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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与古罗马帝国的衰落

　　古老的罗马帝国从兴盛走向衰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英国近代杰出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所著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描述：“帝国的瓦解是一点点开始的。”但如今，历史学家开始对“缓慢衰落”的说法心存怀疑，认为是财政、社会和地缘政治挑战不断激化导致了帝国的突然崩塌。

　　无论是“缓慢衰落”还是“顷刻垮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苛捐杂税与尖锐的阶级矛盾自不必说，但近年来自然科学的发展，让历史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环境因素在帝国衰落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气候的变化和大范围的流行性疾病。

　　我们终会明白，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情绪”并不稳定，“性格”变幻莫测。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人类社会总是脆弱的。

美国著名画家托马尔·科尔的油画《帝国事业：毁灭》

　　一开始，罗马人很幸运，可后来就不走运了

　　今天，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变地球气候，但坦白地说，气候变化并非什么新鲜事儿。地球旋转、倾斜及其运行轨道的微小变化都能影响太阳给地球的能量“分配”。而且，就连太阳本身的辐射量也总在变化。火山也可能出来“搅局”，它们喷发出的火山灰盘旋在大气上空，像“盾牌”一样把来自太空的热量挡了回去。

　　据气候学家分析，帝国建立和兴盛繁荣的头几个世纪里，那可是以“最优的气候”而闻名的。大约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150年间，在帝国广袤的领土上，气候始终保持温暖湿润。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样“优渥”的气候条件极大地带动了帝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因此，尽管人口急速膨胀，但总有足够的食物来养活人们。

　　如此盛景之下，气候的“脾性”开始有了变化。从公元2世纪中叶开始，帝国每年最重要的事件——尼罗河洪水频发。极端的干旱，或是极端的严寒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最优的气候”逐渐成了再也回不来的美好过去。

　　你会想，即便如此，人类依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还创造了工业时代以来的极大繁荣，所以，气候变化又有什么可怕？事实上，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社会有多么敏感，你可能忽略了。更糟糕的是，如今人类活动的范围和程度已远非当时可比，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我们也难以承受。

　　全球化带来了巨大财富，也带来了流行病

　　公元2世纪60年代左右，罗马帝国达到鼎盛。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流行病悄然找上门来，史称“安东尼瘟疫”。

　　据说，在皇帝马克乌斯·奥里略统治期间，帝国派遣军队镇压叙利亚叛乱，成功凯旋之时，也将瘟疫和战利品一起带回了罗马。皇帝的家庭教师考姆里乌斯·弗鲁恩在书信中提到这场瘟疫，说它让一些地区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军队里也有十分之一的士兵因感染瘟疫而死。

　　而今，具体的死亡人数我们已经很难获得，据史学家估计可能有七八百万人遇难。相比之下，罗马军队遭遇的最严重溃败，也不过只有两万人战死。

　　引发这场瘟疫的原因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这是天花最早流行的记录，病源来自蒙古。在帝国遍及印度洋周边、横跨红海和波斯湾的巨大的贸易网中，不仅运来了香料、贵金属和奴隶，也带来了细菌。罗马帝国因人口密集居住，且彼此之间交流频繁，细菌在这里大范围扩散，便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安东尼瘟疫过后，帝国开始逐渐“恢复”，但社会秩序并未归于稳定。从那时起，维护罗马帝国在边境的统治地位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第二次流行病瓦解了帝国的社会制度体系

　　公元3世纪40年代左右，一场严重干旱“凶猛”席卷帝国。随之而来的，是另一场流行病。因迦太基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记录了这场瘟疫，因此史称“西普里安瘟疫”。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哀鸿遍野。

　　当时，瘟疫影响到已知西方世界的各个地区，不仅人与人之间接触会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和用过的东西也是重要的传染源。据史书记载，这次瘟疫在传播上有季节变化。一般来说，秋季开始暴发，延续整个冬天和春天，夏季来临时便会渐渐退去。

　　这场瘟疫猖獗了15年，大约2500万人死于这场恐怖的恶性传染病，是历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瘟疫之一。公元270年，罗马皇帝克劳第乌斯·哥特库斯也因感染瘟疫而亡。罗马帝国政治、经济、军事遭遇了全方位的衰退，史称“3世纪危机”。敌人从各个边境涌入，进入到几个世纪以来都未曾发生过战争的地区。皇冠一次次易主。

　　后来，帝国还是从这场瘟疫中站了起来，但发生了两个变化，影响深远。第一，帝国的统治者与过去属于全然不同的类型，一位来自多瑙河沿岸省份的军官从一个古老的、富裕的地中海贵族手中夺取了政权。第二，这场瘟疫使得当局对基督教的镇压出现了强烈的反效果。起初，罗马当局将瘟疫归咎于基督教，并打算借此将其连根铲除。但在暴力镇压中的教会，反而通过照顾病人、埋葬死者赢得了尊重。在这场“考验”的余波中，基督教以前所未有速度迅速壮大。

