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关注科学和科学家吗？

我们创办这所学院，旨在探索起因和事物隐秘的运动，并把人类帝国的疆界拓展到一切可以影响的事物。（Francis Bacon）

有些事情会让人深感不安，有些事情人们渴望但是又感到恐惧，有些事情在培根的预设中总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越是接近目标，就越没有吸引力。（Jon Turney）

外界不喜欢科学的这种观念在科学共同体之中广泛存在。就像真正的婚姻一样，它们通常向第三方发泄心中的怒火，而在科学与社会关系中的第三方不是另外一个人，也不是岳母或者婆婆，而是记者，科学家嫉妒记者们不公平地从公众那里中赢得了民心，因而作出了共同体的决定。

有关社会共识以及一系列职业可信度相关调查的结果显示科学家的排名通常比较靠前，比如欧罗巴晴雨表的报告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指标。

根据2001年有关科学和技术的欧罗巴晴雨表报告，在欧洲三个最受尊敬的职业分别是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而记者，企业家，政客则位于这个名单的后三名。科学和技术的效益以及其消极后果之间的平衡也被认为是积极的。

然而，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实际上，同样是这份报告还显示42.8%的欧洲人赞同这样一种表述，即“科学家应该对其他人错误地使用他们的研究成果负责”，而80.3%的人也赞同“权威应该正式地督促科学家遵守伦理规范”的看法。

对科学的情感揭示了迷恋与恐惧之间的摇摆不定。在存在着矛盾心理的地方，把正面的看法变成负面的并不需要太多工作。

矛盾心理是当代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在持续发生变革的时代，希望与威胁是并存的。就像文化历史学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 Bearman）写道：“现代性是使人耳目一新且让人筋疲力尽的，它充满着活力与惊恐。首先它是开放的。现代意味着居住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即给人以奇遇、力量、愉悦，给我们自身以及整个世界发展和变迁以期望。同时，它又有破坏一切我们所有的、所知的风险。”

对于技术来说，矛盾心理是更加清晰的，在技术中我们认识到可能的益处，同时也看到技术摧毁由来已久的局限以及消融已有类别的能力。为了对科学“权利”扩大的诱惑进行限制，我们必须给予关注：在任何情况下，除了更加正确之外，自我节制比一定程度上还十分流行的技术乐观主义更加明智。

另外一种心理机制也在发挥着作用。它们力量强大但是却很简单。其中一个就是当面临新事物的时候，会出现一种不必要恐慌的趋势，而不是没有看到潜在危害的风险。德国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面对新的科学进展，人们对此产生消极反应的几率比积极反应高四倍。这种类型的“本能合理性”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对消极信息会极其关注，还可以解释我们倾向于把科学的收益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同时过分地夸大科学带来的失误或者它引发的恐慌。

另外一个心理机制就是对那些拥有我们所没有的知识的人表现出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它倾向于在专家（更一般意义上来说，那些接受过科学教育的人）和其他人之间制造一种障碍。

从这点来看，从DNA到纳米技术，科学的新“研究对象”是无形的，且位于常识之外，常识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结果，它们变得更加神秘，可能会引起不信任，甚至是冷漠。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科学博物馆现在的影响力极其有限，且参观者几乎全部是儿童。如果容易地理解蒸汽机是如何工作的能够成为事实—也许通过剖面图或者机械模型的帮助，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拆开一部手机并且盯着它看上几个小时而全然不知它是如何工作的了。今天高污染的煤炭比高频率的电磁波受到更多媒体报道的青睐，这一点也不奇怪。媒体放大了这些所有的担忧。

对科学和技术的矛盾情绪使得人们在迷恋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但是基于不同的文化环境，这对情感丰富的夫妻之间的交叉点是不同的。今天，相较于欧洲来说，科学在亚洲和美国可能会激发出更多的迷恋情感，同时这种情感也比阿拉伯国家高很多。

回到我们最初的比喻，科学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今更像是一对现代的夫妻，因为双方都是平等的，所有会有更多的争论（以及更多的离异）。因为这个原因，公众理解科学开始成为了一个“不明智的”表述，现在最好用参与（engagement），双向性(bi-directionality)，参与传播（involving communication）和辩论（debate）来替代，但是首先是要有对话。

如果科学和社会想相处融洽，那么它们必须学会更多且更好地沟通。没人说这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需要付出的代价。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案例，比如芬兰，加利福尼亚和其他亚洲国家，使我们看到了把这些代价能够转变为机遇的希望。当然，这是对“夫妻双方”来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