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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1960S,我国历史意义重大的一场文化运动是:消灭文盲。无论是针对成年人的识字班,还是普及小学教育,都围绕这样一个目标。读书识字的重要性深入人心。
到了改革开放后,无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人们不再满足于识字,读大学成为几乎所有家庭对子女的首选目标。顺势而为从来就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从历史角度看,我国的大学教育普及化是我国历史上重大的科学普及活动。对我国文明进步的历史意义是无可否认的。
只不过是,在大学毕业人数很多以后,人们开始关心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在一片议论后,一下就把大学目标定位为国际水平。这显然是非常难于实现的。
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所有的论点,不难发现:多数大学所做的是普及科学知识。正是这类大学被批评。由此,可以推论:我国社会出现了:普及科学方法和理念的重大社会需求。
在大学远远满足不了这个需求时,人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研究生培养上。从而,这样的历史背景决定了,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应该是:普及科学方法和理念。
这个目标的实现将毫无疑问的把我国推进到发达国家的行列。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很多的研究生培养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标准的!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由于时代背景的制约,对科学知识的热情远远的压倒对科学方法和理念的热情。
而另一方面,整个学界本身对科学方法和理念的热情也很低,他们很容易满足于一知半解,满足于自身拥有的特别知识(专业知识)。
学界本身对科学方法和理念的低热情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科技创新需求不相衔接。从而,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社会问题。
宏观上,学界先是用论文的发表掩盖了这个问题,但是,看当下的趋势,掩盖不下去了。
我们近期看到的是:有科学知识但没有科学理念的学者被普及了科学知识的媒体人所PK;有科学知识但没有把握科学方法的学者被普及了科学知识的“学者”PK。本质上,没有把握科学方法的学者和只把握了普及性科学知识的“学者”间的PK是胜负难料的。因为,双方使用的“证据”都是被普及了的科学知识。
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方法和理念,原则上学者区别于非学者的本质点。如果一个学者在科学方法和理念上素质不高,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学者。以这样一个标准来看,我国学界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科学方法和理念素质的提升。这事实上是我国社会面临的最为迫切的科普需求。
客观的看,我国学界还没有认识到普及科学方法和理念的社会性需求。他们还是满足于解决普及科学知识的社会需求。作为其表现的研究生教育,作为其表现的科研活动,虽然是通过学习新的科学方法来完成的,但是,只不过是当成科学知识来学来用。
如果这一代学者还不能完成由把握科学知识向同时也把握科学方法和理念的转折,那么下一代学者将陷入这个转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到2050年就难于在科技创新上有多大作为。
总而言之,我国学界当前的急迫任务是:由把握科学知识快速的向同时也把握科学方法和理念转进,为下一代学者成长为国际上的科技创新群体而奠定基础。如果这个目标实现,我国就能够由普及大学教育跃进为普及科学文化的社会。那就必然的成为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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