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AI）领域越来越火热，越来越多的人却开始担忧自己的生存问题：

“如果有一天工厂用机器人，农业也用机器人，只要很少的人就能完成所有的事，人们都下岗了，只有那1亿人还有工作，那剩余的十多亿人都没了收入。问题来了，工厂里的东西卖给谁，九成的人都没收入了。如果缩减人口就必须会缩减生产，缩减生产又会有更多的人失业，一个人的生产就够百人用，那百人哪来的收入呢。”

照理说，人类科技事业的自然结果就在普遍改善人们的生存条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怎么可能科技越发展、生产能力越强大，人们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建构论心理学家格根认为：“有关世界的知识总是携带着某些传统的价值，正是这些传统制造了我们的问题和结论。”（2019，第12页）如果追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其主体架构在实践上完形自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后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关系，在理论上完形自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后简称《国富论》）。那么，是斯密及其所处时代的谋生之道或关于生计的观念与做法之“传统”导致了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吗？这里，试图从斯密的思想体系（包括伦理学和政治经济学）出发，从科学的角度重新理解社会的经济。

文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出现实问题的引言，第二部分旨在梳理斯密关于个体-社会的基本理念，第三部分讨论了斯密陈述中关于收入分配实践的科学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对既有经济系统的改进方案，以期重新理解社会的经济，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亚当·斯密的个体-社会原理

斯密关于个体与社会的思想体系是通过《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来呈现的。前一本著作论述了人际交互中的个体美德并贯穿以宏大的互助共生之“美好社会”（斯密，2016，第107页）的构想，后一本著作则试图从政治经济的实践经验去考察自觉互助社会得以实现的具体方案。在斯密那里，政治经济系统是从个体-社会原理中实践出来的具体形式。因而，对个体-社会基本关系的考量是首先的，如：个体为什么要存在于社会？社会为什么会存在？作为社会的节点，个体如何与他人交互相处？

（一）社会存在的原因：互助共生

生存和发展是人类生活的主题，以斯密的话说，大自然对地球生物的巧妙安排旨在“促成天性的两个伟大目的，即维持个体的生存和种的繁衍”（2015，第109页）。然而，地球这个预设的自然生境蕴含着重重危险，人类个体很难仅凭自己的力量在这样的生境中持续存在（斯密，2011a；霍尔巴赫，1994）。因此，斯密说，“人必须存在于社会之中”，因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态之中”（2016，第107页），然后，人们联合起来，试图以互帮互助的方式合作共生（斯密，2011a；霍尔巴赫，1994）。亦即，单从生存的角度，社会（包括家庭）是人与人之间寻求互助共生以更好地满足自身利益的关系型平台，也是个体从与同类的关系构建（如互帮互助）中找到的更有效的生存之道。

因此，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从正反两个角度论证了以下观点：人与人之间互持善意、互施善行以实现互利共赢，是社会存在的原因。他说，“社会不可能存在于那些老是相互损伤和伤害的人中间，每当那种伤害开始的时候，每当相互之间产生愤恨和敌意的时候，一切社会纽带就被扯断”，而在“不放弃相互伤害的人中间”，也“不可能发生社会交往”（2015，第108页）。亦即，如果人与人之间总是互相伤害、“尔虞我诈”，那“社会就很难存在并发展”（2016，第107页）。相反，如果“社会成员之间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和谐共处”（2016，第107页），那么“社会就会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就好像是“一个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2015，第108页），非常地“美好”（2016，第107页）。

总之，按照斯密（2011a，2015，2016）的想法，对个体来说，除了与同类互助共生，别无更好的选择。或者说，个体利益既是社会的起因也是社会应抵达的结果。这么一来，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似乎被转化成了以下形式：如何构建一个自觉互助的社会？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建制之演化就是一个试图解决该问题的过程。而斯密一生的研究成果亦旨在于此。

