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学英烈故事十五讲 

卷首语

一

西北大学既是西北最高学府，也是西北革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其京陕两源均有丰厚的红色文化积淀。晚清时期即爆发反帝、反封建的罢课学潮，辛亥革命中更是一马当先。民初时期的陕源西北大学是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源之一，1913年在全校开展“社会主义能否适行于今日之中国？”的大讨论。1924年7月，国立西北大学邀请鲁迅讲学，传播新文化，政治经济科主任王凤仪在国立西北大学暑期学校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源流》的演讲。 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刘含初由上海大学返陕任陕源国立西北大学事务长，是西北大学最早的共产党员，并在西安围城期间坚持革命活动，与魏野畴一起介绍国立西北大学学生会主席、文科学生王孝锡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校入党的学生还有李应良、保至善、任鼎昌等。这是西北大学学生中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说明早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西北大学就有了一批愿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先行者。即陕源国立西北大学时期的6位烈士：

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陕源国立西北大学事务长、西安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在为乡亲们写对联时被反动军阀枪杀，年仅32岁；

1925年6月经魏野畴与刘含初一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国立西北大学学生会主席、文科学生、创建甘肃省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共彬宁支部的王孝锡，被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乱刀砍死，年仅26岁；

1925年经吴化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陕源国立西北大学工科学生李应良，因奉陕西党组织之命给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送信而被捕，与李大钊一起走上绞刑架，年仅27岁；

1926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甘肃工农运动新局面的开拓者之一、陕源国立西北大学学生保至善，在郑州英勇就义，年仅26岁；

1924年3月考入国立西北大学、1926年在西安围城斗争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底转入西安中山学院继续学习的任鼎昌，因被严刑拷打致严重感染而牺牲，时年仅30岁；

1923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1927年由国立西北大学转入西安中山学院学习，在渭华起义（1928年5月1日）前夕的“宣化事件”中被捕的王文宗，于1928年6月17日连同8位共产党员，被活埋于西安北门外红庙坡，年仅24岁，史称“西安九烈士”；

1923年考入国立西北大学，后因参加领导反对陕西封建势力的斗争，被开除学籍、1925年在北平大学农学院前身北京农业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黄人祥，在雨花台遇难时年仅26岁。

其中，王孝锡在狱中面对一次次的酷刑审讯，他以钢铁般的意志与敌人进行了顽强不屈斗争，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他被押往刑场的路上，奋力高呼“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精神不死！” 凶残的刽子手举起马刀向他身上乱砍，鲜血飞溅，仍挡不住他高昂的口号声。他以“慷慨歌太平，从容作楚囚，暴刀逞一快，何惜少年头”和 “取来烈火千万炬，这黑暗世界，化作尘烟。出铁笼，看满腔热血，洒遍地北天南”的的英雄气概，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气节、有理想的人文精神的丰富内涵，是建党初期共产主义理想高于一切的精神和民族大义高于一切的精神的杰出代表。

二

西大陕源前身西安中山学院成为半公开状态中国共产党陕甘第一所革命学府，亦为中共陕甘地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地。共产党员刘含初任院长、共产党员李子洲任副院长兼总务长。在校成立有国民党中山学院区党部，以及中共中山学院地下党总支和共青团西安中山学院地下团支部，并发展张策（曾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卫志毅（曾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郑州市委书记）等一批学生在校入党。在此聚集起了邓小平、刘伯坚、魏野畴、刘继增、李子洲、杨明轩、史可轩、刘志丹、吴化之、徐孟周，呼延震东，以及苏联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塞夫林等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培养了以陈浅伦、谢葆真、卫志毅、张策为代表的700余名学生，从而形成了陕西乃至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一个高潮，奠定了以后党的发展的基础。

除刘含初院长以外，西安中山学院时期有9位烈士，即：

1923年初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陕北红军和苏区创建人之一、西安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李子洲，在狱中被迫害致死时仅37岁；

1927年4月入西安中山学院农民运动班，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兼政委陈浅伦，被捕遇害，年仅27岁；

1927年2月入西安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毕业后在前线工作团加入中国共产党，携子自投监狱的杨虎城夫人谢葆真，被害于杨家山中美合作所狱中，年仅34岁；

1927年3月入西安中山学院军事政治班、1930年随刘伯坚东征作战中牺牲于豫南的杨实初（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耿炳光也记不起具体牺牲时间），年仅27岁；

