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2019年中国种业要事（中）

（《种子科技》2020年第9期 佟屏亚）

一“放管服”推进品种审定“大跃进”

深化种业“放管服”改革，激发育种人员快速释放科技创新积极性，新品种审定进入了“百花齐放、各领风骚”快车道。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公布的资料，2016年全国审定玉米品种（国审+省审）550个，2017年审定1069个，2018年审定1700个，2019年审定2274个，创品种审定历史新高，相当于过去10年审定玉米品种的总和。

点评：玉米品种审定“大跃进”是造成制种面积放量和库存高企的主因，让有限的市场无限的饱和。连续5年库存高企一直是种子行业挥之不去的梦魇，私繁滥制的疯狂和库存积压的无奈，交织折磨一些基地公司被迫举高利贷，可能产生了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即便是上市公司多数亦处于亏损的窘境。

种业是一个周期长、周转慢、利润薄、风险大的行业，多年来种子公司数量起伏，很多源于缺乏资本模式，无法持续支撑研发投入，或是因库存种子积压而导致资金短缺而出现危机。大型种业积压，小公司积压，代繁公司积压，甚至代理商、经销商也积压，中国种业的高库存已经到了畸形变态的程度，每年都有大量库存种子转商，同时又重新积压新种子，严重威胁企业的正常运转和合理的利益空间。种子企业出现问题甚至倒闭，虽然决定有多么雄厚的固定资产实力，看掌控几个品种和营销多大规模，但只要企业发生资金流动性不畅甚至资金链断裂，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就可能出问题。这是一个抑制创造市场价值和消耗企业积累的过程，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发生逆向淘汰的潜在风险：流动资金被占用、仓储运输费用的额外产生、来年种子质量的下降、再销售面对的难题、质量事故的频发、报废引发的亏损等等，持续高库存所带来的种种后果，都可能导致种子企业走向万劫不复的困境。俗话说一文钱逼倒英雄汉，压垮企业的可能就是最后的一根稻草。

二、张掖紧急下发限定制种面积公告

玉米品种审定“大跃进”，估计全国有4000多个或更多新品种蜂拥进入西北制种基地。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报道，2019年全国制种面积256万亩，制种组合超过1800个，其中小面积制种组合高达1500多个。西北制种基地骤然紧张，紧急下发通告限定企业制种面积。（《张掖日报》2月25日）

点评：春节刚过，种业老板紧急奔赴西北制种基地直面“制种关”！无论新审定品种还是购买产权品种，都要千方百计繁殖种子进入市场。大批“新品种”制种面积持续增加，“老品种”制种面积（万亩以上）相对减少。有报道说，企业老板经历激烈市场竞争，都开始冷静地和理性地安排制种面积。例如，2018年张掖市64家种子企业玉米制种面积90万亩，生产玉米品种（组合）899个，其中万亩以上品种6个：郑单958（4.47万亩）、裕丰303（2.61万亩）、京科968（1.76万亩）、中科玉505（1.4万亩）、秋乐368（1.39万亩）、伟科702（1.13万亩）。2019年生产品种（组合）比上年减少33个，1万亩以上的品种只有郑单958和京科968保持稳定，其他品种制种面积显现波动，整体上大宗品种（组合）面积有缓慢下降的态势，单品种的制种面积以1000-1500亩居多，3000-5000亩的不到两成，代繁品种呈现多元化，全国市场流通的2000多个品种、以及新审定的品种基本都进入基地。

玉米制种基地骤然紧张，有关部门紧急采取应对措施。例如，张掖市种子管理局发布2019年玉米制种面积“授信规模”公告：1、生产面积不设上限企业15家，2、生产面积不得超过3万亩企业26家，3、生产面积不得超过2万亩企业17家。4、生产面积不得超过1万亩企业6家。其它有生产经营资质但未获评级的企业生产面积不得超过3000亩。严禁企业超规模生产，严禁无证或租借生产经营许可证非法从事生产种子。

三、国家区试检测出37个玉米仿制品种

3月25日，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公布《2018年玉米区试总结》：委托北京玉米种子检测中心联合扬州大学负责，对国家玉米品种区域参试品种进行DNA指纹鉴定，供检13个组别538份样品。

点评：随着检测DNA位点技术精准度提高，检测DNA位点由2个到4个，提高了品种真实性鉴定水平。本次运用DNA技术检测出同质化模仿品种37个，与其他已知审定品种或参试组合DNA指纹无明显差异(差异位点为0或1)，判定为近似、极近似或相同品种。另有2个品种转基因成分检测呈阳性。

这个消息向某些长期依靠模仿式育种和转基因育种的公司或个人发出警告。随着新品种价格上扬，在全国应运产生一支庞大的民间育种队伍，或是科研院所退休人员及其子女，或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或是耳闻目染受启发的农民。他们搜集育种材料，租上几亩地，雇佣临时工人，“比瓢画葫芦”迈步玉米育种行列。有些人借助盛行的品种审定潜规则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期盼自己仿制的组合有机遇通过审定，获取高价报酬后堂而皇之进入市场。大批同质化产品被无节制地生产出来。随着品种区试DNA检测技术精准度逐步提高，一些高仿、初仿、甚至是“比瓢画葫芦”的玉米品种将被迅速淘汰出局，肯定会有大批的育种户金盆洗手了。

