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著《唐诗十家精讲》提要

黄安年辑  黄安年的博客/2013年10月29日发布

书名:     唐诗十家精讲

著者：    王志清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装帧设计：东方美迪

发行:     商务印书馆

印刷厂：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出版时间:  2013年10月第一版

印刷时间:  201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80 X 1230  1/32

印张:      12 1/8

页数:      374页

定价：     32.00元

ISBN:      978-7-100-1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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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十家精讲

目录

序（董乃斌）

弁言

一,为何唐诗只能出自唐人

二,为何唐诗只能生于唐朝

三, 为何唐诗如万千气象

四, 为何唐诗雄选此十家

第一章“沉雄富丽”的骆宾王

一、啸傲初唐的诗歌枭雄

二、特立独行的非常个性

三、壮慨多气的审美追求

四、以大为美的巨制歌行

第二章“孤独巨人”的陈子昂

一、豪族之后的家学承传

二、任侠使气的思想性格

三、褒贬不一的忠义辩说

四、变革诗歌的救弊义勇

第三章“风雅备极”的王维

一、儒雅雍容的高人风度

二、卓绝非凡的艺术天分

三、清德素风的仁者之勇

四、皆出常境的山水化境

第四章“神气飘逸”的李白

一、特殊地域的环境造就

二、以我独尊的狂野孤傲

三、亦道亦儒的自在神游

四、诗赋混用的自由歌行

第五章“沉郁顿挫”的杜甫

一、地负海涵的杜李比肩

二、褊躁傲诞的性格遗传

三、奉儒守官的思维定势

四、登峰造极的七律圣手

第六章“奇气益出”的岑参

一、壮怀激烈的传奇一生

二、马上建功的边塞情结

三、主景尚奇的审美趣尚

四、“迴拔孤秀”的边塞诗雄

第七章“变怪百出”的韩愈

一、狷介强梗的性格形成

二、毁誉参半的德操品行

三、雄奇诡异的变革之诗

四、以文为诗的褒贬评判

第八章“善出常语”的白居易

一、忧患少年的符离岁月

二、颓唐心理的吏隐状态

三、政治讽谕的诗论特征

四、元和新体的积极作为

第九章  “怨郁凄艳”的李贺

一、神能鬼才的短暂一生

二、耐人寻味的选本放弃

三、匪夷所思的奇想怪象

四、瑰诡凄艳的长吉体式

第十章     “襟抱未开”的李商隐

一、适逢机遇的艰难起步

二、诡薄无行的人品诟病

三、惊艳晦涩的诗歌非议

四、包蕴密致的深遥寄意

结语

后记

《唐诗名家精讲》序

董乃斌

王志清教授《唐诗名家精讲》书成，索序于我。我因学浅文陋，向不喜为人作序，一再恳辞，然志清教授虚心下顾，执意不回，最后我只得让步。

《唐诗名家精讲》本是志清教授历年授课的结晶，现因出版需要，文字已作修饰处理，但仍留有其课堂教学的风采，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登台演说之风姿，亦如与之对面作一夕谈。这些天来，我每日抽时间读其书电子文本，双眼虽颇疲劳，但心情却挺愉快，因为从中受到不少启发，亦有点滴感受。今撮要略叙于后，以向志清请益并聊以报命。

志清教授精讲唐诗，采取的是由诗到人的思路。全书十讲，每讲均以极大力气，运用

大量材料，从各方面揭示乃至刻画描绘其所选名家的形象和精神面貌，使我们不但了解了这些名家的诗风和成就，而且在心中树起了他们的形象，甚至感受到了诗人们的气息和脾性。我觉得，这是志清此书的最大特色。

中国诗学向有“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传统，其思维路径就是既要透过作品去探寻作者的内心世界，又要在了解时世和作者其人的基础上，去深入把握作品的丰富内涵，以便真正做到“理解之同情”。既由诗及人，亦由人到诗，如此循环往复多次，步步深入，遂使我们虽生于今而能知古，亦使我们的心灵能够逐步接近和体会千百年前的古人，正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其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覘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显然，志清的教学和研究是走在中国诗学的正路上。

当然，《唐诗名家精讲》的意义尚不止此。志清实际上是以自己的教学和著述，具体地实践了“文学是人学”的理论。研究文学而出以人学维度，以此为论著的宗旨和核心，这一点在志清所作之本书《弁言》中有充分的阐发。由此可见志清之教学研究与著述，不仅遵循中国诗学的优良传统，又是富于现代观念的。今日研究古代文学，能够既尊重古人，又立足现代，实乃成功的一大关键，否则往往不是厚诬昔贤、隔靴搔痒，便是固步自封、难脱窠臼，甚或匍匐爬行、为人奴仆。在这一点上，志清教授有着很高的自觉。不但对于创作成就辉煌的唐人，他满怀由衷的尊崇，而且对于近世精研唐诗的前辈，他也是十分尊重。其《弁言》引述闻一多先生的“唐诗—诗唐”说，以之为序文乃至全书的指导性理论，并加以全面深入的发挥，融入充满现代意识的研究心得，即是明证。而这也确实收到了良好效果——志清教授响亮而雄辩地提出并回答了“唐诗为什么只能出自唐人之手”、“唐诗为什么只能发生在唐朝”、“唐诗为什么能够气象万千”，归根到底是“唐诗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从而对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作出崭新论证，提出了富于创见的一家之言。

唐诗名家众多，一部《全唐诗》数万首、几千家，课堂上不可能全讲，书里也不可能都写。志清教授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选讲十大名家：骆宾王、陈子昂、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韩愈、白居易、李贺、李商隐，可谓眼光准确，十分恰当。此十人在唐代分属初、盛、中、晚，以他们为代表，借他们作上下左右的勾连和比较，学生和读者便可对全唐的诗歌发展脉络有个大概的了解。志清教授能做到此点，与他对唐诗深入全面的把握分不开。

在具体讲解唐诗十大名家时，志清除采用必不可少的基本材料外，特意引述了许多一般课堂教学不大用到的资料，比如这些诗人较少为人注意的某些文章，笔记野史所述的遗闻逸事，历代论者的褒贬评点，乃至今人研究著作中的种种有关论说。即使对一些旧、熟材料，他也往往能挖掘隐义，另作别解。通过对所引材料的辨析裁断，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由此形成其书资料丰赡而见解新颖的特点。

我还注意到，志清不但着力于揭示时代氛围，揭示这些名家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而且特别着力揭示他们的人格个性和家族遗传，且非常强调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他们，以说明这些名家既不是“从来如此”（如老杜年轻时也曾狂傲偏躁），其思想性格也绝非只有一面，而往往是复杂矛盾，常在变化之中（如陈子昂既忠唐又拥武；韩愈先勇谏后怯懦；白居易前积极渐颓唐）。这样就从各个方面展示了诗人的真实心灵，也论证了诗人的不幸除社会原因外，大都还具有性格悲剧的因素。书中有些篇章和段落的深刻细腻几乎已达到文学性地剖析心理、塑造人物的程度，从而使此书远超单纯讲诗而相当程度地臻至人物传记研究的境地。志清笔下的这些唐诗名家，既与我们心目中原有的印象大体相符，又多少有所不同，或者有一些方面是我们以往未加注意的。这些都足以引起我们的再思考。我想，今后如有人要撰写这些名家的文学传记，志清的论述当可成为有用的参考。

《唐诗名家精讲》在语言表述上除雄辩滔滔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活泼生动。这固然因为它本是志清教授讲课之实录，虽经修润，不少地方仍保留着课堂讲述的痕迹，但也确实体现着志清讲课和为文的个性色彩，勇抒己见，热情洋溢，直言无忌，挥洒自如。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很少能见到研究者的个性，此书却颇能显示志清之声气神采，只要稍稍熟悉志清的，便绝不会把此书与别人的著作混同。这也可说是它的又一大特色。