1927年春入西安中山学院学习、1935年初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佳县苏区时留在当地坚持革命斗争，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后壮烈牺牲高绪祖，年仅28岁；

192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受党组织选派,赴西安中山学院农运班学习、曾任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工农革命军总指挥的程永盛,因叛出卖被捕，惨遭杀害,时年22岁；

1925年在西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秋被中共栒邑特别支部派往西安中山学院政治班学习、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员的宁克齐，在靖远县作战时牺牲,时年27岁。

西安中山学院毕业后，谢葆真在中共党员刘伯坚、宣侠父的影响，很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工作泼辣，革命热情高，深得杨虎城赞赏，并经党组织批准与杨虎城结婚。在婚礼上，她说：“我不要什么海誓山盟，更不稀罕什么富贵生活，只要一起干革命就行。”全面抗战爆发后，杨虎城请缨回国抗日被囚。在她看来，既然我救不了你，那我就陪你一起坐牢！母亲不同意她去冒险，但她却说：“我和虎城是夫妻，我一定要去救他。”人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她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立即带爱子拯中等飞抵汉口，随后无论辗转何处，总与丈夫在一起。她为杨虎城生了两个儿子：长子杨拯亚，患白喉症而夭折，次子杨拯中和五位千金：杨拯美、杨拯英、杨拯汉、杨拯陆、杨拯贵。最年幼的杨拯贵是狱中出生，又在狱中与父母一同遇难。在狱中，她身体虚弱，最后竟将她与杨虎城完全隔离关押。在重庆杨家山监狱，她开始绝食，继而又吞金、绝食，在绝食中被特务向小腿注射毒针，痛苦挣扎而死，年仅34岁。当丈夫得知妻子含恨去世，被允许见面时，夫妻已是阴阳两相隔。后来，杨虎城日夜将谢葆真的骨灰盒抱在怀中不离左右，直到他被特务从身后刺入脊背前扑倒地时，骨灰盒才甩出前方数米。解放后整理遗体时，果然在其右前方数米发现谢葆真的骨灰盒，印证了一段至死不渝的革命爱情。正可谓不离不弃，生死相依，一位柔弱女子为杨虎城尽夫妻之道，为家尽妇道、娘道，为民族尽匹妇之责，感天动地，日月可昭。让我们向充满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尚爱情致敬，向这对革命夫妻的高尚爱情观致敬。

三

西北大学京源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是我国俄文教育的最高学府和经由苏俄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源之一。其前身为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为即将修建的中东铁路培养精通俄语的交涉人才； 1912年改为俄文专修馆，瞿秋白为此时期的学生；1921年改为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1928年并为国立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1934年与商学院等合组为法商学院；1937年9月迁陕相继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国立西北大学法商学院，由商学系承办俄文先修班，继续俄语教育。刘泽荣教授在1936年开班时曾讲话指出“我国唯一学习俄文的学府，便要算本学院的商学系了”。原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平大俄文教授王之相，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平大经济系主任李达教授，起草《五四宣言》的学生领袖、平大政治系许德珩教授，《资本论》前三章最早中译者、政治系主任陈豹隐教授，《资本论》全廿章最早中译者、平大法学院侯外庐教授，被毛泽东称为人民哲学家、平大经济系主任沈志远教授，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中国通史新体系的探索者、平大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范文澜等均曾在此任教。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联大、西北大学继续教授俄语、传播马列，推进抗日民主运动，以致被称为“抗大”。西北联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抗日救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发祥成长地、西北大后方抗日民主学生运动的主要高校和最早建立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高校之一。因此，在西北大学京陕两源的各个时期，涌现了一批革命烈士。

这一时期，有2位烈士，即：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由辅仁大学历史学系转入西北联大文理学院历史系学习、1939年任中共陕南学校委员会负责人兼西北联大党支部书记的刘骏达，1949年12月7日在成都十二桥英勇就义，时年39岁；

1912年考入西大前身西安三秦公学，1915年该校与西北大学附属中学合并为省立第三中学，1916年毕业于该校，1939年起相继任国立西北大学讲师、副教授兼课外活动组主任、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委员会委员兼宣传股股长的傅鹤峰，1949年12月22日在成都西门外金牛坝被活埋，时年54岁。

