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北站，我学术启蒙的地方

王德华 

(说明：中国科学院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现在的名称是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站50周年。受邀写此文以作纪念。）

首先热烈祝贺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站五十周年！

作为曾在海北站工作过的一员，看到50年来海北站的建设和发展，很是感慨。受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办公室的邀请，写几个片段以作纪念。

第一次参加国际会议：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国际学术讨论会

在海北站建站10周年的时候，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于1986年7月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名称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刚结束在兰州大学的基础课学习回到所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与）国际学术会议，所以印象特别深。读高中和大学学英语的时候，一直幻想着听听外国人如何讲英语。这次大会来了不少国际学者，会议专门安排了翻译。我们几个刚回所的研究生被安排参与会议准备工作。王兰和曾莉两位女士担任大会的翻译工作。国内学者的报告有的已完成文字稿，两位翻译让我们去协助她们做翻译练习。我们念一段中文，她们翻译为英文，这样练习了好几天。这次国际会议对于全所职工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开阔了眼界，见识了国际学者的风采，国内学者也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了中国科学家的工作。由于涉及的学科专业较多，会议翻译对国际学者报告的即时翻译有些吃力，记得当时国内参会的上海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学研究所的王天铎先生，他主动提出让他试试。王先生做了好几个报告的中文即时翻译，也让我们领略了大科学家知识的渊博和学者风范。这次会议出版了论文集，现在科学出版社网站上还能查得到。记载海北站科研工作的还有1982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和《高原生物学集刊》。（王祖望先生读后补充了一点回忆：我回忆那次国际会议能开成，所里的电工陈永年立了大功，他独创了一个同声翻译设备，让上海生理所的那位王教授赞不绝口。后来他将同声翻译设备也用到植生所。我现在回忆，那时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二杆子劲。要在现在 决不会干这冒失的事。）

海北站的亮点工作：动物能量生态学和种群能量学

海北站关于高寒草甸生态系统次级生产力的研究在学界是很出彩的。王祖望先生等对高原鼠兔、高原鼢鼠、根田鼠等小型哺乳动物种群的能量流动进行了测定和估算，张晓爱先生等对鸟类的种群能流进行了测定和估算，皮南林、赵新全先生等对家畜如藏系绵羊的种群能流进行了测定和估算，梁杰荣先生测定和估算了艾虎等食肉动物的种群能流。关于次级生产力的相关研究成果，在专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研究的若干数学模拟模型》中进行了总结。特别可喜的是周兴民先生的专著《中国嵩草草甸》中，有个章节系统总结了海北高寒草甸地区动物群落的能流。虽然工作还不是很完美，但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这么系统种群能流研究，在国内外都是少见的。王祖望先生在他90岁寿诞座谈会上，发言的时候也专门提到了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模型方面的工作，大意是如果能够坚持下来，在AI时代会有更深的发展。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动物种群能流的估算是中国生态系统生态学、动物生理生态学、能量生态学研究的一个亮点。

关于40年前海北站的一些记忆

第一次去海北站应该是在1986年夏，回西宁的时候我站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斗上，一路上着实领略了高原的风光。但几天后，脸上和胳膊上开始爆皮，也是第一次领略了高原紫外线的厉害。初到海北站工作还是有些不是很适应的，如馒头不熟，一攥一个面蛋蛋，米饭也是半生不熟，食堂里经常没有新鲜蔬菜。那个时候最解决问题的就是方便面，不想吃食堂的饭了，野外工作回来晚了，就泡一包方便面。

去海北站坐车最险的是盘山公路那一段，经常见到悬崖下有躺着的车；最难过的一段路是从青石咀到定位站那一段坑坑洼洼的土路，我们年轻人乘车一般都是坐在越野车的最后面，车的颠簸程度实在是剧烈。有老师描述过这种情形：“人在车里是一刻都不停的翻滚，头变成了夯，不时地砸向车顶，只觉得整个人就像装进了搅拌机，五脏六腑和整个骨架都被颠散了“。