我想，志清课堂教学的效果一定是很好的。其书《弁言》就说到他历年讲课的愉快体验和听课同学因收获丰盛而发出的由衷赞叹，真是一派教学相长的可喜局面。当前的教改更要求教学在师生的交流和讨论中来完成。老师所讲的不必是某个问题的结论，更不必是定论。老师应该善于提出有意义的问题，提示新颖别致的视角，善于示范如何从搜选和分析资料入手一步步地去解决问题，尤需善于将纷繁复杂的现象、众说纷纭的观点理出头绪，提纲挈领地抓住问题的症结，善于层层剥笋似地逼近问题的核心和实质。老师的职责不是直接把答案交给同学，而是引导他们走上探索和发现之路。从《唐诗名家精讲》来看，志清的教学已近于此种境界。他讲的内容都是他的研究心得，甚至是积久所致的独得之秘；他的讲课显示了他对资料的谙熟和巧妙运用，显示了他对学术史和学术前沿的充分了解。他给予学生的，固然不乏可靠的知识，但更重要的是思路和方法，是供他们进一步思考和值得继续探究的问题，而绝不是一堆看似精致实则无味、仅可供考试时反刍的标准答案。我想，他的学生在听了他的讲课之后，一定会对唐诗和诗唐发生真正的兴趣，一定会自己去找更多资料来看，会更细心地研读和体味他讲过的或仅仅是提到的许多作品和文献，一定会对种种现成的、习以为常的说法多问一个为什么，并逐步养成独立思考而绝不人云亦云的习惯。作为同行，我赞赏志清的这种做法，并愿向他学习。对于他书中的具体观点，有的我同意并深受启益，有的则觉得尚需思考尚可商榷。试想：对于现实生活中人与事的评价，见仁见智、褒贬不一乃是极平常的；对于古人古事又岂会两样？我想，志清一定也不会要求此书的读者赞同他的全部意见，而是更欢迎坦诚友好的研讨和切磋。

唐诗，特别是唐诗中的名家，一千多年以来已被反复研究，似乎已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工作了。志清教授的教学和著作昭示：对唐诗的研究今天和今后仍然大有可为，仍将生气勃勃地持续下去，并将不断取得新的有价值的成果。

壬辰初冬于上海

唐诗十家精讲·弁言

唐诗，这种自由人性蕴含极其丰富的诗，只有发生在经济与精神同样异常富足的唐代，只有出手于自由人性辉煌而充分展示的唐代诗人。

唐诗以情感、情怀与情性作为诗歌的重要内容，是唐人心灵情性的自然流露，展示出高度的人性本真和自由精神，蕴含着丰富的人性元素和人性美色，是“人情”与“人道主义”的文学范本。故而，研究唐诗，重在研究诗人，研究那群炼成唐诗的唐朝的人。

然而，“集中于探讨盛唐时期人与诗的关系，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的状态、活动方式以及由此构成的诗坛结构，似乎尚不多见”，虽然，唐诗研究已经“涉及到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的心态品格、艺术素养等方面”。[1]

   因此，我们试图从一个当下唐诗研究还关注不够的视角入手，尽可能将人的研究与诗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诗的过程中着重研究人，研究唐代诗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生存智慧，包括诗人的家学渊源、素质教育、人文素养以及生命方式，以诠释唐诗的人性化特点，力求能够涉及唐诗发生的一些本质问题，进而解答“唐诗是怎样炼成的”之追问。

 一、为何唐诗只能出自唐人

我们这样表述，是为了凸现我们对拥有无以伦比之创造力的唐代诗人的无比崇拜，并突出对这种辉煌创造以及创造过程的不可思议的惊羡。

唐诗，作为中国文化之特别奇观的唐诗，以其全新的美学精神和文化形态，以其空前绝后的璀璨意象和辉煌风范，以其震慑心魄的高情远韵和神思妙想，以其特殊完美的语言体系和形象体系，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乃至世界文明中的特别辉煌。王安石曾不无自卑之意地感叹道：“世间好言语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2]翁方纲则比较宋诗盛赞曰：“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3]闻一多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中郑重指出：

“从西周到宋，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但是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也就完了。南宋的词已经是强弩之末。就诗本身说，连尤、杨、范、陆和稍后的元遗山似乎都是多余的，重复的，以后的更不必提了。我们只觉得明清两代关于诗的那许多运动和争论，都是无味的挣扎。每一度挣扎的失败，无非重新证实一遍那挣扎的徒劳无益而已。”[4]

这些不同时代不同身份论者之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说：无与伦比的唐诗，只有出自创造性无与伦比的唐人之手；无与伦比创造着的唐人，具有在诗才上无与伦比的特殊基因。诚如李从军所言：唐代诗人“是具有特殊‘基因’的一代”。“盛唐诗歌之所以具有其他文学时代所不具有的特征，是因为它的作者是盛唐诗人，是特殊和崭新的一代。”[5]唐代诗人，是大唐帝国的骄子，是人性充分张扬的一代，是极端英雄主义的一代，是真正扬眉吐气的青春一代，是具有崇高理想和自觉社会担当的一代，是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由精神、感情特别饱满的一代，是文化底蕴异常深厚、艺术细胞异常发达的一代。如果说，唐诗是中国文化的奇观的话，那么，这些创造奇观的人，便是一群奇人，是世界人类文明史上人的精英，用盛唐殷璠的评价就是：“河岳英灵”。

我们所选讲的唐诗十名家，都是唐代诗人中一流精英，是唐代诗人的最杰出代表，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与深刻影响，代表了唐诗的最高成就，或者分别代表了各个时期诗歌的最高成就，也展示出各自不可他代的、在体式与风格上的特别创新。尽管他们处于初盛中晚的不同时期，有着儒释道各自侧重的不同信仰，有着不同的政治主见与立场，有着不同的在官在野的各自状态，有着不同的仕途顺达与舛蹇的经历，有着不同的籍贯，不同的家学渊源、不同的活动区域，有着各自擅长的诗歌体式、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个性，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些非常一致的共同点。

其一，特别强烈的政治用世欲。唐代诗人的个体素质中最具共性的素质，就是这些诗人都具有强烈的参政议政欲。这是他们特殊“基因”中的最特殊的“因素”。正因为他们的这种强烈而急切的参政议政的意识与理想，政治期望值也都特别高，故而生成了阔大情怀与高远理想，生成了诗性精神中所特别要紧的几个要素，即意关国是，志怀社稷，悲天悯人，拷问生存，美刺当下。

其二，异常强烈的不安分的人性特点。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画家欧仁·德拉克罗瓦说过：“不安分守己的天性，把他们引向伟大和美”。极不安分的人性特点，以李白、陈子昂、王昌龄、骆宾王、韩愈等外向型特征特别鲜明者观，自不必说了；即便是内向型特征鲜明的王维、杜甫、白居易、李商隐也如此。他们四处奔走，上下求索，寻找发展机遇，简直是终其一生的。唐代的政治昌明，文化开放，使得自由人性高度发展的唐人，摆脱了各种内外盲目力量的束缚，使自己的各种需要、能力、活动、关系得到极大程度的丰富和发展，人的潜质、潜能在新的特殊的生态里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拓展和升华，形成了唐人特有的盛世情怀，这也使得立功立德立言的欲望与生俱来就比其它任何时代强烈的唐代士人，更加的“不安分”。而这种不安分，却将他们引向了诗歌，造就了诗歌的辉煌。

其三，特别富赡的才情。造就大诗人的条件与其创作过程总是微妙复杂的，刘勰很看重性情，他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指出：“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6]刘勰是就自贾谊到陆机等众多辞赋名家而言的，诗歌亦同理。以唐诗名家看，都具有“肇自血气”的创作基因，具备了异乎寻常的文化和审美素养，训练出独特的审美感受力，想象力和艺术判断力，尤其是培养出个性化特点十分鲜明的原创性品格。特殊的“血气”，这种诗人气质中最特殊的基因元素，使唐诗十巨星的情感特别饱满，才华特别充溢，对现实的触发也特别敏感。

