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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5日转载

此文是我敬爱的老师王荣教授退休后写的博客文章，今日读来也倍感亲切和鼓舞。

几件值得回忆的事 一、全国海洋普查（1958-1960）

已有 6971 次阅读 2008-10-27 12:29 |个人分类:未分类| 回忆, 感想, 海洋调查

退休后太清闲，尝试着把过去科研生活中一些值得回忆的事写出来。主要是为了锻炼脑子以免患老年痴呆。好比看老照片和旧地重游，也是一种回味和抒发。不在意别人是否感兴趣或有什么看法。不过，现在的年轻人如能了解一下我们这些老家伙的经历会更珍惜他们今天的机会。

一、全国海洋普查（1958-1960） 

 1955年参加工作时，我国的海洋学研究刚刚起步。研究海洋生物居多，活动范围限于潮间带和近岸。1957年我国第一条海洋调查船“金星号”(由当时上海海运局的“生产三号”改建)投入使用，才有条件走向海洋开展真正意义的海洋调查和研究。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急需海洋学资料，单靠科研单位慢条斯理的工作满足不了国家的急需。国家科委海洋组做出重大决策：组织全国力量搞一次全国范围的综合性海洋调查（以下简称海洋普查），打一次海洋学界的人民战争。由海军、中国科学院、水产部、交通部、中央气象局、高教部组成领导小组，全国一盘棋，统一指挥、调配各单位的人员、仪器设备和船只。一切是无条件的和无偿的。

 全国共划分为7个测区。渤、黄、东海4个测区先做，从1958年9月开始至1959年12月；南海3个测区，从1960年1月开始至1961年3月稍后开展。每个月七、八条船同时出海，在几百个网格式的测点上同时进行气象、水文物理、化学、地质和生物的全面观测和取样，同时结合渔业试捕评估渔业资源。一线人员上千人。如此大规模的海洋调查是空前的，壮观的，和鼓舞人心的。

 有关全国海洋普查有过不少报导。不久前徐鸿儒先生还在《科学时报》上撰文纪念五十年前中国海洋学界的这一壮举。作为一个参加者，我只谈我所经历的工作和生活侧面。我们单位（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参与了所有学科的工作。生物是我们所的强项，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由我所全面负责，包括筹备、海上调查、资料分析和报告编写。浮游生物每月调查，底栖生物每季度调查一次，我参加浮游生物方面的工作。

从来没组织过这么大规模的调查，不知道从那里下手。好在我1955年参加工作后先后参加了烟、威鲐渔场调查和“金星号”在渤海和北黄海的综合调查，积累了一点经验。“蜀中无大将，王平为先锋”，从制定计划、编写调查规范、培训调查队员、到组织实施，都得干。最困难的是调查规范的制定，特别是取样工具和取样方法的确定。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工具和方法一旦确定要长期沿用下去，否则资料没法对比。造成失误，损失无法弥补。当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一切向前苏联学习。我当时还半脱产地学了近一年俄语口语，准备派往苏联的“勇士”号考察船实习。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折不扣照搬前苏联的一套；另一种意见是根据我们的任务和条件自己设计。毫无疑问，前一种意见省事、省时、不担风险。但前苏联采用的网具尺寸都太大，不适用于浅海和小型调查船。后一种意见困难多，而且担风险。我是坚持后一种意见的。意见被采纳了，任务也落到了我头上。

浮游生物取样需要有网具和采水器。采水器就用当时普遍采用的Nansen采水器,国内已可以生产。关键是确定网具。首先考虑的是，这次调查主要是定点观测。为了能够与水文物理、化学等项目同步观测，浮游生物取样也应采取定点垂直（从海底到海表）拖网。水平拖网和斜拖网不现实。当时国际上浮游生物采集网具五花八班，什么Богоров网、Pacc网、Hansen网、Nansen网、Judy网等，没有统一标准。参考了国外的网具，我们根据任务要求、海区和调查船条件，设计了三种分别采集大型、中型和小型浮游生物的网具。试验定型后，也就是现在国家颁布的“海洋调查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1991, GB12763.6—91,1-22页），中的三种浮游生物网具。

