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教授在2006年的文章《预测与假说》中对预测与假说等概念进行了厘清，实质上讲了科学理论与哲学的分野。

科学理论

科学理论既能提供解释又能提供预测。准确预测能力似乎单单属于科学。我们今天已习惯于把科学理论视作理论的范式，习惯于“假说→预测→检验”的模式，习惯于把理论与预言连在一起：理论的初始形态是假说，理论需要验证，预测的成功证实理论。假说需要验证。而对这种外部验证来说，预测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库恩总结出了评价科学理论的五个尺度，第一个就是预测的准确度，然后依次是一致性、广度、简单性、丰饶。我们后面会看到，其中第五项，丰饶，其实也差不多等于说能够产生新的预测。马赫甚至把预测成功视作一个理论是否可被接受的唯一标准。

人们常说，理论具有普遍性。然而，有多种多样的普遍性。最简单的一种是概括断言类型的普遍性。物体的共同点是共相，事件的共同点是规律。理论的普遍性不是靠在广度上外推，理论的普遍性是深度带来的。没有哪种成熟的科学理论是根据现象的重复预言它还将重复。科学是通过发现机制做出预测的，通过对机制的把握，它能预言一种从没有出现过的新颖现象。科学所欲把握的深层机制是远离日常经验的机制。我们只有通过理论的、推理的方式才能到达那里。近代物理学通过数学化获得了这种远行的能力。我曾经在别处表明，量的纯外部关系保证了长程推理的可靠性。正是这种长程推理的可靠性使得科学可以发现或建构远离经验的深层机制。科学做出预言的能力是以数学化的方式达到的。

科学理论不是直接来自经验，它以外在于资料的假说形式出现。这些假说，通常是由通过远程推理得到的一些结论建构起来的，这个推理过程往往牵涉理想化的前提和条件，往往或明或暗地引入了一些尚未证实的东西。这些结论建构起来的假说是否正确，有待于验证。假说→检验理论的程序是和实证理论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为什么是在实证科学兴起之后，假说才被用来指称理论。

 哲学

哲学则最多只能做到符合已有的经验，而一种理论仅仅符合已有的经验却不能做出正确的预测，它似乎就无法做到充分验证、令人信服。用预测能力来要求、来衡量哲学理论，这是从根本上误码解了哲学理论的性质。哲学理论完全是解释性的，和预言毫无关系。

哲学作为理论整体也和假说无关。哲学要求某种自明的东西，这一点大家并不陌生。但这始终被理解为：哲学从自明的东西出发。笛卡尔以降，哲学家一直在寻找自明的出发点。哲学命题的自明是理应如此这一意义上的自明。哲学阐述终以自明的方式开展，它不仅是从自明的东西出发的，且也行在自明的东西上，落在自明的东西上。哲学不是从一套自明公理出发展开的一个推理体系。毋宁说，哲学是通体自明的。哲学关心的是本性使然理应如此的东西；本性使然理应如此的东西，在一个基本的意义上，是自明的，因为在从事哲学思考之前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东西。

哲学关心的是本性使然合乎道理的东西，哲学理论不是以假说方式开展，然后求证于外部资料，看看是否符合。哲学真理不是“有待”的真理，它不需要验证。当然，哲学理论也须符合经验、“验之于经验”。但这个宽泛的说法不应被误解为假说! 验证。就连“理论是否符合经验”这个说法也应留心。

近代倾向于用确定性来界定真理性。要区分某一实证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个确立的理论抑或仍然是个假说，确定程度的确是一个标准。哲学理论不是从假说开始的，哲学理论之间的区别也不在于确定性高低、得到证实程度的高低。但哲学理论和实证理论之间的区别，却不是确定性的程度之别，而是类型区别。哲学见解不可能依赖等待进一步的验证来提高其确定性，如果这里说得上确定性，那么它来自对既有经验的更深入的反思，来自判断力的提高。

哲学研究的鹄的并不在于总结规律，发掘机制。哲学是对经验的反省，尤其是对概念的考察。哲学理论是要让世界变得可以理解，而不是让世界变得可以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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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在《史学、史家与时代》转引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家海因里希·约翰·李凯尔特（Heinrich John Rickert）的看法，说李凯尔特把科学分成四类：第一种是不涉价值又讲通则的(non-valuing and generalizing)，即纯粹的科学，自然科学属之。第二种是不讲价值但讲个别性的(non-valuing and individualizing)，强调个别的特殊性，地质学、生物学属之。第三种是涉及人的价值又讲通则的(valuing and generalizing)，讲经济的发展规律，社会的发展规律，比如社会学、经济学。第四种是有价值问题且有个别性的(valuing and individualizing)，即是历史。

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期望》中谈到马克思唯物史观有两个“规律”：一是纵的发展方面人类社会必然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横的结构方面物质生活中的生产方式是下层基础，决定着政治、社会、文化等上层建筑。

第一点只是马克思观察西欧历史获得的一种综合看法，马克思本人并不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西方的历史阶段论是在对西欧历史的考察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一定适合其他地域，如果滥用，就是超历史的，对这种滥用，马克思自己愤然说“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点虽然马克思当作一种普遍规律来论述，但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有欠明确，远不能与科学上严格意义的规律相提并论。一般而言，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存在某种内在关系是一个深刻的观察，但并非精确的规律。据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有人“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因素”，那么就是一种“无意义、抽象而又荒谬之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