其四，特殊的家学渊源。这些诗人基本上是名臣之胄，诗人之后，出生于名门世家，书香门第。譬如杜甫与杜牧都是名将杜预之后。杜甫的爷爷杜审言，官至修文馆直学士。杜牧的爷爷和伯父都曾做过宰相。岑参也是宰相之后，曾祖、伯祖、伯父皆以文至宰相。其父也官至刺史。陈子昂的祖宗中似更值得炫耀，其二十八代世祖乃西汉重臣陈平。李白、李贺、李商隐则与李唐帝王共一个老祖宗。李白自考是帝室后裔的血统，不是一般商人之后；李商隐数次申明自己具有皇族宗室的血统；李贺似乎倒是真正唐宗室郑王李亮后裔。骆宾王出生望族，早在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也出过骆俊、骆统等著名人物。白居易也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让诗人自小生成了一种视家族精神为图腾的文化自觉，也使他们都有一种接受良好素质教育的机遇和条件，在严格而良好的训练中打下了极其坚实的文化、文学的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很看重这种先天和后天为诗人个体人格与精神向度之形成而起到规范作用的家族文化。

其五，特别能“兴”的诗人特性。王夫之认为，诗人最突出的素质是“兴”。王夫之说：“能兴者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7]“兴”乃诗人的一种独特的艺术禀赋，也是诗歌创造者创造时所特有的生命感发的审美状态。别林斯基说：“诗情的灵感是大自然创造力的反射。……诗人的天才越高，他就越能深刻而广泛地拥抱大自然，越能有效地在最高的因缘和生命中把它表现给我们看。”[8]此中的“灵感”仿佛于“兴”的涵义。崇尚创造也特别能够创造的唐代诗人，多具有异乎寻常的“兴”的能力，乃在协和宇宙的参赞化育中，深体天人之道而相与俱化，形成了弥足珍贵的“兴”。而正是这“兴”，赋予了诗人们“以追光蹑景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9]。杨义说：“李杜是具有第一流的生命辐射力的诗人，他们在把生命辐射给文字和外物的时候，无处不打上自己的印记。真正的写诗者，处在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外物和文字就是在这种特殊精神状态中组合成新的生命。”^[10]这种所谓“生命辐射力”，是否可以理解为古人所说的“兴”呢？

唐代诗歌之所以成为中国诗歌的巅峰而极度辉煌，是因为它们的作者是唐代诗人，是特殊和崭新的一代，是具有特殊“基因”的一代。研究唐代诗人，研究这些诗人的才情人性，文化基因，家学渊源，生平际遇以及引发才情的人文生态和诗兴情境，是研究唐诗发生最可靠的节点。

    二、为何唐诗为只能生于唐朝

唐诗只能出自唐代诗人之手，不仅让我们对那一群诗歌奇人充满了特别景仰，也让我们对生活着诗歌奇人的特殊时代产生了特别神往。“盛唐诗歌之所以具有自身的特征，除了其他因素外，有一个重要之处，那就是盛唐诗人是特殊的一代，是盛唐社会‘那一个’时代的诗人。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只能出现一次。就像在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中，盛唐时代只出现过一次而不能复返一样。‘一’即是差异。”[11]唐诗，只能出现在唐朝。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唐盛世的国力异常强盛，这个朝代还有一个最不同于其它盛世的突出特点，即社会的全面和谐，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全面和谐，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文化、人与人的高度和谐。而“这种和谐，是要多少时代的漫长时间才适逢其时的。这种和谐所造成的伟大，是无法企及的。”[12]这种和谐环境，即我们理想中的诗意居住处吧？这是个特别优越的时代，这是个到处弥漫着诗意灵感芳菲而特别适合诗歌生长的时代，这是个产生大师、生长英雄的时代。闻一多先生用“诗唐”来概括这个时代的特点，他说：“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13]如何来理解这高度凝练而丰富内涵的“诗唐”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析读。

其一，诗的唐朝，表现在时代上就是人所诗意居住的人文空间非常适合诗歌的生长。大唐帝国，空前绝后的强盛和富庶，经济异常发达，国力十分强盛，特别是有唐三百年的前大半时期，是盛世中的盛世，“国容何赫然”（李白《古风》）。大唐帝国政治开明，文化昌明繁荣，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够像唐人那样才大气粗、精神富足、心胸豁达、思想自由。时代的“万物皆备”的心理满足，形成了唐代诗人豪迈旷放的性格特点和“少年精神”（林庚语），表现出盛世人所特有的恢弘气度和骄傲气质，其自然天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和张扬。韩国唐诗学者柳晟俊从文化上来解读唐诗生态，他说：“唐代儒释道三教之融合，可谓三教大通，使唐人精神生活为之壮阔。诗歌得此背景，自然越发辉煌，其时诗人大抵具有二特点：一为旺盛之才情；二为强烈之创造精神。故能独步千载，造成盛唐诗坛之富丽、壮观、博大之局面。”[14]柳论特别强调能够茁生“旺盛之才情”与“强烈之创造精神”的大唐思想文化环境。思想极端自由的唐人，很看重内在精神生活，在虚幻中获得生命永恒的精神满足。三教合流，使诗人的审美情趣发生了质的转变，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诗歌虽然依然十分看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反映生活、干预现实，但是，佛老思想的深刻影响，诗人幻觉活跃，想象诡异，生成了诗歌以“表现”内心体验为主的艺术思维方式，出现了雄放瑰玮的诗风与空灵清丽的趣尚。

其二，诗的唐朝，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唐人可凭诗歌资本进入上层政治集团。“以诗取士”是唐代文化的一大创举。闻一多认为：“诗化的人格与选举制度的会合——以诗取士”，使唐代诗人们“诗才的最大限度之发展”。[15]凭借诗歌才能即可施展政治抱负的机遇，使唐代士子更加意气风发，趾高气扬。崔颢就曾经豪迈地自诩道：“一朝天子赐颜色，世上悠悠应始知”（《长安道》）。开元年间，玄宗重文治，进士科特重诗赋，提倡文学，策论杂文逐渐由试诗赋为主，甚至开始专用诗赋。《新唐书·选举志》卷三十四载曰：“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方其取以辞章，类若浮文而少实，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按其声病可以为有司之责，舍是则汗漫而无所守，遂不复能易。”意思是，没有比科举更好的选人制度了。以“声病”作为选拔人才的依据，有客观标准可依，也易于公平性的掌握。《旧唐书》卷七十八评论唐太宗“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贤，不拘阶陛。”太宗也自鸣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唐摭言》卷一）。科举考试，充分显示了网罗英豪而巩固皇权的政治实用，“进士致身卿相为社会心理群趋之鹄的”（陈寅恪语）。唐代重进士科、重文采取人的政治制度，彻底改变了左思、鲍照诅咒的“遗之在草泽”、“英伦沉下僚”的政治体制。唐代庶族寒士可以通过诗歌才华而进入统治阶级集团，甚至可达到出将入相的目的。譬如以张说、张九龄为首的儒生文人官僚集团。《旧唐书·张说传》说张相“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张说为中书令后，以诗歌擅长的文士大批进士及第。自开元十一年至二十一年，王湾、崔颢、祖咏、王昌龄、王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常建、贺兰进明、薛据、刘长卿、元德秀等等先后及第，其中绝大多数人属于或者接近于庶族地主阶级。又譬如贞元中执政的陆贽，唐德宗贞元壬申八年（792），陆贽知贡举，慧眼识才，使一批天下望重之士考试登第，这些人如韩愈﹑欧阳詹﹑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庚承宣等，文士联第，朝野喧誉，即有“龙虎榜”之盛称。这种进士文化，广辟贤路，为诗人们带来无与伦比的政治实惠，给下层士子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也为统治阶级的肌体增添了新鲜血液，使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世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这种进士文化，改变了唐人的人生价值观念，“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同时，也促进了诗人思想的活力，添增了诗人幻想和想象力，“拾青紫于俯仰，取公卿于朝夕”（王勃《上绛州上官司马书》）。他们多以诗歌干谒，十分自信其能够凭着出众文才而“立登要路津”，实现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政治理想。没有哪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像盛唐那样充满了自我欣赏、自我炫耀的成分，充满了相互标榜的风气。这种进士文化，形成了唐人诗歌与六经等同的思想，中唐时的皇甫湜就理直气壮地质疑曰：“直诗赋不是文章耶？如诗赋非文章，《三百篇》可以烧矣。如少非文章，汤之《盘铭》是何物也？”（《答李生第二书》）士人可以凭借诗歌才能而可以改变人生，可以凭借诗歌才华而平交王侯，以诗歌为资本而进入上层社会，无疑促进了诗歌的最佳生态，促使那些具有诗人天赋者们更加顶礼诗歌这个自由缪斯。韩愈《谁氏子》诗里写道：“又云时俗轻寻常，力行险怪取贵仕”。因为“贵仕”的驱动，诗人轻“寻常”而趋“险怪”。而这种以诗取士的社会环境，也大大助长了文士们放达和骄傲的心性，造成了盛唐诗人们的豁达心胸和倜傥风度。