（二）如何促成自觉互助的社会共同体？

不妨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复杂的人际网络，而个体是其中的节点。在斯密（2015）看来，一个自觉互助的善社会首先得求诸于个体的完善美德，即社会成员能普遍“按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合宜的仁慈这些准则去行事”（2015，第311页）。因为遵循“谨慎”的美德可以避免自己“受伤害”从而关心好“自己的幸福”，而遵循“正义和仁慈”的美德则可以“促进他人的幸福”从而关心好“别人的幸福”（2015，第345页）。而且，“这些美德除了带来最令人愉快的后果外，不会产生别的倾向。”（2015，第347页）所以，斯密认为，人们对美德准则的持守是“实际的智慧，是获得安全和利益的最可靠和最机灵的手段”（2015，第395页）。而所有的政府实际上都“只是某种对缺少智慧和美德的不完美的补救”（2015，第237页），或者说没有“哪一种政府机构能像智慧和美德的普及那样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幸福”（2015，第237页）。通俗地说，如果人人持行美德，例如在人际交互中是同理的、自律的，那么社会自然就能安定、有序。而要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无力自律，如以损人的方式不正当地利己，那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如可能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乃至解体。虽然可以通过组织政府的方式来匡扶人际正义，强行维护社会秩序，但这类外部于个体的、强制性的规范与惩戒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并可能带来额外的消极作用。与此同时，由政府等组织强制制定与执行的他律性公共机制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社会成本，而这些支出也始终得由社会中人共同去承担的，这无疑将减损甚或长期减损社会中人自身的福利。

其次，促成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互连接或关系内容是自觉互助的。那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斯密看来，可以运用“实利的互惠”（2015，第108页）之原则将人们的互助行为自发自愿地驱动出来。他发现，当一个人“对于别人所需的物品，充分地予以供给；别人对于他所需的物品，也同样充分地予以供给”（2011a，第6页）时，他们便自然地在交换行为中达成了实利的互惠与相互的助益。而且在这样的交换行为中，交换各方只要具有利己心就可以达到利他的结果。按照斯密的原话，“如果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刺激别人的利己心而自愿替自己做事，他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了。任何一个想与别人做买卖的人，都可以先这样提议：请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吧，这样你就能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通义。”（2014，第7页）也就是说，买卖双方都因利己心而愿意与对方交换自己的东西，在满足了自己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了他人的需要，达到了利他的实际后果，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美好目的。概言之，利他的结果在利己的目的中实现了，或利己与利他在交换行为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当然，相互助益之交换行为的发生，首要的条件是交换双方各具所能，且以自己的才能生产出了可满足他人需要或可用以交换的“资源”（2011a，第12页）。因此，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强调了劳动“分工”（2011a，第1页）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斯密关于个体-社会的基本理念是这样：社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个体需要从同类中寻求协助以获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就要求个体在社会的交互行为中持守美德的准则（尽可能低成本地维系社会的运行），并通过各自所能之生产物的交换行为达成实利的互惠，从而实现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目标。总之，斯密提出的个体-社会原理旨在促成“人世间的安定，人性的完美和愉快”这一“伟大目标”（2015，第209页）。

三、对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进一步讨论及延伸

斯密的上述思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而是可实践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世界的繁荣物质、便利生活，正是斯密思想（如互助共生、实利互惠）被后来者传承并普遍实践的结果。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文章一开始的问题呢？

（一）斯密在《国富论》中隐藏的“矛盾”

倘若细读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国富论》，似乎隐藏着一个矛盾：斯密一方面不断强调“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2011a，第24、27页），它衡量着“世间的一切财富”，是“第一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2011a，第24页）；另一方面又说，“不论是谁”，其“收入就一定出自这三个源泉：劳动、资本或土地”（2011a，第44、45页），把“工资、利润、地租”视为“一切交换价值”、“一切收入”的“根本源泉”（2011a，第44页）。但关于这个问题，斯密在《国富论》的“劳动工资论”一章中是这样陈述的：“劳动生产物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在土地尚未私有，资本尚未蓄积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全生产物，皆属于劳动者，没有地主分配，亦没有雇主坐享。这种状态如果继续下去，劳动工资即将随劳动生产力由分工而起之种种改良而益形增加。”（2011a，第56页）但这种状态“一经有了土地私有、资本蓄积，就宣告终结了。”（2011a，第57页）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后，劳动者在使用土地进行生产时，“不得不”“在所产物品中，以一定份额分给地主，而称为地租”；最初以“垫支”劳动者“生活费”的形式出现的资本，也要从“曾使用土地的劳动生产物”中“享受一定份额”，劳动生产物“不得不第二次扣下来，作为利润。” （2011a，第57页）简言之，无论是地租还是利润，都是对劳动者劳动成果的“不得不”（斯密，2011a，第57页）之分成，而其实质是各类群体所持人际势力的较量结果[1]。不管怎样，在斯密（2011a）看来，促进分工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改善社会整体的物质匮乏情形才是关键所在；只有劳动生产物富足了，人们才可能以更“低廉”、更“容易”（斯密，2011a，第56页）的方式获取生活所需物资，生活水平也才可能得到真正改善。用现代话语说，重要的事情是先把饼做大，至于分饼的方案，可以让其暂时屈居于能否把饼做大这个提升社会普遍利益的目标。显然，斯密的这个想法在物资匮乏、人们生活普遍贫困的情况下是极有远见的。