其中刘骏达，代表的精神正是西北联大的抗战西迁精神。刘骏达中学毕业，千里迢迢从四川到北平，考入北平辅仁大学，目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三省，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便毅然走出书斋，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革命抗日运动中。1936年加入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日本攻占北平后，不甘做亡国奴的刘骏达被迫离开北平流亡到山东烟台，参加平津流亡同学会和浜县抗日宣传动员委员会，夜以继日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后因韩复榘不战而逃，山东沦陷，刘骏达再次被迫流亡，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到达成都，经川康特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又接到地下党组织指示，要他转学到西北联大学习和工作，复任陕南学校工委兼联大党支部书记，为大学抗日救亡运动作出重要贡献。自己北上平津，南下川康，东赴齐鲁，西去成都，再赴陕南，颠沛流离，但为民族解放运动而奋斗的意志始终坚定不移。成都解放前夕，他投身反饥饿、争温饱斗争，发动全市中学教师开展罢教斗争和全市尊师运动，与妻子马力可（同为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生）一起被捕，后妻子由你怀孕被保释，刘骏达则英勇就义。他托出狱的同志给妻子马力可带去一本在书页用火柴头写着“忠贞谨慎”四个字的书，并在他们的结婚照片上题词 “力可与我结婚了，今后我们要互相敬爱，互相勉励，为我们理想奋斗。凡有利于人群之事，不计较待遇之厚薄，位置之高下，皆乐为之，这样方不辜负我们结合的意义。” 他用自己的言行和生命践行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对家庭幸福的“谨慎”，以及不计个人得失，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高尚境界，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坚贞不屈，表现出共产党员高尚的革命情操和气节。

四

新中国的西北大学时期，有5位烈士，即：

1949年9月21日在彬县黑河桥因河水暴涨，导致翻车落水，而牺牲的国立西北大学医学院女生冯白华和武琦，一位年仅21岁，一位年仅22岁；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4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自西北大学石油地质系毕业，1958年9月25日在新疆中蒙边界的三塘湖盆地率队进行石油地质勘探时，遇寒流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8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地理系。1989年4月16日，在西安鄠邑区境内高冠瀑布风景区为救落水女工，落入深潭而牺牲的郭峰，年仅20岁。

2001年考入西北大学MBA工商硕士研究生并获西北大学国民经济学研究生的西安宝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戴俊，2007年6月26日晚在西安环城西路自来水公司公交车站附近，为救遭劫女青年孙蓉而被三名歹徒围攻，身中数刀，伤及要害，失血过多而亡，后被陕西省政府追授为“陕西省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称号，奖励十万元，先后被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确定为全国道德楷模、文明风尚典型和革命烈士、“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江苏省委、江苏省青年商会追授英雄戴俊为“江苏省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西部电影集团根据戴俊真实事迹，拍摄了纪实性故事片《戴俊》。

然而，由于战争频仍，辗转迁徙，存留档案甚少，一些烈士甚至连牺牲时间、地点都不不清楚，无法单独立传，只好在文末简略叙述。

对于现存史料相对充实的烈士，约有 16位。其中，遇害时，年纪最大的为傅鹤峰54岁、刘骏达39岁、李子洲37岁、谢葆真34岁、刘含初32岁、任鼎昌30岁；年龄最小的杨拯陆22岁、冯白华和武琦，分别为22岁和21岁。其中王孝锡、黄人祥、保至善遇难时均为26岁，李应良27岁。其中，除傅鹤峰以外，均为中国共产党员。他（她）们为革命献身之时，大多数正值青春年华，但是为了理想、为了民族、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他（她）们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杨虎城与谢葆真的女儿杨拯陆，在西北大学地质系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我要做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的文章指出：“还在上中学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就充满着理想。想做一名教师，用自己的血汗去灌溉正在成长着的社会主义幼苗。想做一个畜牧工作者，使祖国草原上的牛羊长得肥壮。想学冶金、采矿，也想做一名地质工作者。总之，我想得很多，但最吸引我的是做一名地质工作者——祖国工业化的尖兵。我们的祖国要繁荣富强，要有最现代化的工业，要有强大的国防，这一切和什么关系最密切呢？煤、石油、钢铁、金属是少不了的，而发现它们的正是我们的地质工作者。想到这些，我就感到责任重大，也感到无比光荣，再一次深刻体会到祖国工业化尖兵这个称号的含义” “在这一年中，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和锻炼自己，准备把自己的全部青春、智慧和劳动，贡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对我的期望”。毕业后，她可以选择去北京，也可以选择留在西安，但她毫不犹豫地到新疆戈壁荒漠为国找石油，担任女子勘探队队长。她把最远的路留给自己走，把最高的山留给自己爬。她领导的106勘探队，常常超额完成任务，完成了1950平方公里的地质详查，详查面积是原设计的205％。她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和严谨细致的科学求实精神，用自己的双脚，踏勘了探区的每一片土地，撰有《克拉美丽红山区地质调查总结报告》，明确指出该区存在生油层，存在储油构造，30年后果然出油，其预测得到确证。当她听说大学同学、113地质勘探队队长戴健，轮台吐格尔明地质勘探队队员李乃君、杨秀荣，115队实习生周正淦，113队队员李月仁，都先后在勘探工作中壮烈牺牲。他不但毫不畏惧，还给战友信中写道——“我想你可能早已听到那些不幸事件。当然我们不能因此而产生害怕的思想，我们的同志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为了他们未竟的事业，我们应当以更勇敢的行动来弥补这些损失”。一次，在三塘湖地区执行地质普查任务时，突然风雪交加，气温骤降，遭遇强寒流风暴，迷失在回营区途中。当人们找到她冻僵的遗体时，发现她俯卧在一道冰封雪盖的斜坡上，两臂前伸，十指深深地插在泥土里，而在她的怀里，一张新绘的地质图和她她新涂上去的识别色缺依旧如新，保存完好，她是将这些石油地质资料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从中升华而起的这股子“英雄气”，正是我们在此所要揭示的“西大精神”。可喜的是，新疆石油人踏着杨拯陆的足迹，打出了日产百吨的油井，使三塘湖油田日产上到千吨。石油人终于梦圆三塘湖，也实现了杨拯陆的梦想。

