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刘小磊的《《南方周末》往事版文集 迟到的故事》，其中有一篇智效民的《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感觉任鸿隽的很多思想仍然没有过时。

任鸿隽（1886－1961）于1914年夏与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等联合发起成立科学社，集资创办《科学》月刊。1915年，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董事会董事长和中国科学社社长。《科学》月刊也于同年正式问世，成为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2002年8月,继承了中国科学社不少遗产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和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共同推出了《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

比如他论科学精神：“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若是者，吾谓之科学精神。”、“五种科学精神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一虽不是科学家所独有，但缺少这五种精神，决不能成科学家。”

以下是智效民文章的部分内容摘录：

他指出，要了解科学，首先要明白科学的两个起源：一是实际的需要，二是人类的好奇。由于前者是外在的压力，后者是内在的冲动，所以就科学发现和科学创新而言，好奇心比实际需要更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告诉人们：西方科学家研究科学，不是为名利所驱使，而是为好奇心所引诱。为了这种天生的好奇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需求，许多人（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反复强调，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并不是科学家最初的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来追赶西方，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改善生活的手段，却又不晓得科学的真谛，那就是一种得鱼忘筌、舍本逐末的作法，不仅不会成功，差距还可能越来越大。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人总是以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看待科学呢？他分析说：“吾人学以明道，而西方学以求真”，由于“道”与功利是对立的，所以国人面对西方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时，总以为人家把功利放在第一位。孰不知科学也是“明道之学”，是一种只求真理不问利害的学问，所以切不可像洋务派那样，用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对待科学。

在此基础上，任鸿隽还总结出人类“智识不进”的四个特征：一是尊崇古代，二是依赖陈言，三是固执成见，四是观念混淆。这也是我国没有科学的主要原因。

他强调：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

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科学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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