 任务急没有时间和条件做水槽试验，只好直接在海上试验。1958年春夏我在“金星”号上呆了4个月。除执行“渤、黄海综合调查”任务外，只要有空就做网具试验。航次间隙，选一个水深的地方，在风平浪静和平潮的时候，用电动绞车在不同的拖速下做垂直拖网。记录拖曳距离、时间、滤水量和捕获量等数据。上上下下数百次，总算在海洋普查开始前把网具确定下来了。半个世纪了，实践证明这三种网具完全满足我国近海浮游生物取样的要求，而且便于操作。结合闭锁器的使用，它们还可以进行垂直分层拖网。不仅我国确定为浮游生物取样的规范网具，后来还被“四国（中国、前苏联、朝鲜、越南）渔业会议”接受为浅海调查统一网具。

人手又是一大难题，到那里找这么多调查队员呢？高教部同意抽调了一批高校（上海水产学院，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生物系毕业班的学生参加调查。我所也临时招收了一批中学生做业务辅助工作。他们对海洋调查一无所知，先搞培训。我们自然就是老师，除了浮游生物调查需要的基本常识外，连如何规范地写阿拉伯数字、什么是有效数字都得讲。普查结束后这批学生回校继续上课，毕业后大都分配到教学和科研单位，成为海洋学界的骨干力量。如此大规模的调查没有规范是不可思议的，编写调查规范也是一项重要工程。一切都是逼出来的。

普查开始后，我被分配到东海海区负责浮游生物调查。驻地在舟山的沈家门。去时空荡荡的一座二层楼，当地人称作“海军码头”。一切白手起家。先到旧货摊上买了些八仙桌、太师椅将就着办公和实验用。接着采购器材加工设备。最缺的是显微镜和解剖镜。进口来不及，也没那么多外汇，只能到处借。借到的大部分是老古董，模糊不清，双筒镜两个视野不重合，看一会就头晕。没有专业调查船（“金星”号，放在渤、黄海区），东海用的大部分是拖网渔船、运输舰或登陆艇艇。浮游生物取样只能用起渔网用的卷扬机,吊杆也是自己加工临时安上去的。没有起吊设备的船（军舰）就只能用手摇绞车，网具重需要4个人摇，好在有水兵们帮忙。外业的困难还好解决；内业，主要是样品分析，就更困难了。我是搞浮游动物的，东海浮游动物种类组成复杂，即有温带种也有热带种，即有近海种也有大洋种，从原生动物到脊索动物何止千种。种类鉴定是最大的难题。由于缺少文献，种类鉴定也只能尽力而为。不能鉴定到种的就先用sp标注，连属也定不了的，就定到科甚至目，等将来回青岛后再进一步鉴定。在显微镜和解剖镜下鉴定、计数是苦差事。一天下来头昏脑胀。我的视力读大学时是1.5，普查结束成了400度近视。样品是福尔马林（也就是甲醛）固定的，没有任何防护，熏得直流眼泪。当时也不知道甲醛致癌。

每月一次海上调查，是异常艰苦的。渔船上哪有实验室？只能在鱼舱里搭几张木板就算实验室了。鱼腥味加柴油味不晕船的也晕了。东海区每月4条船同时出海，船小，每条船只能安排十个左右的队员。浮游生物调查只给1-2个名额。一般生手上两人，我是老手每次都是一个人顶下来。记得有一次随“沪渔404”出海，那是条两百吨左右的混合式渔船，我的铺位在船尖仓里，风浪大，晕得特别厉害。胃里的东西吐完了吐胆汁,胆汁吐完了开始吐血。我知道必须吃东西，不然身体会垮。跌跌撞撞爬到厨房找些锅巴泡一泡吃。吃了吐、吐了吃，就这样撑着。一个站位工作下来浑身湿透，回到铺位穿着雨衣水鞋就躺下了，手电筒垫在腰下面也顾不得拿走。不能轮班，每个测站都要起来，只能利用两个测站之间航渡的间隙休息。测站的间距近海为15分（经纬度）。航渡时间只有一个半小时，往往是处理完样品做好记录刚躺下，下一个测站就到了。一个航次下来体重要掉十几斤。有的队员晕船特别厉害，甚至产生恐惧感。实在坚持不了，也只好让他离队。

