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武汉大学正在尝试培养“宽广型”博士，号称“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超级博士”。“超级博士生”未来将接受跨学科培养，每人将有数位导师带；目前已经确定的一位“超级博士生”有9位跨越化学、物理学、医学、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导师带。这种“超多”博导共育“超级博士”的尝试“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次”，相信在世界范围内也应属首次。

我无意像多数网友一样，对武汉大学的这一尝试持一边倒的否定态度。任何一种“在全国高校中尚属首次”的尝试从一开始基本上都会招致非议，这很正常。既然是尝试，而不是制度，那么就值得鼓励，容许失败。

作为一名一辈子也没脱离教育的亲历者，我对千锤百炼形成的教育模式、方式、理念、体制等已有一种天然的迷信，对教育领域的新花样已变得越来越麻木，对教育领域的“创新”越来越抗拒，逐渐形成了一个“保守”的观念，那就是，教育领域的创新不应像科研领域的创新那样值得大胆尝试和推行，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更保守一点说，教育领域的最大创新就是不创新。

教育领域不创新并不意味着不改革，但“改”不等于“创”。不正确的、不合理的、不适应形势的，等等都应改，但教育是百年大计，人不是小白鼠，所以改革不宜用一代或几代人，那怕是用一个群体去做试验。教育领域的改革更多的应该是学习、借鉴甚至模仿世界范围内的成功经验或好的做法。教育领域的官员如果在政绩的刚性需求和牵引下硬要搞出一些创新来，那也最好是搞集成创新或消化吸收再创新，尽量不要搞原始创新。从这个方面来说，对教育领域的领导的评价似乎也不宜像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一样，强调其是否有开创精神，而应该主要看其是否有坚定的立场、坚强的意志和执行力。

回到“超级博士”这个新生事物。从报道看，“超级博士生”产生的时代背景似乎是“不同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跨学科培养在科研道路上日渐成为一种大趋势，比如法学和社会学有交叉，而化学和生物学也有交叉。”毫无疑问，学科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学科交叉也越来越厉害了。但指望组织多个学科的多位博士生导师联合指导一位博士生，就能适应这种形势，就能培养出“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所谓“超级博士生”，可能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而已，至少，我看很难推广。我并不是像一些网友一样基于“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的中国文化简单否定这种尝试，而是通过观察古今中外千锤百炼形成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和思考科研工作独特的性质后得出我的判断的。

当然了，关键看如何定义“超级博士”。如果强调“宽广型”的所谓“超博”，即具有跨多个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相关知识，那么超多导师共育一位“超级博士”的方式应是可行的，但“超博”又“拔尖”，可能就有点难了。前几年的本科教学改革，如所谓的“宽口径厚基础”、“通识教育”等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差不多就是这么培养“超博型”或“超宽型”人才的。事实上，一看到这个报道，我脑海里的第一印象就是博士教育又回到了本科教育，只不过教学班级由几十个人一班变成了一个人一班而已。在“通识教育”或“大平台教育”的理念指导下，不同学科的老师像走马观花一样向不同专业的本科生传授着各自学科的专门知识，本科生的知识口径是“超博”了，但基础并未“超厚”，而是“超薄”了，不仅如此，人一复合型，专业基础和特长也丧失了。

纵观古今中外的科研超人或牛人，几乎没有一个是超多导师共育的结果。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超多博导共育一位“超级博士生”的方式比传统单一导师制能更有效地培养具有超高水平的“拔尖型”、“开创型”或“引领型”人才，或所谓的 “超级博士”。单从导师这个方面来说，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也许并不取决于导师的多少，而恰恰取决于导师本身的能力和水平。“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能只是一个传说,到是“桃李满天下”的例子在古今中外比比皆是，尤以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为盛。

从博士生的培养过程和目标看，超多博导对培养“超级博士”所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博士生在课程学习方面要掌握本领域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博士学位论文要体现出其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了创造性的成果。9位跨多个学科领域的导师带一位博士生，可能有利于博士生掌握宽广但不一定坚实的基础理论。但是，毫无疑问，博士阶段的根本目标不是掌握基础理论，而应该是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也就是要通过对创造性研究工作的亲身参与和感悟，学会并掌握开展高水平研究工作所必需的一套科学工作方法,特别是发现科学问题、提炼事物内在规律和机制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博士生作为一种学生，他们的学习任务主要是学思维、学方法，而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和方法对所有学科来说，我个人认为是大同小异的，所以导师并不是多多益善，跨学科导师对此也意义不大。

从更高的目标来说，博士生培养的最高境界除了取得创造性成果外，还要创造知识,开辟并引领新的学科领域或方向。“超级博士生”要达到这种境界，除了自身是适合做科研的那块料以外，首先要靠有眼光和眼界的“超级选题”作前提，学科交叉和融合是途径之一；其次要有一支超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和良好的实验条件作保障。从这一点来看，似乎跨学科的超多博导更有利于培养“超级博士”，但事实上，纵观国内外各学科领域的重大突破，所有的选题，哪怕是意义非凡的跨学科“超级选题”，追根溯源，基本上是出自一个脑袋，并不是靠跨学科的科学家坐在一起才能提出。我看这主要是由科研工作的性质决定的，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性研究，强调的是思想创新和独特，具有显著的个人特征，因而“人多力量大”在这个行当基本不成立。也许，“超级选题”确立后，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得到很多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的帮助，但这种帮助显然不同于导师的作用，更何况这种帮助不能仅仅局限于本单位跨学科领域的科学家。

期望超多博导共育出“超级博士”，还忽视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博士生本身。“铁杵能磨成针，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材料不对，再努力也没用。” 如果“超级博士生”没有很好的基础和天赋，对科学研究没有强烈的兴趣、愿望和全身心投入的激情，那么师从再多的导师再牛的导师，也是成不了“超级博士”的。

总之，超多博导共育一位“超级博士生”，可能有利于拓宽博士生的知识面并帮助博士生解决在跨学科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困难，但要指望这一做法比传统的单一导师制更能培养出“跨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即所谓的“超级博士”，还值得观察。当然，尝试超多博导共育“超级博士”，对我们国家还是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的，一旦如愿以偿，科技强国的梦想将指日可待。因为，众所周知，我们国家可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别说9个导师带一位博士生，就是90个导师带一位博士生，我们也做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