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的放矢是批评人的话。说基础科学研究有这样的特点是令人不快的。但是，相比于应用性研究工作，它的确是无的放矢。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特点，基础科学研究者往往是无法回答“你的研究有何用处”类的问题，就是勉勉强强的回答也是漏洞百出，听起来就多少象是满口胡言乱语。

      这个特点使得在资金来源方面只能更多的依赖于不求回报性的投资。

      早期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很多是由富人（贵族）完成的，而且也正是这类的研究工作使得部分人成为穷人，而穷人去作基础研究工作使得自己更穷的例子也可罗列出不少。这类研究工作基本上是无的放矢。

      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基于这类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展开出来了很多的应用科学研究工作（有的放矢），及目标非常明确的技术开发。

      据早期在1980S年代读到的材料，诺贝尔奖的设立初衷就是对这类科学家设立的补偿性奖励，而且，对富人不奖也是一个说法。

      但是，近百年下来，这个特点被遗忘了。它的荣耀性成为人们看重的亮点，而且还与体育竞技联系了起来。

      与这个特点相伴随的是政府开始逐步的成为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的投资者。而以民间性团体（个人）的投资作为补充。

      但是，在出现政府（如欧美）财政困难的时侯，除了削减这类投资外，要求追究这类研究工作的“社会价值”的呼声也高涨起来了。

      这种高涨的声音是开放存取（国家性基金所支助项目的论文及相关数据）的立法依据。看不到这一点是不应该的。

      一旦这种开放成为立法，则追究基础科学类研究工作的“社会价值”的行动就可以实际的进行了。

      也就是说，社会并不能容忍基础科学研究的“无的放矢”的行为。

      由此可以推测，基础科学类研究工作进入了投资不足的时代。

      与此相关的是，靠搞基础科学研究不要说是发财了，就是谋生也是相当困难的。这个现实正在无情的加在基础科学研究者的头上（全球性的，除了少数人）。

      在信息时代，就象是回到了几百年前，很多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突变性的成为个人的行为，是以个人的资产为补充性投资的（隐性收入的牺牲）。

      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这种压力。

      这种压力驱使很多人放弃了基础科学研究工作，相应的也就放弃了对基础科学理论的学习热情，更不用说是热爱了。

      这个优美的转身带来的好处是数不胜数的。个人发财，社会高兴。

      问题是狼来了。一方面，高技术产业的竞争能力取决于基础科学人才的水平，因为他们是直接性研发人员的后盾。但是，在很长的时期里，高技术产业的直接性研发人员成为富人，而他们的后盾--基础科学人才几乎没有分享到多少利益。出于不平，很多人也就离开了基础科学，既不学习也不研究。

      无可否认的是，高校也是这种属性。先是老师如此，然后是反映在教学上，最终是落实到学生身上。

      也只有在这个问题成为突出问题后，社会才关心起来我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一时恨不得几年就制造出一大批科学大师。

      但是，无论这种迫切性如何高涨，我们无法否认的特点还是：基础科学研究是无的放矢。

      既然如此，也就无法有的放矢的制造出一大批科学大师。

      因此，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研究者个人的投资（直接的和间接的）。换句话说，以后，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师将基本上是穷光蛋（全球性的）。

      能否摆脱这类困境是考量各国文化水平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