总之，斯密似乎以向现实妥协的方式对当时社会的收入分配实践——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具体做法作了相应的经验归纳与陈述。虽然他也并没有说这种做法是真理，但是以工资、利润和地租为内核的收入分配实践一直延续至今，并被主流经济学合法化了。

（二）关于收入分配形式之科学性的讨论

按照马歇尔（1964），经济学研究以探求符合因果关系的科学真理为己任，或者说，科学的逻辑是因果的。事实上，斯密（2011a）在《国富论》中已经说明了：劳动是财富之源——劳动与工资存在因果关系；而利润和地租是对工资的分成。鉴于后者在现代经济实践中的重要性，这里不妨再考察一下资本与利润、土地与地租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先看资本与利润。资本是组织生产的雇主所“垫付原材料代价和工资”（斯密，2011a，第57页）的本钱，它实际上是这样产生的：一些劳动者生活勤俭节约，把还没有消费掉的劳动报酬（即消费剩余）储存起来或存进银行等组织，这些消费剩余的积累就是资本。这些积累的消费剩余或资本要么被劳动者自己用来投资即安排专门的生产，要么经由银行等组织放贷给有意愿组织生产却缺乏自有资本的劳动者使用。也就是说，资本的实质是劳动者以往的劳动报酬。因此，要是把利润看成是资本的回报的话，那么利润就相当于是对劳动者已获报酬之劳动的第二次、第三次……甚或第N次（N>3）的重复回报。显然，这是不合理的。可见，资本不是利润的原因，利润只是一个虚设的账户。再看土地与地租。若从源头考察，土地“是大自然为了帮助人类，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所赠与的物质和力量”（马歇尔，1964，第157页），“它没有生产费用，也没有能够生产它的供给价格”（马歇尔，1964，第163页），是天然的免费资源。即土地本身不是地租产生的原因。而李嘉图（1962）的分析认为，“如果一切土地都具有相同的特性，数量是无限的，质量也完全相同”，那么人们可以像“空气、水以及任何其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自然恩赐物”一样，免费自由地使用土地资源；然而现实是“土地的数量并非无限，质量也不是相同的”，或者说土地供给的有限性与不断增长的土地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土地占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于是就产生了“使用土地”要向“地主”（即土地占有者）“支付地租”的情形（李嘉图，1962，第57页）。由此可见，地租与其说是土地带来的，不如说是社会中人对作为“最大的公共品”（桁林，2012）——土地的使用权之争夺导致的。或者说，地租是人们解决土地纷争的妥协性社会方案（如通过占有权的设定制造出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两种权利）带来的，来源于人际同意下的劳动回报转移，与土地本身不存在因果关系。这些分析的结果从科学的角度支持了斯密（2011a）曾经提出的观点——利润和地租都是对劳动成果（自然工资）的“不得不”之分成，都来源于人的劳动。

