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小饭馆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校门口一溜儿排开，门脸窄窄的，店里摆着几张快餐桌，预备给学生吃饭。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店里帮忙。整天地站着擦桌子，总觉得有些单调，有些无聊。城管是一副凶脸孔，学生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

孔乙己是穿着校服而潦倒旁听的唯一的人。他身材矮小，青白脸色，一部乱蓬蓬的花白胡子。穿的虽然是校服，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大先生的小说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

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吃饭的人便都看着他笑。

“孔乙己，你脸上又添新粉笔灰了！”

他不回答，对柜里说，“一碗面，要热的。”便排出两枚硬币。

“你一定又去蹭课了！”

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

“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混进教室，被教授赶了出来。”

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旁听不能算蹭……读书人的事，能算蹭么？”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有教无类”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高中，但偏科太重，复读几年始终没有考上大学。他记得住《左传》里的每一场战役，背得出《史记》的每一篇序言，却永远算不清二次函数。后来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便跑到大学来旁听。幸而写得一笔好字，替教授们钞钞书，换一碗饭吃。

坐不到几天，钞的书里夹满了他的批注。教授觉得烦，渐渐不叫他钞了。

孔乙己没有法，便只好继续蹭课。

有一回我问他，“教授能让你听么？”

他显出极高兴的样子，点头说，“让呀让呀！”

我暗想，他穿得如此寒酸，教授们竟然没把他赶出教室。

他又说，“我在自考历史本科文凭！”

我听后对他肃然起敬——虽然旁边的人都在笑。

孔乙己吃过半碗面，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得教授么？”

他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

“你怎的连半个本科也捞不到呢？”

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

他还是常来。有一回竟很恳切地要教我写“历”字的四种写法。我刚用指甲蘸了面汤，见他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块钱呢！”

一个吃面的学生说，“他怎么会来？……他考到省城的研究生了。”

掌柜说，“哦！”

“这一回，是自己发奋。考了两年，竟考上了。”

“后来呢？”

“后来毕业了。”

“毕业了怎样呢？”

“怎样？……谁晓得？许是读博士了。”

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地算他的账。

放寒假之后，一天的下半天，没有顾客，我正合着眼。忽然听得一个声音，“来一碗面。”

那孔乙己便在店门口对了门站着。他穿着件黑色羽绒服，背着双肩包，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

掌柜伸出头去，“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块钱呢！”

他很颓唐地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

面端上来，他从羽绒服内袋里摸出八块钱，放在我手里。见他满手是冻疮——原来他刚从省城回来。

不一会，他吃完面，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背着双肩包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

几年后的一个下午，我正擦着桌子，忽然门口汽车喇叭响。车门开处，走出一个人来，西装革履，皮鞋锃亮。

他摘下墨镜，笑道，“一碗面，要热的。”

我一看，正是孔乙己。

他脸上红润了许多，胡子也剃得干净，几乎认不出了。掌柜忙让进雅座，他摆摆手，仍坐在靠门的快餐桌旁。

我下了面，他吃得很快，一面吃一面说，“还是这个味道。”

吃完，从皮夹里抽出两张百元钞票，说，“不必找了，连旧账一并清了。”

我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他说省城硕士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博士，又去了韩国做博后，回国后在省城高校做了教授。

“教授能让你蹭课么？”我忽然想起当年的旧话，脱口而出。

他一愣，随即笑了起来。

“现在是我给别人蹭了，”他说，“前些日子还有几个旁听的年轻人来找我，问能不能进课堂。”

“那你让不让？”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让呀让呀。”

临走时，他递给我一张名片，上头印着“国立辟雍泮宫大学国学院特聘教授”。我送出门外，看他钻进轿车，一溜烟开远了。

此后又常常听见他的消息。今天在CCTV上讲国学，明天去给总裁班授课。店里吃面的学生，有时指着手机屏幕说，“这不是从前常来蹭面的孔乙己么？”大家便都笑着看他。

前些天，他又来了。这回是路过，说想吃一碗热面。

面吃到一半，他忽然放下筷子，看着手机出神。我凑过去一看，屏幕上是一个AI古籍整理平台，正演示着自动校勘《史记》的功能。

“我们那时候，钞一部《左传》要三个月，”他说，声音很轻，“眼睛钞花了，手钞肿了，错一个字，整页重来。”

他把手机递给我看。屏幕上，AI三秒钟校完了十万字。

“现在想读书的人，不用再受这份苦了。”他笑了笑，眼角皱纹很深，“想听什么课，网上都有；想看什么书，云端都能借。我那会儿要是有这个……”

他没有说下去。

我忽然想起那年他用指甲蘸面汤，想在柜台上教我写“历”字的四种写法。

“那您还觉得，那四种写法有用么？”我问。

他愣了一下，低头看着碗里氤氲的热气。

“有用。”他说。

“AI认得所有写法，但只有人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写。”

他顿了顿，又道，“写字的苦可以免了，读书的苦还是得自己吃。这一点，古时候和AI时代，是一样的。”

吃完面，他扫码付钱。我瞄了一眼他的手机屏幕，壁纸是一张旧照片——十几年前，一个穿着破校服的中年男人，弓着背在大学公告栏前抄课表，身边人来人往，没有人看他一眼。

他注意到我的目光，把屏幕按灭了。

“那时候也不知道能不能读出来，”他说，“就是觉得，坐在教室里听课的那四十五分钟，是那一天里最像人的时候。”

我送他到门口。他忽然回头，说，“那十九块钱……”

“早还清了。”我说。

他点点头，没有再提。

我到现在还记着那十九块钱——大约孔乙己教授的确已经忘了罢。

或者说，他从没有忘。

他只是把那一碗面的钱，还成了别的东西。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