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4名美国著名科学研究管理者在PNAS上发表一篇长篇评论性文章，提出一个论断。美国生物医学研究正走在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如果不进行根本性改革，将会导致长期衰退。这一文章相对比较难理解，但其中心思想是认为美国生物医学领域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恶劣行径将给年轻科学家带来很大伤害。文章呼吁应该对科研经费资助模式、人才培养的规模等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主题思想是希望给改善年轻学者的经济收入，优化生物医学科研领域的职业环境，降低职业压力，提高科研效率。

（不知道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是否也存在类似情况，至少我感觉到现在的年轻学子们生存压力确实要超过10年前的情况。对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劳动不够尊重的情况确实在发生。）

四名作者分别是前美国科学院院长和前《科学》杂志主编Bruce Alberts、哈佛大学医学院系统生物学系主发起者Marc W. Kirschner、现任国家肿瘤研究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Harold Varmus（1989年，Varmus和Bishop 因发现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的细胞学起源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在文章中他们呼吁，生物医学研究人员要正视困难，应重新思考对科学研究进行资助、组织和开展研究进行系统改革。

生物医学研究主力是有抱负的青年人如研究生和博士后人员完成的，这种模式培养了很多新科学家，但是结果年轻科学家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学术机构、政府和私人企业能提供职位的能力。科学家数量过剩必然导致对有限资源抢夺，必然导致科学家职业的吸引力下降，让新老科学家都难以满意。

这些作者提出应该逐步压缩进入生物医学领域哲学博士的数量，以形成新科学家数量补充和将来机会的良性匹配。不过这些建议和目标大部分都曾经出现在美国2012年度生物医学研究劳动力资源报告中，1998年美国国家学术委员会报告也有类似论调。

他们的建议包括压缩科学家队伍中受培训人员的比例，以达到减少培训规模提高培训质量的目的。建议提高研究生培训基金的比例，减少教授研究经费。建议给研究生提供更好的职业信息，提高博士后工资，修改基金评审方法，削弱导致大学盲目扩大规模以获得更多经费的动力。

他们呼吁国会和相关提供研究经费的机构建立对可预期科学提供稳定资助的计划，而不是持续增加给那些无法预测的研究项目。

曾经有不少观察者也提出类似的改革呼吁。早在1945年，总统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就曾经在《科学》上发表The Endless Frontier指出科学研究政策5个原则，首先应该是稳定数年的经费资助模式，但这一目标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他警告太多年轻人从事科学研究如果超过实际需求会导致人才资源的浪费。

文章也提出，科学家和政府一些人长期忽视改革的呼声，长期忽视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多年的运行，生物医学研究形成的问题已经由来以久，但很难从内部看清楚问题。毫无疑问，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拥有大量研究经费的学者长期从饱受剥削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们身上捞取好处。但是就在去年10月，NIH副院长Sally Rockey和院长Francis Collins在一个博客中竟然写到，没有明确证据说明博士学位获得者超过就业机会。

现在由于国家研究经费压缩的原因，那些能够和上层管理进行对话的资深科学家都开始担心自己的钱包和职位，年轻科学家所承受的痛苦和压力已经达到空前程度。

改革的规律总是这样，草根阶层拥护改革，但系统改革只有在精英阶层开始赞成后才可以推进。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在于他们提出的多项具体建议措施，而在于美国科学高层开始发出的改革信号。

改革现有模式必然会影响到获利阶层的利益，因此来自他们的阻力将是必然的。根据可靠消息，一个高层次小组就对提高博士后工资的问题争论不休。面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这一论文也不可能提供确实可行的方案措施。文章警告说，只进行讨论并没有价值，必须有大胆的实际措施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