然而，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利润是一个具有广泛接受度与社会合法性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在经济现实中，利润可以毫无违和感地存在并被赋以合理性呢？其原因或在人的劳动所具有的特点。首先，劳动本身是难以被精确计量的。按照斯密的说法，劳动的“困难程度如何，熟练程度如何，不易寻出准确的尺度”（2011a，第25页）。这种特点让雇主在购买劳动者的劳动支配权时所支付的工资与劳动者实际付出的劳动量所可能获得的利益之间有了差距的可能。例如，雇主与劳动者约定的工资数是按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的，如果雇主将工作时间延长至10小时，或将劳动强度增加N（N>1）倍，那么劳动者多劳之得就构成了雇主的利润。另一方面，劳动的这种特点也让雇主在对产品进行销售定价时有了尽可能加成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消费者不清楚一种产品所花费的实际劳动量是多少的情况下，销售方“自然而然地会把利得的机会评价过高”（斯密，2011a，第95页），如不按照劳动产品所含的劳动量去制定与之相当的交换价格，而是在此基础上以一定的比例（如资本利润率）去加成，以成本加成法之类的方法制定实际的销售价格。这也是斯密所说的“利润的多少与资本的大小，恰成比例”（2011a，第41页）的原因。其次，人的劳动的形式主要有两种，要么是大脑支配着身体的共同活动（如俗称的体力劳动），要么仅仅是大脑的活动（俗称脑力劳动），即劳动=F（脑力活动，体力活动）。虽然大脑活动在人的具体劳动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由于可见的身体活动通常能带来直观可见的物理改变，所以人们常常把劳动直接等同于体力活动，并把劳动成果直接归因于劳动者体力的消耗程度。这种对劳动成果的体力归因偏见使得大脑的劳动付出长期被社会的交换-价格或劳动报酬机制轻视甚至无视。在这一点上，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观察很经典。他说，现代企业中虽然“从事体力劳动的员工可能拥有许多宝贵的经验”（2020，第131页），但这些被承认是有价值的宝贵经验常常无力体现在工资上；虽然“知识工作者”可能“价值连城”，“但是他们却没有‘市场价值’”（2020，第141页）或价格。然而，经验、知识之类的大脑智创没有价格或价格低廉，并不等于它们没有创造实实在在的价值。不妨考察一个《国富论》中的例子：“最初的蒸汽机，必须不断使用一个儿童，按照活塞的升降，交替着开闭汽壶和汽筒间的通道。一个这样的儿童因为爱和朋友游玩，看到了把开闭通道舌门的把手，用一条绳系在机器的别一部分，舌门就会自行开闭，他就可以尽性和朋友们一道去玩。”（斯密，2011a，第6页）用现代话语说，这位善用脑力的儿童想出的新办法是一项技术创新。它所带来的实在改变，不仅仅是消解了一份体力活，还大大提高了蒸汽机的工作效率。从货币流的角度，雇主在运用这项技术创新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至少包括：原本这份工作的工资之累计、这份工作消解后的生产效率提高或产值增加之累计等。那么，这些利益最终去哪儿了呢？不妨继续分析一下：（1）这份工作没了，减少了一个劳动岗位[2]，因此而减少的人工成本自然地构成了雇主的利润，（2）蒸汽机被改进的这个环节由人工向自动化转变，带来了工作时间的缩短、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而增加的产量从而的销售收入同样地构成了雇主的利润，（3）随着这个改进的办法在蒸汽机中的普遍应用，使得该办法垄断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与产量提高的双重好处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不断被摊薄，最终在消费端商品的价格降低中普惠了消费者群体，改善了消费者福祉[3]。总之，当劳动者的智创贡献（劳动经验、技术创新等）被雇主免费或付出极少且垄断占用时，雇主的“利润”就增加了；而当这些智创贡献在被社会普遍应用后，初始雇主所增加的垄断利润将在产品竞销时的价格下跌中减少甚至消失，社会的消费者群体将因此而得益。由此可见，对劳动成果的体力归因偏见或大脑活动的无形隐秘特点加剧了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与工资酬劳之间的因果关系扭曲。

上述分析表明，利润账户所归集的实际上是从他人处不合理地转入的劳动报酬，一部分是生产端对劳动者劳动（尤其是智创劳动）的不足支付，另一部分是在消费端的不当加成，即是对消费者已有劳动收入（如储蓄）的不合理索取。可见，把追求利润视为企业的经营目标，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或从科学的角度看，即便企业等组织因不确定性之类的因素的影响而需要设置某个账户以平衡，该账户的数目也不会太大，且从长期看其均值应接近于零。