 其三，诗的唐朝，表现在诗歌功用上就是诗被彻底地生活化了。诗歌适用于政治与非政治的所有场合，“唐人的生活是诗的生活，或者说他们的诗是生活化了的”。[16]整个唐代举国上下处于诗歌创造的高度热情中，所有的一切都染上了强烈自豪感的时代色彩与诗性精神。诗歌才能不仅能够被中央政府看重，而且能够被社会所广泛激赏，人在诗歌方面的天赋自然也就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诗歌也只有在大唐才彻底地被生活化了，诗歌成为各类活动中的必不可少的中心内容乃至主要的活动内容，迎来送往、婚丧喜庆、论功行赏等等，均需要有诗歌来唱主角。唐代的最高统治者也是诗歌生活化的积极践行者，如太宗《望送魏征葬》，玄宗《送张说巡边》、《送贺知章归四明》，宣宗《吊白居易》。太宗周围的重臣多是些诗歌玩得转的人，如长孙无忌、魏征、褚亮、李百药、马周、许敬宗、杨师道、上官仪等，经常参与帝王的宫廷活动，创作了大量的以奉和、应制、酬唱为主要内容的诗歌。武则天对诗歌似乎更是情有独钟，其所到之处，多有吟诗作赋的记载。计有功《唐诗纪事》里有一则很“搞笑”的记载：“武后游龙门，命群宦赋诗，先成赐以锦袍。左史东方虬诗成，拜赐坐未安，宋之问诗后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称善，乃就夺锦袍衣之。”武则天主持的这些“诗歌沙龙”，常常由上官婉儿来行使论质行赏的职权，“婉儿常差第群臣所赋，赐金爵，故朝廷靡然成风”。（《新唐书·上官昭容》）玄宗也常在从政余暇，与大臣游宴唱和。史载，天宝初玄宗至温泉宫，登朝元阁赋诗，群臣属和，并亲自品评优劣。史载，天宝三载正月五日，贺知章告老还乡返回会稽。唐玄宗让皇太子李治和左、右丞相在内的各级官员到长乐坡为贺知章送行，玄宗皇帝御制《送贺知章归四明》诗赠行，朝臣应制和诗者36人。宝应中，代宗皇帝亲自过问王维的诗集编纂工作，并加以敕评。社会上层附庸风雅，官僚闻人间的唱和活动，更是司空见惯而不胜枚举。非常脍炙人口的“旗亭赌诗”，唐人薛用弱的《集异记》记载说，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人在旗亭赌诗，以伶人所唱多少和先后而取决诗名高下。大历八年（773）颜真卿组织岘山联句唱和，其中各式人等都有，来自社会各阶层，有政府各级官员、士子，也有道士、僧人、处子、郎中等，包括刘全白、吴筠、皎然、陆羽、释尘外等。《全唐诗》卷788选载了这首二十九人合作的长诗，题为《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初唐令狐德棻《冬日宴于庶子宅》：“高门聊命赏，群英于此遇。放旷山水情，流连文酒趣。”记录高门士族的诗歌活动。大唐高官们多以诗歌、山水为高雅的活动内容，在自然山水中找到身心俱适的状态，以安详从容的气度高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唐代士人的人生模式：书斋—考场—漫游—仕宦。这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诗歌表现的领域也空前阔大：太庙唱和，东岳登高，华山观日，终南寻幽，太行踏霜，洞庭泛舟，牛渚夜泊，枫桥渔火，滁州野渡，渭水劝酒，汉江临眺，霸桥折柳，长城饮马，塞外征战，大漠冬狩，潼关壮别，轮台送客，辽城望月等等。生活即诗，诗即生活，在诗歌生活化了的诗歌生态中，上自皇帝大臣到一般官员，下至庶民乃至贩夫走卒，趋“诗”若鹜，都成为诗歌创作的积极参与者，诗歌形成了“大跃进”，形成了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既有李杜王韩一流的大诗人，又有难以尽述的无数中小诗人，“英雄与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共同创造了唐诗无与伦比的辉煌。

“诗唐”，即大唐诗歌的生长生态，诗歌也正是在这种生态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热度和高度。唐代诗人，生活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时代里，空气中弥漫着自由的创造因子，到处是欣欣向荣的创造热情，飘扬着激越的创造旋律，怎么能够不创造出高情远韵的诗歌极品呢？怎么能够不出现诗星璀璨、诗风万端的局面呢？

     三、为何唐诗如斯万千气象

 自负自大是盛唐诗人人格最本质的内容，也是最突出的形式。这种以高迈清逸为内质和外形特点的高傲，才是真正的以人为中心而以适意为旨归的生存方式。[17]其实，这种自负自大的自我崇拜，何止是盛唐人呢？也是整个唐代士人的最突出的人性特点。胡晓明在讲唐诗时这样说：“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了，特别缺少的是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有关。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认为其只不过是DNA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这种现代性则是“我们读唐诗的一个背景”。他把唐诗阅读与普及，提升到强化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度来鼓呼。[18]

   大唐是一个“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时代。中国七八世纪之诗坛，生长出一个又一个的诗歌巨匠，力大思雄，巨霸天骄。李白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赋写自我曰：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已，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虬蟠龟息，遁乎此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碧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益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历古以来，谁曾见过这样大言不惭的自吹自擂？然而，大话自李白口出，却让我们听起来感到很正常，也很合理。我们真不必过多责备李白的大言，这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中反映，是唐代诗人特殊个性的典型写照。几乎所有的唐代诗人，都有一种放荡不羁，恃才傲岸，自负自傲的狂狷之气，“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特别是在建功立业的态度上，唐人毫不含糊，也毫不隐瞒，李颀云“东门酤酒饮我曹，心轻万事皆鸿毛”（《送陈章甫》）；岑参云“男儿称意得如此，骏马长鸣北风起”（《卫节度赤骠马歌》）；即便是文质彬彬的王维，也有“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少年行四首》之二）的征战热望。至于那些最让人心虚气短的落第难堪，他们都是意气纵横、信心十足的满不在乎。常建慨叹：“家园好在尚留秦，耻作明时失路人”（《落第长安》）；杜甫慷慨高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连最令人凄楚酸惨的离别情景，他们也表现得非常的镇定自若，慷慨磊落。高适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表现的是一种高歌猛进、永不言败的英雄气概。别看这些诗雄中，不少人布衣一身，或者位沉下僚，然而却是精神王国里的无冕天子，是趾高气扬的诗歌王子。他们以极度自由为高蹈形式的人生境界和生命享受，高傲地歌唱着理想的自我，追求着主观意识的满足，而生活在极度自由的精神创造中。即便是那些给我们很懦弱印象的诗人，而在骨子里也是极其强狂的。鲁迅曾经调侃说：“仙才李太白的善作豪语，可以不必说了；连留长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长吉，也说‘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起来，简直是毫不自量，想学刺客了。”（《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李贺在《浩歌》中豪迈地唱道：“不须浪饮丁都护，世上英雄本无主。”诗人愤激而自负之词，让人想起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千古名言。