再有一个方面就是定位站上缺少文化生活。没有电视，没有报纸，也没有杂志，偶尔的一两个月会有些报纸送上来。院子里有一个乒乓球台和一个篮球杆。记得有一段时间贲桂英老师把当时央视播放的电视剧《红楼梦》录了下来，出差把录像带带到海北站，每个晚上在食堂里播放2集，贲老师出差在站上的那一段时间，每个晚上跟过年似的，大家早早聚集在食堂里等着看录像。

高原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狂风大作，时而大雪纷飞，时而冰雹来袭，当然也很享受在下雨天、大雪天不能外出工作时，在房子里看书读文献，或者听老师们聊天的时刻。

定位站一般是每年在10月份之后就封站了，站上由几个临时工护站，伙食也简单多了。由于我硕士学位论文的工作安排是12个月实验和取样，有好长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住在楼上，一个人在实验楼里忙忙碌碌。等实验和取样结束了，也不能马上回西宁，需要等所里有车到站上来。有事打个电话问询一下，打长途电话需要中转几次，才能转到研究所里，现在想起来还是有些感慨的。

我的科研启蒙和学术传承

王祖望先生等于1976年开始对分布于青藏高原的高原鼠兔和高原鼢鼠代谢特征的季节性变化进行研究，论文于1979年发表在《动物学报》上，这是我国野生动物能量代谢研究的开拓性工作，也是高原动物生理生态学的经典性工作。我1985年考取王祖望先生的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工作是高原鼠兔和根田鼠褐色脂肪组织结构和非颤抖产热的季节性变化。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每个月都需要去站上工作2周，捕获两种动物、测定代谢率和产热，以及解剖动物对褐色脂肪组织称重和取样。1990年我考取北京师范大学孙儒泳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合作导师是王祖望先生），学位论文主要工作是研究光周期和温度对两种动物产热的影响，去海北站捕获动物后带回西高所进行实验室内驯化实验。1993年我博士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做博士后（合作导师是王祖望先生，王先生1991年因工作需要调到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主要工作是在博士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也需要去海北站进行野外取样。所以海北站和西高所我学术启蒙和发展的地方，是给我打下良好工作基础的地方。

1995年我博士后出站留在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后来受赵新全所长的邀请，担任过一届西高所的博士生导师，我与张堰铭研究员联合指导研究生王建梅，进一步研究了高原鼠兔和根田鼠的分子产热和体重调节机制。

2005年我与英国阿伯丁大学John Speakman教授联合申请了国家基金委的中英合作项目，用双标水技术测定野外高原鼠兔的能量消耗和越冬机理（与张堰铭研究员合作），这项工作持续了13年。期间我们课题组多位研究生赴青海野外工作。

张同作研究员在我们课题组做博士后期间的工作，主要涉及鼢鼠的形态和遗传适应等方面。孙平博士在我们课题组做博士后的工作是关于根田鼠的生活史和种群方面的（张同作现为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孙平为河南科技大学副教授）。

2021年我到山东大学工作后，博士后石福于的工作关注了高原鼠兔低蛋白食物对褐色脂肪组织产热和肠道微生物的功能作用（与西高所张堰铭和张良志老师合作），课题组年轻教师郭娜和她的研究生近年也聚焦高原鼢鼠的低代谢分子生理适应机制上。

我们的相关工作也发表在《兽类学报》、《动物学报》、Acta Theriologica (Poland)、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ysiology -B， Oecologia, PNAS，PloS Biology，Microbiome等学术期刊上。

青藏高原小型哺乳动物的生理生态学研究在我国动物生理生态学、动物生态学等学科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引领了中国动物生理生态学多个领域的发展，在国际上也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

海北站是研究生成长的学术家园

现在回想起来，作为生态学专业的研究生，有机会在海北站工作是很幸运的。定位站上可以说有专业齐全的导师，专家老师涉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土壤、化学、生理学等学科领域，在站上工作师生关系也容易亲近，无论饭点时在食堂前面的围墙前，还是晚饭后在草原上跟着老师们遛弯，有很多与相关专家老师当面请教的机会。

特别是动物生态学研究队伍，当时可以说是全国少见的，如动物生态学家夏武平先生，动物生理生态学专家王祖望先生，动物行为学专家樊乃昌、周文扬先生，动物营养和种群生态学专家刘季科先生、家畜能量学专家皮南林先生、鸟类能量学专家张晓爱先生，以及低氧生理学专家杜继增先生等。身边有这么多知名的专家，可见我们当时是多么幸运。这些专家学者的学识和科研态度，对于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个人都在不同方面受到这些专家们的指导和教诲。