（三）既有经济实践的一个改进方案：类DNA分子结构的生态型交换经济

从宏观抽象的角度，人类整体拥有一个庞大的公共资源库（Public Resource Pool，PRP），包括地球供给的自然资源（Natural Resources，NR）和前人劳动所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有限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MW）与巨量精神财富（Spiritual Wealth, SW）。这些资源和财富构成了满足人们现实生活所需的母体或生境。而对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母体中的人来说，唯一属于自己的“财产”就是“体力和技巧”（斯密，2011a，第109页），即劳动能力。在人类历史的早期，公共资源库主要由地球自然供给的各种资源构成。而生活世界里的人们可以从这个公共资源库中直接获取所需的东西，或以自己的劳动付出将其中的一些资源变形改造后获得自己的生存所需；同时会以可循环的方式回归自然，包括自己的身体。自从物资交换的好处被人类社会发现后，专门的交换中介（货币）、交换平台（市场）等相继被发明和普及，人们便开始凭借自己的劳动能力大力开发各种符合生活需要的物资，并在市场上实现物资的交换以及货币的储蓄，不仅将自己的劳动能力优势惠及他人，同时还能享受到他人的劳动能力优势带来的福祉，实现了互利共赢。进一步地，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消费领域的扩展，接受过人类劳动改造后的可用以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财富越来越多，同时这一劳动过程也让人类收获了大量可积累可传承的智创成果，或者说人类的劳动不断地改变着公共资源库里的物质形态，并扩展着精神财富域即智慧库。总之，交换经济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的劳动、改善了劳动能力，扩展了人类的公共资源库，尤其是智慧库。

实际上，人类社会的交换经济模式跟DNA分子结构非常地类似[4]。如，交换经济模式跟DNA分子一样有两条“导轨”——供（卖方）和需（买方）；这两条“导轨”形若DNA分子“骨架”，由交换双方及其意欲交换的对象具体构成；每一次的交换行为类似于DNA分子的“梯级”，它承载的是各自所求的对象之流动，可以用两类类似于DNA碱基（A-T，G-C）的配对——物流的供给（S）与需求（D）（即S-D）、货币流的收入（R）和支付（P）（即R-P）来表示，而“交换”这个行为就类似于DNA分子中的“氢键”，它将S和D，R和P连接成流动的；同时处于物流的S和D和处于货币流的R和P是不可以交叉匹配的，因为S和D的所指是物的标的，R和P的所指是流通中介或货币的标的。概言之，在DNA 分子中，“两条脱氧核苷酸链围绕一个共同的中心轴盘绕，构成双螺旋结构”；而在社会的交换经济中，两类不同需求的个体或组织（如求实用资料的和求货币等名义财富之认同的）围绕着一种共同的行为——交换而关联在一起，各付所能、各取所需，同样也构成了双螺旋结构。因此，不妨以类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来更方便地理解社会的交换经济模式。哈耶克认为，“对科学来说，人类实际形成的、在其日常生活中出色引导着他的那个世界图式，他的感知和概念，都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一个有待改进的不完美的工具”（2003，第15页）。对现代经济科学来说，一个有待改进的地方或是如何让交换经济中的利益回报机制与科学的因果关系相符，即让利益回报机制回归到酬劳这个基本因果法则，正如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一个社会经济共同体要能长期维持下去，成员间来往取予之间从总体和长线来看，必须均衡互惠。”（2019a，第61页）因此，这里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将既有的交换经济模式改进成从类DNA分子结构的角度去分析的生态型交换经济模式，如图1所示。其中，有别于既有经济形态的不同设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将酬劳理念贯彻于一切交换行为。具体来说，对发生交换行为的供方（S）来说，可以在交换过程中获得认可的部分只有自己实在付出的劳动（L），因此得到的回报是R（L）即一份与自己付出的劳动相匹配的收入；而对需方（D）来说，从交换行为中获得的是他人（一人或多人）的劳动或劳动集的产物，因此需要认可他人付出的所有实在劳动，以P（D）即与交换所得物内含之所有劳动相匹配的货币数量去支付。也许人们无法对交换物中的劳动付出进行完全精确的计量，但在各方都是诚实的情形下，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劳动付出做出相当或约等的评价也不是件困难的事情。从良性人际关系的角度，诚实评价自己或他人的劳动付出，既是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他人的尊重。