唐代诗人充满了创造的渴望和神力，他们往往借助某种不同凡俗的物象来状写其雄杰俊逸的个体形象，制造出一批类似原始的图腾来，譬如李白的大鹏，杜甫的雕，高适的苍鹰，李贺的天马等。他们往往用雄豪、高迈乃至桀骜的意象，承载他们的高远理想、阔大襟抱和精神气概，给人以气盛声宏、力大思雄的美学感受。大唐盛世，为诗人提供了富足的可以尽情发挥的能量，让他们尽可能全面和充分地接受时代精神的沐浴和熏陶；而这些大唐的时代骄子们，在这英雄与巨人辈出的时代里，生成了特别狂热的自我崇拜，自由崇拜和个性崇拜，成为一批自视英雄也让人视为英雄的唐代诗人，其诗歌自然具有了明显区别于其它朝代诗歌的共性特征。

徐增《而庵诗话》第二十一则云：“诗乃人之行略，人高则诗亦高，人俗则诗亦俗，一字不可掩饰，见其诗如见其人。”[19]其第十则又云：“诗乃清华之府，众妙之门，非鄙秽人可得而学。”贺贻孙《诗筏》也说：“诗亦有英分雄分之别。英分常轻，轻者不在骨而在腕，腕轻故宕，宕故逸，逸故灵，灵故变，变故化，至于化而英之分始全，太白是也。雄分常重，重者不在肉而在骨，骨重故沉，沉故浑，浑故老，老故变，变故化，至于化而雄之分始全，少陵是也。若夫骨轻则佻，肉重则板，轻与重不能至于变化，总是英雄之分未全耳。”^[20]而王夫之继承“气”说，评论用“英气”、“灵气”、“俊伟之气”、“英雄气”等。他说：“英眉仙掌，全以气别，然亦不以气矜。”（《明诗评选》卷二）古人的这些评判，已经涉及到了唐诗其人的艺术个性和特殊基因，虽然片言只语，却也精要不烦，为我们提供了识人识诗的引导。特别是他们强调“人”的素养在创作中决定性作用的诗观，强调读诗见“人”的解读思维，以及比较而见细微的研究方法，给我们的研究以很有益的启示。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则不这么看，他以李商隐为个案论说道：“历史上的作者——就是历史上曾经活过的李商隐——和诗歌中所出现的李商隐其实是两回事，作品中的作者和实际的作者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点是我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第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因为诗既可以言志，也往往自我塑造的虚构，而我们完全凭借诗歌去认识作者，“就好像用网子抓水一样，是不可能的”。诗歌“绝对没有所谓客观的意义”。[21]诗如其人，诗又不能等同其人，不能复制其人，不能纯客观地反映其人。我们不能绝对以诗中的思想内容来认证诗人境界的高度，也不能就史载和笔记上对诗人的褒贬来注解其诗的优劣。因此，虽然我们的研究非常重视诗人的人文修养、人生处境，以及各自立身行事的一套原则，突出诗如其人的一面，但是，绝不以人取诗，或以诗识人，死板硬套，而注意客观反映诗品与人品殊途的一面，诠解其人与其诗不谐的现象。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座座的诗歌高峰，同时又是个性品格、精神气质和举止风度异常鲜明的诗人个体。在具体的解读过程中，我们既非常重视异中之同，更特别重视同中之异，而突出各自的鲜明个性；既有比较的自觉，又有互文的照应，而互为发现；既高度评价诸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及创新意义，又不为尊者讳而揭出其人性上的缺陷，而尽可能客观反映诗人的自然人性。譬如李白杜甫，这两个超级天才，从各自“基因”看，造成他们基因差别的因素与要素很多，就地域文化与家教传承而言，便是一种解读。李白应算是四川人，他虽出生于碎叶，然五岁迁居四川汉广，出川时已二十四五。他自小读书很杂，又深受江汉地区巫祝之风、道家神秘学说的影响。因此，李白“野性”，桀骜不驯，具有非理性的神话思维和对于权威的逆反思想，同时也过于天真浪漫，非常灵活善变，造成其诗风飘逸雄放。杜甫则不然，其性情与行举，具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笃性执著，中规中矩，同时也表现很“整”很“拗”，譬如在长安求官的问题上，他十年困守。杜甫行卷求仕前，一直居住与活动在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又因为恪守“奉儒守官”的家学传统，其为人过于坚韧沉实，过于固执拗戾，他的诗歌也谨重沉郁，具有关怀社会、忧患社稷的自觉。

而与杜甫同样诗歌写实的白居易，同样是河南籍人，同样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同样深受儒学浸渍，但因“基因”中的部分因素不一样，其行举脾性跟杜甫截然不同。诗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漂泊中度过的，自幼异常刻苦，苦读竟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头发全白。白居易的一生由其44岁为分界，前半生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针砭时弊，反映民瘼，属于“美刺”、“兴寄”的写法。贬官江州后，修炼成一个“饱食安眠消日月”（《快活》）的“快活人”。而杜甫则矢志不改的坚守，一饭不忘，悲天悯人，民胞物与，“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22]甚至遭受打击越是沉重，其儒家的理性精神越是强烈；离朝廷越远，忧国忧民的唱叹则越沉郁急切。

同为耽佛，王维与白居易可比照着讲。白居易避世，王维修心；白居易“奉身而退”，王维“咏而归”；白居易养身，王维益智。王维学佛向善，广结善缘，广积厚德，尤其是晚年，其耽佛含有对自我人性自觉清算的成分，是其寻找精神家园的顽强努力，他一再表示要“奉佛报恩”(《谢除太子中允表》)、“苦行斋心”(《责躬荐弟表》)。“盛唐士人对于佛禅信仰，往往是以宗教入，息心于禅，而以超越宗教的精神形上出。染禅的诗人，不仅获得了心灵上的闲适，摆脱了尘俗纷扰，以空明之心来洞烛人世，与尘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而且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禅境引入诗境，使佛学禅蜕变为美学禅。”[23]王维耽禅与白居易最不同的是，他自觉不自觉地把禅境引入诗境，“禅宗在影响王维的生活内容、生存方式乃至人生态度的前提下，进入其诗的内核，而成为诗的内容和机趣。”因此，王维“在实现其艺术人生定位而充分享受人生艺术的同时，其自静自净的超然本性亦得到充分自现，也获得了无限的思想空间和创造活力，而反映其人性精神的诗歌自然也就呈现出空灵澄澈的清远品格。”[24]因此，在诗的表现上，王维造境，而白居易则取义。

白居易与韩愈，有一点最相似，都有一个仕宦受挫后一百八十度急转弯的经历。韩愈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为人忠厚，笃于道义情感。李翱《故正议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称：“公气厚性通，论议多大体，与人交，始终不易。”元和十四年（819），韩愈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上《谏迎佛骨表》，亏得宰相裴度等大臣的竭力营救，韩愈才免得一死。韩愈被贬到潮州后，也如白居易那样“聪明”起来，先玩弄了一个以文驱鳄的造作，不久上《潮州刺史谢上表》自责，大骂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竭尽献媚之辞称颂宪宗功德可封禅泰山。一代文宗，出此贱言，让后人为之汗颜，难怪朱熹等人大为批驳。但是，韩愈毕竟没有像白居易那样一蹶不振而终日诗酒美色。韩愈一旦被北调重用，依然积极干政，长庆二年（822）单身匹马，冒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不费一兵一卒，平息镇州之乱，史称“勇夺三军帅”。韩愈在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任上，整治有方，颇有口碑。

