满怀科学精神的态度。另外，该作的作者们在研究过程中注重以实验证明历史文献中的记载，以实验来验证造纸和印刷技术的演进，历多年于不疲，精益求精，真正体现了作为科学技术史研究者应有的科学精神。
读完该作，笔者认为这是一部同类著作中的杰出之作，如果要笔者用若干个字来概括自己的体会的话，那便是：“慢工出细活，精论源深究” 。它作为国家“九五”重点项目之一，从“出身”来说，是高层次的；成果内容是在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基础上深入研究的，具有研究的连续性、高起点；参加研究和写作的人员分别是博导和博士，具有高水平、高素质；本作作为一项重要成果，一方面是作者奉献给读者的一份负责任的理论研究创新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无疑是一部文化传承中的精品。
（1997年底，读到樊佳禄同志的一本大厚书《造纸与印刷》，因对其中涉及手工纸的部分十分感兴趣，细细拜读，因而文之，投给一家报社，只刊载了不到800字。这里检出，继续介绍这部书，也为向网友您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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