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白驹过隙，汶川地震马上就要一周年了。按照新闻行话来说，这又是一个“节点”——就如震后的一个月、一百天和半年。

 

 

 

过去的一年中，我来了四川三次，历经了三种不同的心境感受。

 

 

 

去年６月３日到１９日，我第一次来到灾区，待了十七天。当四川人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的时候，我也和同事们一道，在震后的映秀、绵阳、绵竹、青川、北川等地忙碌着采写新闻。虽然奔波异常辛劳，但心里感到非常充实，两次将回北京的行程推迟。那彷佛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回北京后，我还做了自己生平第一次的ＰＰＴ，配上成龙那首《生死不离》，放给朋友、家人看。回想起来，那真是泪水和感动交织的日子。

 

 

 

今年过完春节，因为采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川几个乡镇开展的“长江水学校”项目，我又借道重返“根据地”绵竹。这次，在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安置点”的容纳了４万人的武都镇板房区，昔日明晰的悲伤氛围变成了一种对未来生活——特别是就业和住房——的迷惘，而且政府、社区、NGO、居民之间的复杂纠葛显现了出来，既有正向的信号，又有负向的暗流，很难用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来标定。

 

 

 

在一周年的“节点”之际，我又一次来到了四川，而且是带着“挖故事”的任务来的。临行前，组里“策划”了一组题目，其中之一是重组家庭。

 

 

 

二月重返绵竹的时候，我就采访了一个震后婚介所。当时，我请婚介所的陈姐帮我介绍几个她撮合成功的，想跟他们聊聊，但她联系了四对夫妻或者恋人，没有一对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因此，这次的重组家庭的采写，就变成了两个月前未竟之事的续笔。

 

 

 

托了许多人之后，我终于找到了汉旺镇一对新婚两个月的中年夫妻，女人姓杨，前夫在地震中死亡，男人则是离异，他们分别带了一个男孩和女孩。

 

 

 

去汉旺的路上，司机胡科告诉我，前两天他陪一个记者采访，那位同事倒也干脆，上来就问在地震中丧子的一对夫妇，“你们还有生育能力吗？还能生第二个孩子吗？”

 

 

 

胡师傅感到哭笑不得，我听后则有些不安甚至惭愧：我虽然并不想揭人伤疤，但我这个题目是不是也会在事实上达到这样的效果？毕竟，感情和家庭的事情，是私事。我思量后，决定在采访中绝不主动问一个他们的前妻、前夫有关的问题。

 

 

 

男主人和女主人都生性腼腆，我问他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只是浅浅地说了一句“还是可以”。对于特稿来说，细节是灵魂。要是以往，我可能还会再呆一两天，细细体验他们的生活。但这次的采访只持续了１个多小时，我嚅嗫了半天，许多想问的问题还是被抽了回去，或者陷入了空白状态。

 

 

 

自己的表现，也与此番进川的总体感受也有关。来了五天，我的内心一直比较冲突：作为人的伦理和新闻的某种职业性掠夺（对他人信息的占有）的矛盾。我一直认为，好的报道，应该是建立在采访者与被访者良好的交流基础之上的（当然，记者第三只眼的特殊角色，注定与被访者可能难以成为真正的朋友或者利益协同者，此话题另说）。但在天灾之后，生活绵绵，川人或隐忍不语或天性乐成，总还要继续。我委实不忍细细探究对方的生活。倘若被访者不愿意说，那就让他们保留沉默的权利吧。我从不认同记者是所谓“无冕之王”，也没有这样要求他人的权利。诚然，挖掘信息、提出问题、采写故事是记者的天职，但在与人性放在同一个天平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一个人，而宁愿放弃记者。

 

 

 

      

 

 

 

我不禁又想起了这张照片。１９９４年，南非记者Kevin Carter凭借着在苏丹拍到的这幅秃鹰觊觎垂死挣扎的孩子的照片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但他在受到人们的道德非议后，最终自杀。而这也成了新闻伦理历史上的一个著名公案。有人说，如果记者不写下或者拍摄下这样令人震撼的故事或者画面，人们就无从了解那个世界的真相，也无法真正帮助到他们。

 

 

 

可是，我始终认为，生活是远远大于新闻的，而新闻传播效果的获取，也不一定要非此“震撼”不可。真实的生活，往往是由一个个细碎庸常、百无聊赖的片段构成的。提炼“新闻性”，对于记者固然无可非议，但“震撼”和“轰动效应”，也许反而抹煞了生活的本真。在这样一个“节点”，廉价和过度消费他们的伤痛，是可耻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眼下媒体们短枪长炮一股脑涌上的周年节点，跟受灾群众无甚关联。你能说，３６５天的北川和汶川，跟３６６天、３６７天的北川和汶川，有本质的差别吗？当尘埃落定的时候，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生活仍如汩汩流水前行：伤痛需要时间慢慢抹平（甚至抹不平），重建也需要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努力。各种资源、力量的博弈与整合，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落定的。这一切，与一周年、两周年、十周年的“节点”无关。有关的，只是生活和生命本身。

 

 

 

回到５·１２，这个周年，果然如我们所预期的，那么重要吗？对于再婚的这位杨姓大姐来说，也许并非如此。

 

 

 

地震发生在阴历的四月初八。今年５月１日，也就是阴历四月初七，她和新组建的家庭——包括至今还喊她“娘娘”（当地所说的“姑姑”）的“新”女儿——回到了遵道镇，为前夫上坟。

 

 

 

“我们这里，祭奠是不能按整一年算的，得提前一天烧纸。”她站在板房区１２０幢的夹道中，用双手拼命擦去眼眶里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