韩愈辟佛，但却笃信道教。李商隐也是道教信仰。而从人品上看，李商隐有个受人诟病的弱点，就是“诡薄无行”。他是个急功近利的人，因为太急于在仕途上发展了，而使他不断地摇摆于牛李两党之间以寻找最佳发展机会。他在爱情上也屡屡失败，弄得很狼狈。因此，他的爱情诗便写得很曲婉晦涩，似乎是羞于启齿，仿佛故意不让人看懂；其感遇诗也不可能像陈子昂那样而有“梗概而多气”的风骨。关于李商隐的品行，以及他自己把自己搞得不名誉的行迹，不少研究者“为尊者讳”而不能正视，影响了对其诗的深刻理解。

与李白有很多可比性的是陈子昂。陈子昂与李白是四川同乡，同样是“驰侠使气”的性格，同样是专研王霸纵横术，同样是既好政治仕进又好神仙黄老，同样是力倡复古讽兴，我们在李诗中鲜明看到他取法子昂的印记。陈子昂与骆宾王差不多同时期，同样是对待武则天问题，子昂与宾王截然不同。陈子昂多次上疏武则天，竭尽颂美之能事。而宾王则多次上书讽刺，获罪入狱。武则天废中宗自立，骆宾王则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讨武，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骆宾王血气方刚而慷慨桀骜的人性特点与李白、陈子昂、韩愈相近，而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不善自诩，甚至耻于自炫，宁可丧失升迁的机会。故其诗梗概多风，刚健沉雄。诚然，陈子昂对武则天也不是一味逢迎，而敢于仗义执言，譬如他的《谏用刑书》指斥时弊，矛头直指武氏本人，真可谓大义凛然，血气方刚，应该说这种奋不顾身的侠义精神才是其人性中的底色。  

骆宾王与陈子昂都有过戍边的经历，而且，边塞诗都很突出，骆宾王三次从军到过甘肃、青海、新疆，陈子昂两度从军。李白也写边塞诗，王维也写过边塞诗，有过边塞经历。从边塞诗上看，其成就与个性自然数岑参最突出了。岑参长期深入边塞极其恶劣的环境，而其边塞诗却意气充盈，豪情勃发，题旨奇高，境界奇美，表现出极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是典型的大唐盛世的英雄主义壮歌。李白没有边塞经历，如果他也有边塞的经历，其边塞诗也像岑参那样表现吗？这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各自的“基因”不一样。同属于浪漫主义，李贺就不会像李白那样写。李贺才大而命短，潜心为诗，其特殊的气质，不幸的遭遇，形成了超凡诡异的想象力与匪夷所思的想象。因此，“长吉体”的唯美与冷艳与李白的飘逸浪漫大相径庭。

概言之，这些诗雄们的诗歌多以气胜。同样是以气胜，同中有异，差异很微妙，也很鲜明：虽然李杜都傲岸狂狷，杜甫则多了点中规中矩的坚守；虽然陈子昂与骆宾王都有遗世独立的清高，陈子昂却多了些趋附闪忽的嫌疑；虽然韩愈与白居易一样都有被挤压打击后的人性变态，但韩愈还是保持了积极作为的人性淳朴；白居易虽然也像王维那样追求市朝之隐与洁身自修，而白居易则多了点有庸俗的富贵气欲；虽然不少人都有为仕途发展而“摧眉折腰”的屈尊经历，而李商隐却在牛李两党之争中自己把自己搞得抬不起头来。各人的个体差异，包括人道、人生、人性、人格等合成的人文精神，造成了大诗人各自基因条件的差异，因而也形成了诗歌创作过程的微妙复杂和诗风的千差万别。丹纳《艺术哲学》里说：“个人的特色是由社会生活决定的，艺术家创造的才能是以民族的活跃的精力为比例的。”[25]个人能量与时代意志以及社会阅历相融合，形成了诗人各自个别性差异的“基因”。各个诗人的“基因”的千差万别，除了诗人各自的情性外，除了他们的天生气质与才华外，他们的出生、籍贯、所居地域、所接受的文化、经历与阅历以及现时状态等，也都是形成其“基因”的极其重要的各色元素，以此来观照和解读气象万千的唐诗，似乎更为可靠。    

    四、为何唐代诗雄选此十家

唐代是个诗的王朝，诗的帝国，诗的黄金时代。胡应麟《诗薮》云：“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26]《全唐诗》中收诗人二千余，收唐诗近五万首。诗之数量是唐以前诗歌总和还多出一倍[27]。陈尚君辑《全唐诗补编》又拾遗补缺增收诗8000余首。

大唐盛世的时代精神，与盛唐诗群的理想音符，共同编织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旋律。唐代特别适合诗歌生长的生态，极大地丰富了诗人的生活，也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意，充满了丰富的诗意感受，充满了令人生成诗意的感发。长达三百年的跨度，极其庞大的诗人群体，不仅个体性风格极其丰富，而阶段性也非常鲜明，而且没有一个沉寂的时期。严羽和高棅“诗必盛唐”的说法，影响很大。诗到盛唐，开元天宝年间（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神来，气来，情来”，声律风骨兼备，真正实现了南北文化合流的理想，诗歌高潮真正到来。“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28]陈子龙《秋登任城太白酒楼歌》诗云：“忆昔全盛开元日，天下词客多雄风。”其实，初唐、中唐与晚唐，诗歌也全面振兴和繁荣，即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大唐已然衰败，诗多感伤，但诗人为诗而诗的精神自由和自由精神一点也不薄弱，他们的生命之歌具有冷艳凄丽的别样美。唐诗发展并不完全与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的发展同步，也不是由哪个诗人来划定的。

我们遴选的十诗人，大致分布于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然并非平均分配，也没有严格的时代阈限。这十个诗人，是波澜壮阔三百年的唐诗发展各个时期的顶尖诗人，是高峰中的高峰。也许所选者并不能囊括唐代所有顶尖诗人，但却具有杰出的代表性和充分的典型性，都是丰碑式的人物。无论是从他们自身的特点、成就与风格特色看，还是从他们各自在唐诗史上卓绝的位置，乃至在中国诗史上的高度及诗歌发展史上的作用看，他们都是绝对一流的诗人，是个性特别鲜明的诗人。而在这十个诗人的研究和写作中，我们非常重视关联性而形成各自独立却又互为相关的整体性，有意无意地将这十名家形成相互映带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与互文，形成明比暗较的纵横上下的瓜葛与写作侧重，让读者清晰看到，在唐诗史中，这十个诗人每个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链接”性质，大略反映出唐诗发展的过程与诗风演变的轨迹。