　　气候变化引发匈奴人西迁，出现连锁反应

　　到了4世纪，罗马帝国度过了第二个黄金时代。可惜，这份幸运，也未曾伴随它走到最后。

　　在4世纪末5世纪初的几十年里，帝国在军事上遭遇了一系列失败，甚至败给了哥特人，这在它辉煌的历史中是极其罕见的。

　　从公元1世纪开始，哥特人就住在多瑙河流域。公元4世纪，哥特民族内部开始分裂为东哥特和西哥特。东哥特向东迁移到了多瑙河下游区域，在临近黑海的地方建立了城镇。

　　在从匈牙利到蒙古国的广袤草原带上，游牧民族匈奴人长期居住于此。而这片草原，主要靠中纬度西风带来的风雨滋润。树木年轮数据显示，4世纪中叶，发生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青草枯萎、牛羊饥渴，以草原为生的游牧民族在这场大旱中陷入绝望，只能不断西迁。

　　另一种说法是，这些西迁的匈奴人来自原在中国北方的匈奴人。在我国东汉时期，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降汉，北匈奴便西去抵达中亚。

　　公元375年，匈奴对东哥特人发起猛烈进攻，后者也只能西迁，压迫西哥特人随之西迁，抵达多瑙河下游北岸地区瓦拉几亚平原。而后，匈奴人追击至此，376年，在他们的压迫下，西哥特人申请进入帝国避难。帝国皇帝亚伦斯为解决劳动力不足及扩充军队，批准了西哥特人的要求。然而，罗马对西哥特人的统治十分残酷。不堪虐待和压榨的西哥特人终于奋起反抗，通过起义与帝国展开了长期战争。

　　在奴隶起义和外族侵袭的双重打击下，公元394年，由镇压起义者起家的狄奥多西最后一次把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统一了起来，然而统一是短暂的，住在多瑙河、莱茵河的日耳曼人，依然像浪潮一般地向罗马帝国席卷而来。公元395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逝世。他在临终前，将帝国分给两个儿子继承，随即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罗马定都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定都米兰。

　　为了维持统治，西罗马皇帝招募日耳曼人作雇佣军，但不久皇帝便成了雇佣军的傀儡。公元476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废黜只有6岁的西罗马皇帝罗慕洛。就这样，这个曾称霸地中海，历时十几世纪的奴隶制大帝国，终于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下，覆没了。

　　晚古典小冰河时代

　　在帝国西部衰落的同时，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却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兴旺繁荣起来。皇帝查士丁尼编纂法典，建造了圣索菲亚大教堂等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并收复了非洲部分失地和意大利，使地中海再次成为罗马帝国的内湖。

　　但这与现在我们忧心以全球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不同，那时对帝国最大的威胁是突然变冷。灾难，恰恰就在突然之间到来了。

　　6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大规模火山喷发震惊了全世界。公元536年，欧洲的夏天消失了。在大约15个月的时间里，太阳似乎总是十分昏暗，令全世界的人们惶恐不安，这几乎算得上是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了。

　　树木年轮和极地冰芯将过往的历史逐渐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536年，北半球火山群集体大爆发。539年和540年，热带地区的火山开始集中喷发。在一年多时间里，黑暗并非这些事件唯一的结果，真正令人震惊和畏惧的是全球突然变冷。过去两千年里，536年到545年是地球上最冷的十年，欧洲夏季平均气温降低了2.5℃。当然，变冷现象并非转瞬即逝。从那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北半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偏低。

　　第一例黑死病

　　正当气温开始变冷，瘟疫也从541年开始在地中海南部沿海地区出现。这场瘟疫的另一个名字是中世纪黑死病，科学上称之为腺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流行性传染病。

　　基于现代基因组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已经可以了解这种细菌的历史。鼠疫是鼠类疾病的根源，一开始在中亚地区的社区穴居鼠中流行，后来很可能通过丝绸之路贸易传到罗马帝国。瘟疫首先通过跳蚤在不同啮齿动物间传播蔓延，最终黑老鼠被传染，而它们住在离人类很近的地方。

　　从气候角度来说，小冰期也有可能助长了瘟疫，因为许多病菌在寒冷的气候中传播更快。当时的气候偏冷，暴雨又破坏了农作物，造成频繁饥荒。在连年的战争中，人们处在饥饿和疾病的水深火热之中。

　　史料记载，从6世纪开始出现的瘟疫前兆到欧洲暴发中世纪黑死病，瘟疫共夺走了罗马帝国近一半的人口。对帝国来说，摆在眼前和最难克服的问题是处理尸体，而长远存在的问题是如何管理这个不堪苛捐杂税重负及劳动力严重缺乏的国家和军队。

　　皇帝查士丁尼从即位的那天起，就把重建罗马奴隶制帝国的统治当作终生奋斗的目标，为此，他二十年来东征西讨。而黑死病覆灭了查士丁尼恢复罗马帝国荣耀的梦想。

　　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罗马帝国面对的是不断的分裂和失败。可怕的瘟疫似乎永远生存在帝国啮齿动物的身体里，每隔10年到20年就会重复暴发，每回都将人们刚刚恢复的热情浇灭，带来新的巨大破坏。受病痛折磨的人们真的认为，世界末日已经来临。

　　黑死病成了压垮罗马帝国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到7世纪中叶，这个曾经被视为永远的帝国已所剩无几，只留空壳。

　　到15世纪，关于罗马帝国的一切便永远变成了历史。（本文为中国气象报记者张格苗参考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Kyle Harper相关著作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