五

西北大学于2019年4月11日举行纪念革命英烈刘含初研讨会，来自国内多地，除陕西省委、延安市委及黄陵县委相关领导，以及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科研院校党史研究专家学者外，还有刘含初烈士的亲属20余人参加，从而营造了缅怀英烈的浓厚氛围。党委常委、西北大学常江副校长在致辞中说：“重读先烈事迹，深刻缅怀先烈。回望历史，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更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正是我们研究革命先烈和讲述先烈故事的初衷所在。我们希望，由此出发，不断厚植大学文化底蕴，认真总结120年来的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凝练西大精神，成为我们走向新时代的强劲动力。

早在1982年，西北大学梁星亮教授等即开始对刘含初烈士作了系统研究，并采访了吴化之等亲历者和刘孟邻等亲属，在《革命英烈》1982年3期发表有《刘含初烈士传略》，是为刘含初研究的最早文献。2021年，西北大学姚远、周明全、耿国华、马朝琦等走访了黄陵县党史办公室、黄陵县地方志办公室、黄陵县气象局、建设中的刘含初纪念馆等相关部门，以及备村、北村等刘含初烈士的亲属和早期村干部，调阅了部分档案，获得一批珍贵的档案、照片、录音和录像史料。其中，1979年2月26日刘含初女儿刘秦真写给西北大学梁星亮等同志的亲笔信原稿（含照片），以及1979年2月女儿刘孟邻的《回忆刘含初烈士》亲笔原迹文稿等档案弥足珍贵。另外，1944年7月余正东主修，黎锦熙校订的《中部县志》（即黄陵县志，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中有关“刘翰章”的条目，为了解国民政府视角的刘含初提供了新的线索。西北大学常江副校长带领访问黄陵县有关部门，并在后期修改出版中给予鼎力支持。在本书主要内容作为“西北大学校史中的红色印记”展出时，王亚杰书记、田明刚常委、王旭州馆长，曾给予包队的修改意见。在本书稿内容提要以《信息参阅》形式内部刊载时，梁木副主任、姚文琦教授给予很多中肯的意见。谨致谢意！

然而，对于西北大学英烈的研究，毕竟还很薄弱，我们的起步也很仓促，加之涉猎有限，缺漏错讹之处，尚望不吝赐教，以便不断修订完善。

本书执笔分工：

第一讲  姚  远 周明全 耿国华    第二讲  姚  远 周明全 耿国华

第三讲  肖  洋 黄  怡 陈中奇    第四讲  姚  远

第五讲  王  璐 黄  怡 陈中奇    第六讲  姚  远

第七讲  伍小东                  第八讲  刘景华 陈中奇

第九讲  曹振明                  第十讲  伍小东

第十一讲  伍小东                第十二讲 沈玉霞 陈中奇

第十三讲  曹振明                 第十四讲 林启东

第十五讲  姚  远  赵嘉文  王旭州

编  者

2022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