唐诗十名家，分十章讲，十章构成全书的主体部分。贺贻孙《诗筏》里谈其读唐诗的经验说：“李、杜诗，韩、苏文，但诵一二首，似可学而至焉。试更诵数十首，方觉其妙。诵及全集，愈多愈妙。反复朗诵至数十百过，口颔涎流，滋味无穷，咀嚼不尽。乃至自少至老，诵之不辍，其境愈熟，其味愈长。后代名家诗文，偶取数首诵之，非不赏心惬目，及诵全集，则渐令人厌，又使人不欲再诵。此则古今人厚薄之别也。”^[29]在读唐诗方面，此论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一是要熟读成诵，反复揣摩，而有“灯火阑珊”的会心；一是要精心选择，别裁伪体，取法乎上，而有“曾经沧海”的高境。选择唐代诗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十诗雄来解读，以作家的经历与心态为中介，以现实与审美的双重品格为视角，以诗歌与史料的互为诠释为依据，立足于观察诗人的心智历史与人文精神的这个特殊角度，意在揭出诗人活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注重其心性人格的静态呈现与动态变迁，凸现其既卓绝又亲切、既可感又生动、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唐代诗人形象，而对诗人的诗作获得一点新认识。新诗理论家谢冕认为，批评家的任务不在于复述作家所已经把握到的对象，而在于阐述他所看到和所发现的作为艺术品的新的对象。我们“看到”和“发现”了什么呢？“唐诗是怎样炼成的”之命题也能够“阐述”透彻吗？

我们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唐诗十家精讲着重讲人，讲诗人，讲诗中的人性，人的精神意志。通过人来理解诗，也通过诗来认识人。我们走向唐朝，走近唐诗，走进唐代诗人，也是我们的精神和人性的诉求。针对人文精神缺失、道德情感贫乏和审美思维僵化的当下，我们以为更有必要借唐诗来医治我们的肤浅和庸俗，来超拔我们精神，完善我们的人格。我们努力展示唐代诗人的自由而自觉的创造性活动的图景，展示唐人从真、善、美诸层面表现人性高度和谐的神会和妙悟，以审美的体验而与诗人作性情沟通，进入诗人生命和天地之精神相遇合的超然空间，而让即便是读过文学史的读者，且在中国古典文学上具有了一定的造诣者，也能够在此著述中阅读到比较新鲜的信息，阅读到我们人性之光所烛照的一片辉煌的人文风景。

唐诗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进入了苦苦的追问和探索。

骆宾王在唐诗发展史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为有唐三百之诗雄中的一个特殊存在，在长篇歌行与边塞诗上的开拓与创获甚大。骆宾王性格刚烈，经历传奇，“天生一副侠骨，专喜欢管闲事，打抱不平，杀人报仇，革命，帮痴心女子打负心汉。”（闻一多语）他在诗歌上的不幸似乎要超过了他命运的不济，在“初唐四杰”中排名最末，现存的十种唐人选唐诗选本仅《搜玉小集》选录了骆宾王的一首诗，我们对其诗歌的意义“似乎还没有给以充分的估计”（罗宗强语）。骆宾王忧思深广，情抱高阔，其诗风以大为美，以汉大赋为魂，从六朝小赋化出，融合了骈文的对仗和韵律，并且注意吸取六朝乐府中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往往以慷慨磊落气息，驱使富艳瑰丽的辞藻，挫风云于笔端，安日月于调下，其长篇歌行英杰富丽，气魄雄迈，于当时堪称绝唱，现在看来也是不可多得的巨制鸿篇。

陈子昂本质上是个政治家，是个思想者，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思想巨人，其一生不甘寂寞、乘时而动，“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子昂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附武”、“谄武”的问题。陈子昂乃辅佐汉高祖刘邦六出奇计而官拜右丞相的陈平之后，陈氏家族的历算占卜之绝学对其影响深刻。陈子昂与李白同出自西蜀，又同生长于豪富之家，皆有任侠使气、重纵横之术，皆具有风流倜傥的性格特点，特别是二人都是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仙的复杂思想，他们在文学价值观念、艺术思维方式和诗歌创作风尚等方面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在唐诗发展进程中，陈子昂则是个里程碑式人物，他高举改革大旗，首倡端庄正大、刚健遒劲的美学品格，一扫六代之纤弱，开启了盛唐整整一代诗风，为后代诗歌革新志士提供了一种改革传统。子昂的诗，思想深邃奇特，形式朴质古直，具有强烈的理性意识和批判精神。

王维是盛唐之“正宗”，是无可争辩的“天下文宗”，被今人呼为最伟大的自然诗人。王维风流儒雅，气质清贵，才华炳焕，而又天机清妙，与物无竞，为杜甫呼为“高人”，历来评论王维的，均以“雅”来人文并论与互证。王维是个艺术全才，能诗善画，妙解音律，擅弹琵琶，其艺术素养及其在艺术上所获得的声誉，在整个唐代难有与之比肩者，他成为当时的艺术明星，拥有一批在艺术上颇有素养与造诣的王公贵族身份的“粉丝”，这也使他在京城高层社交圈子里如鱼得水的自由。王维引画乐入诗，在“意境”的创设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把山水田园诗推向极致。王维的诗，无论是清庙之作，还是山林之作，均具有渊雅冲淡的人文气息和从容高洁的文化气度，天籁美质，优美健朗，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王维不仅在唐诗的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美学的影响也极其深刻。

李白是个唐诗天骄。李白的政治期望值特高，以为具有出将入相之才，有着终身不可解扣的“东山情结”与“金陵情结”。然而一生在政治上从未有过什么开展，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李白生性狂放不羁，霸悍豪猛，与其出生有关，也与其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学习的环境有关。可以说是巴蜀的特殊地域文化造就了李白。蜀中时期他深受巴蜀文化中的巫祝之风、纵横说、道家的神秘学说的影响。李白阅读极其广泛，也特别喜欢读奇门遁甲之类的奇书异说。李白在诗歌上有着彪炳日月的辉煌，是诗界的天子。诗人往往以古乐府辞调，以赋为诗，制造出无数快感和眩目幻象，而使其灵魂之舞具有极端的自由维度与酒神激情，表现征服和驾驭一切的异常自信的精神力量，创造出变化莫测、恢弘神奇的境界，形成了崩云裂岸、潮回海涵之艺术大观。

杜甫与李白并称，都是诗歌巨人。然杜甫生前，诗运和官运一样的不亨通。唐代流传下来的唐人选唐诗的十个版本中，只有一个选杜甫诗的。杜甫的个性和为人，在不少方面与李白同，同样的狂傲与任性，也都是借酒作狂之人。杜甫性格上的自命不凡与“傲诞褊躁”，有其遗传因素。而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生成他深重的失败主义的怨愤和悲郁，这不仅强化了他仇视社会的对抗性，同时也强化了他性格中的孤僻与执拗。杜甫一生摆脱不了儒学中务本致用的文化价值观，而少有李白的那种富有幻想的浪漫与非理性思维，形成了执拗而笃实的“奉儒”定势和“守官”情结。胡适最很看好杜甫的“问题诗”，用的是“说故事的方法”，而杜甫诗歌艺术上的突出贡献在七律上，古人认为，七言律诗至杜工部而曲尽其变，其气盛，其言昌，格法句法字法章法，无美不具，无奇不臻，横绝古今，莫能两大。

岑参乃唐代边塞诗之第一人，亦中国古代边塞诗第一人。岑参性格好奇，且始终持有“好奇”的特别充沛的注意力，进而生成了“好奇”之眼与“好奇”之笔。岑参两次出塞，六年边庭生与死、血与火的磨难，强化了他“好奇”的性格，恰合了他“好奇”的创造性思维，让他的“好奇”天赋与创造力获得了充分展示的机遇。岑参是一位技巧的大师，一位成功地创造奇峻效果的文体家，也是中国西域自然美的伟大发现者和创造者。岑参诗的形式丰富多样，而最擅长七言歌行。他根据自己身历其境时的耳闻目睹、切身感受，把远至天山南北以至更远的中亚地区的自然景观，如沙漠、风雪、苦寒以及火山、火云、热海等纳入诗的领域，开拓出一个新异、神秘、诡奇的艺术天地，其边塞诗奇峭雄丽而豪逸壮伟，充满了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息，给人以异常强烈的精神感染与艺术熏陶。