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劳动（不管是体力活还是脑力活）需要消耗体能，因此人们的一个自然倾向是趋避之，由此也滋生了各种不劳而获甚至以此为荣的不当观念。关于这一点，斯密就曾指出，那些长期“流于懒惰”的不劳而获之群体往往会沦为“无知者”，并可能丧失对社会法律等公共事务或社会一般利益的理解与预期能力（2011a，第224页）。换言之，人的劳动能力实际上是自我迭代并更新的，或劳动能力的每一次使用都会让自身获得更新，尤其是大脑智力（如熟能生巧）。亦即，对个体而言，劳动其实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实现自我成长或智力进化的关键途径，正如薛定谔所形容的那样，“我们自己既是斧头也是雕塑，既是征服者也是被征服者”（2012，第140页）。因此，亚里士多德说，货币、财富之类的东西并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它们只是促成人们自觉劳动以实现智力进化、超越生存限制的手段（森，2012，第237页）。因而也可预见，如若社会中人能够普遍理解劳动对自身智力进化的关键意义，那么劳动就将是自觉自愿的行为，货币等资源（或能量）流通中介将不再是什么必须要的存在。

其次，个体或组织（图1中以甲乙等天干符号表示）与公共资源库（PRP）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的资源循环关系。社会中人在使用公共资源库里的资源时，应充分结合资源自身的特点，评价这种使用带来的结果与母体之间是否是可循环的或生态型的。如在可循环再生或无损返还的情形下，个体或组织可以自由使用所需的公共资源。而对不可再生资源（如矿产资源），或可为它们的再生研究、消耗后的生态恢复等现实问题之解决成立共同基金；当个体或组织在使用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时，支付与消耗量相当的生态补偿金，并汇入共同基金。与此同时，个体或组织的劳动积累，若在其消逝时仍有剩余（即可消费剩余），则这部分剩余财富将自然地回归母体，汇入公共资源库，以供正生活着的人们一起分享、继承或发扬。

实际上，对各种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集中及血缘家族继承，并向资源的使用者收取使用费之类的种种做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这些做法得以出现的历史原因或在：社会的人口增长压力与有限的生存资料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如规避劳动、追求享乐之类的主流生活观念等。这些因素或共同导致了人们对各种公共资源的争夺与占有，使得公共资源的使用不再自由和免费，且分化出了看似合理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但，实际上每个人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都是自然的产物且在生命终点也必然会回归进自然，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事实上去“占有”什么资源，虽然可以从事实上去使用它们。及至现在，个体或组织对公共资源的占有权仍在被社会的合法性机制所强化，这些做法不仅导致了少数人或组织对多数公共资源的积占，还阻断了人们与公共资源库之间自然普遍的互利之循环。

最后，“抚育幼儿、赡养老人是一切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费孝通，2019a，第61页）。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幼儿是未来的劳动者群体，也是当下劳动者群体的老年之实际赡养人，而老人是以前的劳动者，是曾经以自己的劳动从事实上抚养当下劳动者群体长大的一群人，因此，从当下劳动者群体自身利益的角度，以自己的劳动能力满足这两个群体的生活需要是责无旁贷的。不过，若从货币之类的名义财富角度，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幼儿和老人，前者可由公共资源库中前人遗留下来的财富来抚养，而后者一般会有自己的劳动财富之剩余可自我赡养。总之，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年人群体是普遍理智的话，那么解决老幼等特殊社会群体的生存问题并不困难。

这样的生态型交换经济模式可以将人们从一出生就置于一个相对公平的生存环境，并以相对公平的酬劳机制驱动人们在劳动中实现智能进化与自我蜕变，同时使人及其生境重新回到人类早期或原初那种彼此互生互融的状态。那么，这种看上去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方案是否会导致人口爆炸、生存资料不足呢？最著名的担忧莫过于“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1992）认为，在“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这“两条公理”（1992，第6页）的作用下，必然会导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1992，第7页），因此，“苦难与罪恶”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1992，第8页）。但实际上，马尔萨斯忽略了第三条更关键的“公理”：人类的大脑拥有可进化的智能，可以带来解决问题、超越生存限制的办法。[5]因此，这里的结论是，“问题”本身并不是把社会中那些所谓的弱势群体捆绑进“苦难与罪恶”（马尔萨斯，1992，第8页）的理由，以人文与科技为内容，推动和促进人的普遍发展、普遍提升人脑的智能才是正确的做法。

