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2011年4月19日刊登郑永飞院士的文章《科研不能“仕而优则学”》。其实，依老祖宗的本意，科研恰恰应该“仕而优则学”。“官大学问长”不一定有道理，但“仕而优则学”却符合科学发展观。

郑院士的文章批评了“官大学问长”现象：“不少人‘仕而优则学’，随着行政级别的提升，学术水平也俨然‘水涨船高’，摇身一变成了学科带头人。但这些‘官大学问长’的指挥员，不少只是‘半瓶醋’水平，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科研经费的同时，还会在科技导向上带来极坏的连锁反应，危害某个研究方向或者学科领域甚至整个部门。”

官员比常人更自信和自负，这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自己专长之外的领域，官员一般也感觉非常良好。但正如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先生所指出的，“要搞科研就不要当官，要当官就不要搞科研，当了官就要好好为科研工作者服务，既想当官又想搞科研肯定什么都做不好。”为什么呢？“搞科研工作和做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很难同时在一个人身上体现。”

不过，“仕而优则学”的本意其实并不是“官大学问长”，正如“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并不是鼓吹“读书做官论”一样。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语出 《论语·子张》。训古学者训出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做事做得多了就能领悟（其中的道理），领悟的道理多了就能（更好地）做事。”这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认识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并可用于指导实践。

“仕而优则学”说白了就是实践出真知，这不正是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态度吗？所以，科研应该“仕而优则学”。

官员同志如果摒弃“官大学问长”的自我感觉良好，认真领会老祖宗“仕而优则学”的真实意图并实践之，那正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