韩愈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韩愈自命不凡，具有过高的以拯时救弊为己任的期待，自比儒家道统最合适之传人。他性格狷介强梗，争奇好胜，不安凡庸，极具挑战性。韩愈敢于仗义执言，勇于兴利除弊，善于造势作为，乐于举贤掖后，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躁急褊狭，特别热中利禄。韩愈诗极富争议，乃诗中之别调，以文法而摧破诗法，将以功力为诗的写法推向极致，刻意奇崛，终成自己面貌，成为审美异化的代表人物，成为一代诗坛的改革者和新诗风的开创者。韩愈诗风险怪，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姿态横生，变怪百出，赋予诗歌前所未有的力度和超现实色彩，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即便这种诗歌因追求新奇过甚，产生了怪诞晦涩的负面影响，而韩愈的独创精神，新变自觉，以及这种精神所生成的不俗的表现，则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白居易是中唐诗坛影响最大的诗人，其存诗二千八百余首，也是唐代诗人中存诗量最大的诗人。其诗歌在当时和身后流传之广，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是罕有其匹的。白居易幼年早慧，少年时期特别用功，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白居易一生以其44岁流贬江州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曾经也像杜甫“一饭不忘”，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其深度与广度都前无古人，具有强烈的批评色彩，表现出一种“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战斗精神。白居易的诗歌主张来源于其政治主张，与正统的儒家诗论一脉相承，可视为一种“谏官思维”的诗学理想。白居易后期，乐天顺命，知足保和，纵情享乐，闲适自娱。白居易诗风平易浅切，顺应了世俗潮流，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学转型的先导。

李贺与李白、李商隐并称“三李”。李贺才大命短，存诗不过二百余篇，而却在唐代诗坛独领风骚。杜牧为他写序，李商隐为他立传，皮日休盛赞他为自李白以来百年内歌诗之翘楚，王夫之说他“真与供奉为敌”。李贺诗是整个唐诗的一个“另类”，极擅“陌生化”处理，不蹈故常，崇峭崛兀，奇思怪想，匪夷所思。很突出的一点表现在他最欢喜也最擅于采取神话传说的意象，大量妙用通感，诗境光怪陆离，迷幻诡异，凸显了诗人超凡想象力，充满了神话的浪漫主义色彩，具有夺人心魄的美感，引发无比丰富的想象与联想。杜牧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李贺的诗歌具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丰富了我国诗歌浪漫主义的创作内容和方法，严羽把这种体式取名为“长吉体”。学“长吉体”成为一种时尚，连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等也多取法李贺。

李商隐是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也是对后世最富影响力的唐代诗人。其诗朦胧晦涩，无意中成为象征文学之祖。李商隐一生不断游走于两党之间，首鼠两端，慌不择路，虽然不能用“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来形容，至少属于急功近利的机会主义者。而其仕途失路，爱情失败，使他成为一个深感生命无常的悲剧性的人物。李商隐的爱情诗最为著称，而也有人则将其视为“乖大体”而“伤名教”艳情诗。李商隐深受李贺的影响，诗中典故多依附神话，化用传说，寄托象征。其诗多用模糊语言，或刻意使语言模糊化，有意识把诗像谜一样来写，语言错位搭配，无端跳接，曲婉朦胧，进而造成缠绵的情致，婉约的诗思，幽深的意境，其意旨叫人难于把捉，反映出诗人的“复色”感情，以及心理、意识、思想的多方面走向。李商隐的七律学杜甫，进一步扩大了七律的表现力，李商隐的七律无题诗更是堪称一绝。

后记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写罢《唐诗十家精讲》，算是又攀上一座山。亦油然而起“噫吁嚱”之感叹。

笔者曾在拙著《纵横论王维》的结语中以西西弗斯自比。如今，我又经历了一次西西弗斯滚石上山的体验。

自“不惑”之后，我便沉浸于唐诗，顶礼诗星，亦活在唐朝。

活在唐诗，活在唐诗里，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感啊！

唐诗，给了我睿智、机遇和不竭发动的活力。

而在与这些诗国巨星们的对话中，我除了感觉到自身特别渺小外，同时也感到心灵无比的充实和激荡，纯粹是一种高情远致的审美体验，是一种挑战极限的生命享受。

笔者长期身处唐诗研究与教学的一线，身心投入，生命写作，情性灌注，如果此著还有点什么“别开生面”之处，即是以诗人研究为重，探究唐诗是怎样炼成的之奥秘，侧重于审美过程中的审人、审智和审美的综合考量。虽无颠覆之意，却多独窥之见。

笔者虽非师出名门，然时得学坛大匠硕彦之青眼与眷顾。唐诗研究之“掌门人”傅璇琮先生就曾两次为拙著赐序。资深教授董乃斌先生乃唐诗研究之翘楚，慨然序书而壮我行色，多掖我语，亦多知我言，让我喤喤而生弟子之呼。

笔者虽非立身名校，然却得适者生存的学术地利，亦有相亲相洽之人和，复得南通大学之出版资助，让我志在务学而俨然成材。

于“例行公事”式的“后记”撰写时，笔者的谢忱却非“例行公事”，特别要感谢大胆立项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尤盛感于为我作嫁的厚艳芬先生，精心考别，苦心补苴，洵有助产接生之功焉。

我还要感谢解决我后顾之忧的我亲爱的家人；感谢热心当我听众的我的学生们；感谢为我认真校读的研究生黄旦怡、刘全发；更要衷心感谢读者，感谢读者或激赏或批评的“画眉深浅”的评判。

每每有书出版而写后记时，就像送走一个将要远行孩子，总有说不完的叮嘱，心中充满了欢欣与惆怅。

我置身何处？侧身四望长咨嗟！

                                          癸巳暮春于三养斋

《唐诗十家精讲》封面封底文字

封面假腰封前面文字：

唐代诗人，这些大唐帝国的骄子们，是追求个性解放、崇尚自由精神、人性充分张扬的一代，是极端英雄主义而自觉社会担当的一代，是生命情感特别饱满而艺术细胞异常发达的一代，是中国乃至世界诗史上最富创造力的真正诗人。

封面假腰封后面文字：

诗人中的诗人  高峰里的高峰

封底文字：

这是一部唐诗的追问史，是一部心灵的追问史，追问“唐诗是怎样炼成的”之奥秘。

论及唐诗，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这唐诗十雄，而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素质教育都不可能拒绝他们无所不在的影响。

对唐诗十家的精讲，就是与唐代的这些创造之神发生近距离的平等对话，分享这些唐代诗雄们创造奇迹的愉悦，成为解读创造与享受创造的幸福者，进而走近唐人，走入唐诗，走向近乎探秘的诠释过程。

前勒口文字：

王志清  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唐宋方向学科带头人，生态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散文诗学会理事等。

作者亦诗亦论，且古且今，著有《纵横论王维》《盛唐生态诗学》《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散文诗美学》等，近十年来在数十种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因其长期身处研究与教学一线，又因其理论与创作两个轮子同时转动，身心投入，情性灌注，长于细读，精于思辨，故其学术研究常常别开生面，文本与史料互为诠释，诗性与理性两相交通。

后勒口文字：

作者试图从一个当下唐诗研究还关注不够的视角入手，将人的研究与诗的研究结合起来，在研究诗的过程中着重研究人，研究唐代诗人，研究唐代诗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与生存智慧，包括诗人的家学渊源、素质教育、人文素养以及生命方式，以凸显唐诗高度人性化的特征。论者以人诗互证的思路，传论唐代诗雄之人的发展的全面性与社会性，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各种能力，重在发掘唐诗中的人性本真与自由意志，突出唐诗的人文精神含量，进而重新认识唐诗发生的内外条件，评估唐诗的审美价值。论著呈现出审美过程中审人、审智和审美的综合研究之特点。

特别说明:以上文字如有和FOD版有出入处,以PDF版为准。

照片26张,除个别为笔者依据该书翻拍外,均为责任编辑厚艳芬女史提供,谨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