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果的私信内容如下，

“费老师，您好，想请教一下，这位教授发表的论文：

[《]底层群体为何拒用智能手机？——基于重庆棒棒的扎根研究》（《国际新闻界》2022） ，其扎根虽然用了三级编码，但似乎是先编码，理论饱和后再考虑文献的，请问此文除编码用了三级外还有何不足？感谢老师批评指正 [。]他声称使用的是建构主义扎根范式”（私下沟通，2026年6月28日）

我很早就已经关注到这篇文章（刘国强、颜廷旺，2022）。该文所采用的“扎根理论”之研究方式既不符合最初的扎根理论（ref.），又不符合后来的、所谓其它几个版本（ref.），而是把它们揉杂在一起，即杂交版扎根理论。这是典型的缺乏了解任一所谓版本的扎根理论的表现。具体如下：

（1）操作路径

正如@陆果在私信里指出的，“本研究采取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分析取向，同时遵循程序化扎根理论的操作路径，对原始数据执行三阶段编码程序，即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与选择性编码。”（刘国强、颜廷旺，2022, p.82）就算是所谓建构主义扎根理论，它也有自己的操作路径（Charmaz, 2006），为什么不用呢？

（2）文献回顾

刘国强、颜廷旺（2022）特别说明，“有必要进行说明的是，本文的文献回顾是在调研结束后进行的补充，并未在研究前进行过度预设，故应当符合扎根理论不做预判的研究范式。”（p.93）这一做法既不是他们采取的所谓建构主义扎根理论里的，又不是他们遵循的所谓程序化扎根理论里的做法（p.82）。

比如，在所谓建构主义扎根理论里有提到“sensitizing concepts”（Charmaz, 2006, p.17），

“…sensitizing concepts and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rovide a place to start, not to end. Grounded theorists use sensitizing concepts as tentative tools for developing their ideas…” (p.17, emphasis in original)

这些一开始就用到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刘国强、颜廷旺（2022）在文献回顾中提到的比如“数字鸿沟”等概念和理论（p.79）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真的像他们在注释1里讲的那样，“本文的文献回顾是在调研结束后进行的补充”（p.93），那么刘国强、颜廷旺（2022）的以下研究问题是什么时候提出的？调研前还是调研结束后？

“欲探究如下问题：

相较于知识精英书写的高度规范化文本，底层主体自身会以何种态度看待数字媒体（在本文中特指智能手机）？其应对数字系统的具体策略是什么？“数字鸿沟”理论在地方性社会系统中的适用性如何？”（p.79）

（3）采样

刘国强、颜廷旺（2022）的“ 在理论抽样原则下采取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和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ling）两种方式”（p.82）到底是什么？理论性采样就是理论性采样，其中不包括N种方式（Glaser, 1978）。

（4）用扎根理论仅仅是为了编码与分析？

刘国强、颜廷旺（2022）在该文的第一部分就明确指出，“在半结构化访谈的基础上使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p.76）。扎根理论仅仅用来编码分析？

（5）“ 用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

刘国强、颜廷旺（2022）还提到，“……科宾（Juliet Corbin）（2015：前言3）也鼓励‘研究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运用这些程序（procedures）……’”（p.81）。按照这一说法的话，所谓这一版本扎根理论里只用“开放性编码”这一种编码就行了，反正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嘛。

支持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