站上经常有国内外科学家来站上合作研究，如美国科学家做食肉动物的捕食行为，日本科学家做鼠兔的社群行为。这样我们也有机会了解国际科学家的工作、工作态度等。

由于在站上交流频繁，听到的，看到的，逐渐就对不同课题组的工作有些了解，听学术报告的时候有些内容就能够听懂一些了。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逐渐了解多学科的综合、科学的严谨、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性。说到学科交叉和综合研究，当年同级的研究生刘晓达是分析化学专业，，他对褐色脂肪组织线粒体中的解偶联蛋白的提取分离和功能感兴趣，我俩申请了一个所长青年基金。

海北站精神就是“牦牛精神“。

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精神丰满的时代，科学家有着一种难得的时代风貌。科研条件简陋，工作艰苦，生活单调，但大家团结一心，畅所欲言，愉快工作，心情舒畅。

王祖望先生说起他们在海北站创业的时期，说“那段日子，我们住马圈和帐篷，生活艰苦，但大家异常开心。” 今天读到这些话，心里就有点莫名的感动。 我们在站上工作的时候，条件就已经改善很多了，有了楼房，有了实验室，也有了食堂，甚至还可以用锅炉房的热水洗澡。

赵新全研究员在他的著作《三江源区退化草地生态系统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的序中也有对当年在海北站工作的回忆：“每天晚饭后的篮球赛和免费可口的牦牛酸奶，成为这段青春岁月里令我快乐和满足的事情，连夜寻找丢失的实验羊不慎被困沼泽地的情景，也至今让我心惊胆颤；冬季在河里破冰打水时水桶粘去手皮见证了青藏高原的寒冷，其间有苦有乐，也有危险”。

我读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建所60周年的纪念文章，读到一些老师们的回忆文字，有时候也会读得热泪盈眶。植物生理学专家贲桂英老师撰文写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一批来自全国各地重点高校的毕业生，有北大，南开，中山，川大，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兰大等等，从四面八方汇聚这里，当时条件虽然比较艰苦，初到高原又有一些不适应，但这批年青人充满了朝气，热情和友爱，干劲十足。大家在一起时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彼此间无任何嫌隙，关系十分单纯融洽，我也被融会其中，时至今日仍十分怀念那时的情景。” 周兴民先生回忆道：“… …穿林海、爬雪山、过草地，与日月同行，与天地同眠，经历了风雨严寒，风餐露宿，以坚强的意志，克服了青藏高原海拔高、缺氧和交通不便带来的各种困难，……”。

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是什么信仰和力量在支撑着他们？夏武平先生将此称之为”牦牛精神“：“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追求”。每次读牦牛精神，都有不一样的理解和体会。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和追求，有些精神和品行是需要传承和发扬的。

海北站走过了50个春秋，几代人奉献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在今天，我们更是特别敬佩夏武平先生的高瞻远瞩和学术视野，敬佩老一辈科学家的雄心和胆略；敬佩老一辈科学家的执着敬业和科学精神，还有乐观的情怀。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在这个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内卷的时代，海北站的精神愈显珍贵。

这些年来，我回忆最多的是在青海高原工作的岁月，在大学课堂上授课和做学术报告讲得最多的也是高原动物的适应生理学。这是一种情节，也是刻在内心深处的美好记忆。

海北站工作的经历，丰富了我的阅历，奠定了我学术发展的基础，是我一生的财富。海北站和西高所是我一生都要感谢的地方和怀念的地方，感谢那片土地，感谢那里的人，感谢师长的教诲，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也怀念那里的人，怀念那里的师长，怀念我们的那些青春岁月。

春天里海北站矮嵩草草甸露出的新绿，夏日里金露梅盛开的满地黄花，门源的油菜花海，后子河的杂碎，大通城关的尕面片，大坂山盘山公路的惊险，风峡口的狂风，八月的大雪冰雹… … 这些都成了我人生最美好的回忆。

衷心祝福海北站人幸福快乐、学术长青！

祝福海北站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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