四、结论

虽然现在“科技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瓦德瓦等，2018，第4页），但在不遵循因果关系以及扭曲了因果关系的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科技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绝大部分给了全球前5%的富有群体”（瓦德瓦等，2018，第6页），而对许许多多的底层劳动者来说，科技仅仅是“夺走”其“工作和尊严”、让自己的生存变得更艰难的“冷漠无情”（瓦德瓦等，2018，第7页）。但实际上，科学“技术是一种工具，它究竟是好是坏，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它”（瓦德瓦等，2018，第250页）。显然，如果继续当下的社会经济构制，那么即便从科学技术层面上可以实现“所有需求都将得到满足”、“没有人再遭受饥饿”（瓦德瓦等，2018，第245页）之类的目标，既有的社会经济机制也会阻止这个目标的实现——因为多数人因科技进步而失业、没有收入了，这样，他们又能凭借着什么去购买或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呢？因此，费孝通认为，合理的社会“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 （2019b，第137页），也就是斯密所说的“人世间的安定，人性的完美和愉快”（2015，第209页）之目标。故而，本文尝试提出了一个对既有社会经济系统的改进方案：类DNA分子结构的生态型交换经济。一方面，将劳动付出-劳动回报相对等的因果法则（即酬劳机制）嵌入既有的交换经济中，消除利润这个虚设账户带来的收入泡沫；另一方面，重新将斯密的个人-社会原理纳入经济系统，将个体与公共资源之间的关系重新还原成使用-被使用的单一事实，以避免占有权之类的社会虚设概念所带来的公共资源巨量私占之闲置浪费，使生活世界里的人们与既有的生存资源之间形成一种流动互生的循环生态。总之，科技变革驱动下的生活世界日新月异，如何使社会的经济模式跟上生活方式革新的步伐以助力人与社会发展的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完）（2021.3）

[1] 在《国富论》第八章“劳动工资论”中，斯密还详细描述了劳动者与雇主之间为了收入分配问题的人际斗争，如，“劳动者也不时为提高劳动价格而自然结合起来。他们所持的理由，有时是食粮腾贵，有时是雇主的利润甚多。他们的团结，无论是防御式或攻击式，往往总是声闻遐迩。”

[2] 从现行经济模式的角度，失业人数将因此而增加。

[3] 因此，斯密特别强调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他说，“独占价格，在一切场合，都是能向买者榨取的最高价格，或者想象中买者愿给的最高价格。反之，自然价格或自由竞争的价格，却是一般所可获得的最低价格，也就是它藉此始能继续营业的最低价格。”（斯密，2011）

[4] DNA分子结构的知识，参照了以下网络资料：

A. 百度百科：脱氧核糖核酸，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4%B1%E6%B0%A7%E6%A0%B8%E7%B3%96%E6%A0%B8%E9%85%B8/78250?fromtitle=dna&fromid=98123&fr=aladdin.

B. 自然.【基因工程】科普1——遗传物质DNA，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998620?from=search

C. 一叶知因.基因科普微视频之DNA，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0NjA1OTQxNA==&mid=2650728714&idx=1&sn=7fb21daead3a7f2882cd565a9b2f1f1e&scene=19#wechat_redirect [5] 根据网友“水木长龙探索科学宇宙”的文章，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个高科技研究小组研究开发出了“3D量子打印机”，可以“通过将原材料的分子原子进行最小的量子化后，再重新组合成所需原材料的分子结构，之后再按照各种不同的菜谱命令快速打印出所需的食物。通过“3D量子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食物，非常纯净，不会含有一般食物中含有的或多或少不利于人体健康的元素，而且非常营养健康。” 而且，在“3D量子打印机”研究接近成功之际，该科研小组便有人大胆地提出了另一个研究课题——人体能量转化机——如何将物质直接转化为人体所需要的能量。初步的设想是：如果能将物质进行人体所需能量的批量转化，那么就可以将这些能量注入到空气中。当人呼吸时，就会通过呼吸道系统为自己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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