四、七部门联合部署“全国农资打假专项行动”

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供销合作总社七部门3月8日联合召开2019年全国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启动农资打假专项治理行动，对制售假劣农资违法行为开展集中整治。

点评：随着春耕播种季节的进行，种子营销渐进高潮。种子市场用一句话形容，那就是“乱象丛生”，乱七八糟的假劣种子让人眼花缭乱，胡言乱语的促销广告让人心烦意乱，鼓惑人心的花样赠品让人方寸混乱。经销商打着“高科技”、“名牌”旗号，挂起奖牌或锦旗，宣称大穗、抗倒、轴细、抗病、宜机收、耐密植、超高产等，还有“超过958、胜过335”。专业策划，团队包装，专家站台，花言巧语讲故事，利用“从众心理”，“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低价”的幌子，终端入户，降价促销。特别是村干部“包销”。这一招最常见也最历害。某县获“玉米高产创建示范方”项目，还没有来得及公开招标品种，就有商家捷足先登，给村官奉上“一箱茅台一张卡”，压库两年的10万袋玉米种子立码“起死回生”了。

假劣种子给农民造成减产损失时有发生。逐利欲望不是用讲商业良心、讲社会责任就能够遏制的。种子质量安全是农民丰收的保障，彻底改变市场乱象，哪一个环节都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监管主体的责任都不能放松。治理种子市场的沉疴顽疾，非下“猛药”不可。 

五、中国种子大会：会上会下“两重天”

中国种子协会主持的恢宏庄重异彩纷呈的践行“新时代、新使命、新种业、新征程”为主题的“2019年中国种子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全国1200位农业官员和种业人士聚集一堂，检阅中国种业70年取得的成绩，讨论未来的发展方向。（《科技日报》3月31日）

点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一种形势，同一个现象，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处境，看到的影像和得出的结论有可能截然不同。

一、庙堂之上，种业形势一片好。概括而言，一是全国选育农作物品种4万多个，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达到2.7万个，授权品种超过1.1万个，位居世界第一。二是种业体制改革循序渐进，确立企业商业化育种的主体地位。三是种子企业蓬勃发展。2017年各类登记注册的种子企业5203家，种子经销门店69万家，企业是种业发展的主体力量。四是对外开放成果颇丰。引进外资企业76家。截至2018年，共受理国内外品种权申请26771件，授权11671件。五是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种业法规建设从无到有，从办法到条例再到法律，法律位阶不断提高，依法治种逐步强化，市场秩序持续向好。我国种业市场接近60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种业市场，中国正从种子大国迈向种业强国。

二、面对市场，种业老板好困惑。种业掌门遭遇囧事如麻，举步维艰。一是争抢基地。全国估计有成千上万个玉米品种蜂拥西北争抢基地，新老品种“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二是减少库存。种业发展遇到瓶颈期，库存积压超出企业承受能力，比去库存更难办的是去产能。三是经销困境。特别是县级经销商日子不好过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盘被客户蚕食抢光。你听说某省经销商不堪忍受假种子纠结悬梁自尽的传闻吗？面对无限的困惑不知何年逆势突围挨过这一关？四是金盆洗手。突兀间全国审定了那么多产量超过郑单958或先玉335的品种？新审定品种从天价狂跌至“白菜”价。有多少育种户可能要金盆洗手了？五是转转“抢跑”。最让种业老板坐卧不安提心吊胆的是，传言2020年转基因玉米实现商业化？君不见，转转公司已经为多家种业高价传授转基因“储备”，有多家种业老板开始偷偷“抢跑”！

六、权威发布：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2019年9月10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农业农村部科技发展中心在甘肃张掖联合举办全国农作物种子打假维权现场活动，并发布“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

点评：以案释法、公开曝光、增强威慑力、净化发展环境。“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有其典型意义。

一是从案件类型上看，本次入选的十大案例，既有品种权侵权诉讼案件，也有复审类案件，也有行政执法案例，案件类型更具代表性。原被告双方在案件中争议激烈，大多数诉讼案件经过二审程序，甚至启动并进入再审程序，社会影响大，备受种业企业关注。这些案件的审理裁决，对品种权人及时通过司法和行政途径解决品种权纠纷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是从作物类型分布看，十大案例中，涉及玉米、水稻、小麦、大豆四种作物。这些品种科研投资大，培育时间长，种植面积广，经济效益好，是我国实施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所形成的育种创新成果典范。这些典型案件的审理裁决，对种业知识产权保护维权执法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三是从所涉法律问题看，所选择的十大案例既涉及植物新品种追偿权保护的使用、品种权许可合同转让规则、区域性独占许可实施、取证公证程序的运用等法律实务问题，还涉及行政执法侵权物处理方法、复审委员会撤销原驳回决定的情形等。这些问题的明确界定和解释，对解决品种权保护工作中的难点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