50年代海上并不平静，还有“敌”情。最经常碰到的是美军侦察机，飞的很低，盘旋拍照。我们不理它，继续干我们的。个别胆小怕事的也有。我们曾调用上海某单位的一条船，出海前船长叫水手把船上所有标语刷掉，其中包括“打倒美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之类。到了公海叫船员把船尾的国旗收起来。这件事作为没有骨气的例子在全队通报批评。尽管50年代所用的仪器设备现在看是原始和落后的，但队员们严格的科学态度和精益求精的精神值得称道。记得有一次某船漏测了一个样品，返航后才发现，队长愣是叫船长开回去把样品补上。

虽然我在沈家门只呆了8个月，那段日子却终生难忘。清一色的年轻人，积极、热情、活泼。我们浮游生物组十来个人，我这个“老大哥”（学生们称我王先生）也不过24岁。队长、政委都是现役军人。作息军事化，早上要出操。住的很差，几十个人住一个大房间，上下铺。但伙食很好，为了保证营养我们吃舰艇灶（自己得缴4毛钱的基本伙食费和粮票）。工作紧张，但很愉快。除白天8小时，晚上只要没有特殊安排大家都在加班加点地干。唯一的文娱生活是，如果附近部队放电影，大家排着队扛着板凳去看露天电影。为了集中精力搞工作，普查队约法三章，不准谈恋爱（现在看不近人情）。少男少女在一起难免产生感情，我们所的一位研究实习员同一位华师大的女学生谈起了恋爱，劝说不听，甚至做出了越轨的事。结果通报批评，被遣送回原单位。

 沈家门是个渔港，50年代后期渔民的生活仍然很苦。由于保鲜和运输困难，渔产品价格很低。渔民希望有一天能 “斤米斤鱼”。也就是说一斤鱼能换到一斤米就满足了。鱼多了运不出去，还动员当地居民买“爱国鱼”。今非昔比，现在恐怕一百斤米才能买到一斤海捕的大黄鱼。50年代机帆船很少，木帆船抗风能力差，船毁人亡的事时有发生。我在沈家门时就亲历了1959年4月的海难。时逢小黄鱼渔汛，吕泗外海旺发，偏巧遇到大风天气。开始预报6、7级，渔民没当回事，因为鱼情太好了舍不得走。没想到风愈来愈大，最大到11级，而且是偏东风。大部分没有动力的木帆船被风往苏北浅滩吹，水浅产生破浪，一旦触底，下面蹾上面砸，船就散架了。少数机帆船挣扎逃了出来，木帆船大部遇难。事后我们得知仅沈家门就有800名渔民兄弟没有回来。沈家门一片撕心裂肺哭声，整个镇子沉浸在悲痛之中。事过很久仍有家人在海边挑着遇难渔民的衣服招魂，喊着“回来呀！回来呀！”。灾难发生后，舟山基地通知所有在港机动船一律出海救人，但为时已晚。以前只知道中国农民生活不易，其实渔民生活更不易。

