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将草地作为一种资源进行考察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此时考察范围局限在北方牧区的局部地域。比如：中央农业部和内蒙古农牧部组团，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草原的调查；王栋等对甘肃省黄城滩和大马营草原的调查等。就草场资源而言，该时期的考察内容囿于草场类型、牧草营养成分和产草量等。这是我国草场资源考察的第一阶段。

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步入我国草场资源考察的第二阶段。此间，中国科学院与有关单位组织了大量综合考察队。但草场资源调查范围，大都在北方省区和西藏，且考察内容通常停留在第一阶段；只有新疆综合考察队和内蒙古、宁夏综合考察队，其研究内容有所创新，考察深度明显增加。廖国藩等制定的评定新疆和内蒙古草场资源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对这二个自治区各类草场进行的质量和数量综合评价，开创了草场资源评价的新阶段。

1963年，国家制定了十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要求综合考察工作由边疆向内地转移。于是，1964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西南地区综合考察队，下设数个分队。当时，综考会草场组有7人。组长廖国藩和赵献英、黄瑞复是蒙宁队成员；我们刚刚来到草场组的4位新人，田效文和宝音乌力吉被分配到了蒙宁队；高兆杉被下放到安徽省肥西县劳动锻炼；我被分配到西南队分队之一的贵州农水分队。最初听说，领导要把黄瑞复调到贵州分队，与我一起承担草场资源的考察；我大喜过望。心想，在这位学术造诣颇高、植物分类基础扎实、思维缜密、为人谦和的老同志帮带下，贵州草场资源的考察工作，一定能够圆满完成。但始料不及的是，紫胶考察队也要在这一年组队；领导选中了黄瑞复。我感到非常失落；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刚刚走出校门的我，没有半点实践经验，对南方的植物更是两眼一摸黑；一个人完成贵州草场资源的考察任务，谈何容易！我提出，南方的草场资源考察工作暂不开展；我也参加蒙宁队。但，有关人员告诉我：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是考察任务的需要。看来，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退路，只有背水一战了。我只好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狂补有关草地资源知识，熟悉南方草场和畜牧业资料。当时，与南方草场资源有关的文献很少，就连草场类型及其产草量的资料也甚为罕见；虽有少量植被方面的文献，如姜恕对川西高原草甸和徐祥浩对华南草坡的研究等，但亦局限于类型的描述。

1964年4月下旬，贵州考察工作正式开始。由于分队搞草场资源的仅我一人，所以就与植被和植物专业，共同组成植被草场组。考察开始后，组长赵儒林和黄威廉，以及组里的其他成员：姜守忠、刘民生、胡成华、左文江、俞泽华、王增学等，都成了我的植物分类老师。没过多久，常见植物就都认识了。此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这句当时流行的语言，确实不谬。

10月中旬，贵州队考察工作结束。通过5个多月的考察和总结，写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草场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条件》和《贵州省铜仁专区草场资源及其合理利用》二篇报告；论述了考察地区草场植被的环境条件、主要饲用植物的特征，草场类型及其评价、以及开发利用意见。就其内容而言，尚属我国草场资源考察的第一阶段。

其后，我被调到刚刚组建的川滇接壤地区农业分队。该队于1965年3月下旬出队，1966

年1月中旬收队；历时近10个月。这次考察与贵州分队不同的是，除设专业组之外，还将有关的专业组合并为任务组。其中，植被草场、土壤和地貌等专业组，组合为土地资源任务组；中心任务是土地资源评价及其利用方向。为完成这项任务，必须编制为农林牧业服务的土地类型图。为此，在孙鸿烈的主持下，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察研究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野外，有关专业组要在同一地点，分头同步进行观测，并同时将地貌、植被等地物，与地形图或航空照片上的影像进行对照，现场讨论；在室内，利用地形图和航空照片，采用流水作业法，依据气候、水文等自然条件以及利用特点，将地貌、土壤和植被的各个要素，分别添加到同一张底图上，绘制出土地类型图。然后，以此为基础，再绘制一系列的应用性图件，如：土地利用现状图、宜农荒地资源图、草场资源图、宜林地资源图等，及其相应的类型图。实践证明，这个决策，不仅使各专业的成果水平大有提高，而且为全队拿出高质量的综合性成果奠定了基础。此外，专业组内，虽有所分工，但在野外却不分彼此。我们植被草场组共6人，每个人都承担组里的全部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植物样方调查，优势植物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植物标本和化学分析样品的采集，产草量和牧草再生能力的测定，关于草场利用改良及牧草适口性的访问与实地观察等。室内总结时，虽然有所分工，但各专业时有穿插，互相协助。因此，草场资源方面的工作虽然由我负责，但成果实际上是在何妙光、杨宗贵、李琼华、肖育檀、孙玉平的等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正是这种建组和考察方法上的革新，才使这次草场资源的考察成果向前迈进了一步。

