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我看苏东坡

苏轼晚年曾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来概括自己的一生。的确，苏轼一生大起大落，起则入居中枢，为帝王之师，为文坛领袖；落则贬至江湖，为地方官员，孤苦无依。但这恰恰炼就了他超然物外的心境，成为后人倾慕不已的偶像。

我看苏东坡，看他的仗义执言。

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造成了变法派和传统派的尖锐对立。苏轼并不反对变革，当他得知变法将以学校代科举，恐变革太快酿成大祸，便写下了《议学校贡科举》，大胆直言上谏，未果。王安石变法重“国富”而轻“民生”，不惜重法压榨人民，人民苦不堪言，过于激进导致结构紊乱。苏轼对人民的同情油然而生，他奋笔疾书，写下洋洋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包含对君主的忠心与对国家和人民的挚爱。但宋神宗变法心切，上书以失败告终。苏轼与变法派的矛盾日益尖锐，只得请求外任杭州。

到杭州，他看到王安石的青苗法有陷阱，便用诗歌表达对其的讽刺与不满，他只是单纯地表达不满，希望皇帝作出改变，还人民安定的生活，但诗歌却被利用曲解成为乌台诗案的“罪证”。有人说苏东坡他太直爽，太性急，明知是死胡同还往里面钻。他如果闭口不言，待时局向好时再“致命一击”，就可能成功，但苏轼等不及。在他骨子里的“民本思想”，怎能让他甘于等待呢？

仗义执言的性格应根据环境条件、人际关系等来评判。苏东坡敢于直谏是为民的“大爱”，但是否意味着仗执言就一定是高尚的品质呢？不然，比如上课时同桌找你说话，你拒绝他时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误认为你是“罪魁祸首”，你想为自己辩解，但如果你回怼老师的话，他只能认为你在狡辩，最明智的办法应该是下课后找老师解释，这既给老师一个台阶下，尊重老师，还顺利的解决了问题，苏东坡是别无他法，而我们可以“退一步海阔天空”，以退为进，等待机会。

苏轼调任湖州后，例行写了《湖州谢上表》，却被小人吹毛求疵，罗织罪状，苏轼被解到汴京，将近两个月的审讯，使苏轼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难以言喻的凌辱和折磨。所幸，苏轼在曹后的善举下，从轻发落，贬至黄州。

黄州是一座偏僻的江边小镇，任何人走到这里都不免产生一种被遗忘，被弃置的凄凉感。对于囚禁了一百三十天、备受折磨的苏轼，更使他心境凄凉，甚至是对外界的恐惧。“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但是，他不会让自己无休止地沉浸在郁闷忧思之中，很快便想方设法地自寻其乐。

我看苏东坡，看他的超然旷达。

他求老百姓讲故事，和小孩子们一起打水漂，结识了性情各异的朋友，在积蓄将花光时，好友马正卿千里迢迢地赶到黄州与他同甘共苦，并从有关部门获得许可，批给苏轼城东山坡上的一片废置的营地。苏轼亲自带领全家老少早出晚归，开垦荒地，清明之前播下大麦，最终喜获丰收。他在普通的生活中，渐渐淡然了被贬的伤痛。

他对大雨毫不介意，“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乐观积极，“休将白发唱黄鸡”；他与怀民月下漫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能立足现实，从苦难中寻求快乐，从凡夫俗子的普通生活中发现愉悦自身的美，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这也使他卓然独立于世人之上。

苏东坡无力救天下百姓，却救一方庶民；他无法改变被贬的处境，却可以使心境超然物外。在我们遇到挫折时，我们何不想办法乐观积极呢？越挫越勇，迎接下一次胜利的曙光。

但我们不能漠视磨难，我们要从磨难中审视自己，汲取经验，为将来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看苏东坡，看他的仗义执言，超然旷达，也看自己，“择其善者而从之”，在一蓑烟雨中，我找到了前行的路。

（冯亮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