 当时正值大跃进期间，舟山也刮起了共产风。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就是在舟山地区诞生的。蚂蚁岛是一个只有2.6平方公里小岛，离沈家门不到1小时航程，几百户人家。他们自认为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实现了“十包”。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连孩子将来上大学都由公社包办，自己不花一分钱。我去参观过，以我当时的眼光，那样的共产主义实在不令人向往。实际的生产、生活水平同别的渔村没太大区别，只不过是迎合当时的浮夸风，胆子大一些而已。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当地人迎来送往都程式化了。1958年11月刘少奇也到蚂蚁岛视察，还在我们普查队落过脚。不知他视察后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尽管我们这个单位不算什么正规部队，但半数是现役军人，归海军舟山基地管。部队吗，就得按部队传统与驻地老百姓搞军民团结。周末经常参加干农活，搞联欢。当地农（渔）也邀我们去看他们自排自演的戏。大概是越剧，古典的，成大本的，一齣戏从头到尾要演四、五个小时。当地人看的津津有味，可这些大城市出来的学子们欣赏不了，于是想溜号。为了维护军民团结，队长在后面堵着，上厕所要请假，并提醒不要打瞌睡。当地农（渔）村有些生活习惯我们适应不了，现在讲人们可能不相信：男女同厕。家里还好说，公共场合，比如公路两侧的公厕都是男女共用的。我们每天早上出操，沿着沈家门到定海的公路跑步。公路两边有不少简陋的公厕，是坐式的，而且都面向公路。男女可以同时入厕，熟人还可以聊天。估计现在不会有了。

 1959年4月中科院调我到电子所参加在南海开展的“中苏联合水声考察”。该所七室是搞水声的，后独立为声学所。调我去是因为声散射与浮游生物有关。东海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实在不愿走，东海普查队也不同意我走。我向所里反映，结果受到党委书记高墨华的严厉批评， “你是不是团员？是就要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没办法，匆匆离开沈家门去了海南岛，我的女朋友由青岛调沈家门顶替我，她也是搞浮游生物的。1959年12月东海普查结束，她回青岛了，我在榆林一直呆到1960年8月苏联专家回国。汪德昭先生要留下我，并答应除配合水声工作外，可以搞我自己的研究。但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回海洋所。刚回到青岛，新任务又来了。这次叫我去越南河内参加“中越北部湾联合考察”。原来越南看到中国搞海洋普查他们也想搞，要求中国同志帮忙。同志加兄弟吗，这个忙要帮。任务是两年，中间不能回来。这时我同女朋友（也是我的终生伴侣）已经分开整整两年了，还要两年!太不近人情了！这回说什么也不去啦！我态度坚决，领导也没办法。但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普查野外工作结束，取得浮游生物样品3万多号。每个样品都蕴藏这大量的生态学和生物海洋学信息。在普查队时只能粗略地分析。后续的工作花费了很长时间。一是工作量大人手少，二是正好赶上1960－1962“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在饿肚子。经济情况稍微好转，紧接着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普查报告《中国近海浮游生物的研究》（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报告，第8册，）完成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渤、黄、东海渔捞海图》、《全国海洋综合调查图集》和《全国海洋综合调资料汇编》等。这些成果至今仍然是我国最宝贵的海洋学资料和研究成果。尽管当时调查手段相对落后，但从样品的质量、完整性和系统性，以及样品分析鉴定的精确性看，当今的调查都很难与之相比。近几年也有不少调查，但大多是分散的，最多是季度的调查。1958年的全国海洋普查是唯一的一次大面积的逐月调查。其可贵处还在于，五十年代海洋环境基本没有受到污染，渔业捕捞强度也不大，应该说还是代表了我国近海海洋生态系统的正常状态。也就是说，要了解在全球变化中中国海发生了什么变化，普查资料可以作为参比。不仅有数据，而且这3万号的浮游生物样品至今完好无损的保存在海洋研究所的标本馆里。这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坦率讲，尽管研究报告和图集等已经发表，样品中包含的科学信息远没有都挖掘出来。但愿这批样品能完善地保存下去。

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小伙子变成白发苍苍的老者。全国海洋普查的业绩虽不能与“两弹一星”相比，但其精神是一致的。它在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史上书写了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