由于土地类型图上标出了每个类型的分布海拔、切割深度、坡度和岩性；土壤类型、质地和厚度；植被类型、林地郁闭度等，所以，绘制草场类型图及其资源图，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同时，气候组的降水量、气温等气象数据；水利组的地表水文资料；畜牧组提出的适宜畜种，均为合理开发利用草场资源提供了可贵资料。此外，从经济组和农业组获得的相关资料，为摸清农副产品的数量，建立人工草地的规模，冬春饲草的解决，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上述可见，没有全队团队精神的发扬和多学科优势的发挥，完成这次草场资源的考察工作是难以想象的。这次考察充分显示了综合的优越性，是单一的草调所无法比拟的。

当时，由于任务急，时间紧，不允许按部就班进行全面总结。所以，首先对“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的渡口市及其周边地区，包括楚雄和西昌2个专区（州）19个县（市）的草场资源进行了统计、分析和研究。统计项目包括：分县（市）、分类型、分等级的草场面积及其载畜量。编制了《川滇接壤地区天然草场资源统计表》，并写出考察报告《川滇接壤地区天然草场资源评价及其合理利用》。就其内容而言，此次草场资源考察成果，属于上述第二阶段的之列。

正当这项工作有待进一步深入之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草场资源考察就此中断。后来，每当想起此事，倍感遗憾。“文革“之后，百业待兴，草场资源考察再次提上议程。1979年，在农业部统一领导下，开始了全国范围的草地资源调查；标志着我国草场资源考察进入了第三阶段。但此时，我已在建立不久的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定位站，从事定位研究了；与这次草场资源调查失之交臂。

机缘巧合，天随人愿。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行将退休之际，又偶然遇到了一次评价草场资源的机会。1997年，有幸参加蒋世逵负责的中科院“九五”重点项目：“中国非耕地资源开发利用与农业持续发展评价”；我承担其中“牧地资源开发及其永续利用”部分。由于时间紧，经费少，人员不足，所以不可能去实地考察。在此情况下，利用历时10余载，耗资3000余万元，所完成的全国草地资源调查成果，是最佳选择。但必须与时俱进，有所突破。通过对已有资料的分析研究，首先建立了以能量（代谢能）为中心的牧地资源综合评价体系，并据此重新计算我国各类牧地的载畜量；然后，按照新设的类型和区域，对资源数据进行统计，进而作出评价。与以往比较，此次研究主要有如下新的进展：（1）我国不同自然区域天然和人工草地资源评价；（2）我国南方地区天然草地营养价值和生产能力评价；（3）我国各类人工草地生产力和营养价值评价。并陆续在有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篇论文。这项工作，为我的草场资源考察研究生涯，划上了一个还算圆满的句号。

 

附录：论文目录

1.杜占池，1999，关于牧地的概念及其类型划分的探讨。四川草原，2期，14~17。

2.杜占池，2001，我国各类人工牧地的营养价值评价，四川草原，第2期，1~4。

3.杜占池，2001，我国西部的南方省区草地资源及其开发。21世纪草业科学展望—国际草业（草地）学术大会论文集，《中国农学通报》增刊，148~150。

4.杜占池，2001，我国饲用植物的中期生产量及载畜潜力预测。中国草地，23(3)，6~12。

5.杜占池，2001，我国牧地资源永续利用及牧业持续发展对策。草业科学，18(5)：22~27。

6.杜占池，2002，我国天然牧地和人工牧地的生产能力及其开发。资源科学，24(3)：79~85。                                   

7.杜占池、杜菁昀，2003，我国不同自然区域天然牧地和人工牧地营养价值比较研究。中国草地。25(1)：22~26.

8.杜占池. 2004. 我国不同类型人工牧地生产力的比较研究. 四川草原，（3）：11～13.

9.杜占池，樊江文，梁飚，刘建华.2004，我国南方地区天然牧地营养价值和生产能力评价及其开发潜力，草业科学，21（9）：8～12.

10.杜占池，2005. 采用不同指标评价牧地载畜能力的比较研究. 四川草原，（1）：1～4.

11.杜占池，樊江文，钟华平. 草原、草地与牧地辨析．草业与畜牧，（7）：1～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