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白（葛兰素史克中国研发中心副总裁、上海科学学研究所高级学术顾问）

我注意到文汇报开出这个“创新障碍在哪里？”讨论专栏后，已经有多篇文章谈过关于创新文化的问题，汪品先先生的文章也已经提到很多中国社会的情况。我认为创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这个环节还几乎没有人谈到过，即创新的转化问题。而转化创新成果本身是需要创新精神的。

大学根据社会的前瞻性需求设置课程

在创新转化方面，美国是做的最好的，比日本好很多。日本做应用很强，应用与转化不完全是一回事，到最后会枯竭，因为它没有源头。而美国的转化是把最前沿的研究，很快转化成高科技的生产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斯坦福大学，Google, Yahoo，HP, 还有很多生物高科技成果，都是从这里转化成功的。创新的源头是学校的科学研究。我曾专门到美国几所著名大学作了一番实地考察研究，一件事很有体会。我问哥伦比亚大学，你们的大学教育怎样跟上社会最前沿的、前瞻性的需要？哥大回答道“我们会把社会上在最前沿做得最好的人请到这里给学生上课。”。例如，很多年前，华尔街有一种做法叫强制性收购战略，又叫“吞并性收购”（aggressive takeover），就是用小部分钱或者是别人的钱，把运作不良的大公司的51%的股份强行买下来过来。电影“抢钱世界”（Other People’s Money），说的就是这个做法。如果公司的实际价值（厂房、专利，设备，人才等）高于股市价值，那么就利用银行贷款把公司买下来，重组后专卖或转行。吞并性收购是华尔街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战略，但哥大商学院却没有教授懂这个专业，于是他们就请华尔街专门做这种工作的商人给学生上课。可是后来作为作业老师让学生寻找美国实质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公司，并把有些公司收购了。虽然这件事在学术道德上备受批评，但是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一个事实：学校应把社会上最前沿的东西，前瞻性需求反映到的教学上来。

还有一个例子是生物信息学，这个新兴学科需要既懂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又懂电脑软件程序信息处理的人。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大学想开这个专业，并授予博士学位，但是这个专业不要说教授了，连博士都没有，于是就请了在从事这项专业的本科生来教授课程。还有，哈佛商学院就请过阿里巴巴的马云，步鑫生、海尔的张瑞敏到哈佛去讲课。只有这些人才最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哈佛的学生要知道中国的企业是如何成功的，这些企业家有深刻的见解。这些例子说明学校应该以社会前瞻性的需要来做课程的设置，这样才能促进创新及其成果转化。

最好的科学家要直接面对本科生

中国有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是最好的科学家很多是在研究所里，不在大学。而即使大学里好的科学家，往往也是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时，听说他们募捐到1亿美元，用于艺术教育，这一亿美元完全可以用来建一个新兴专业，研究前沿学科，招收博士生。但是他们最后决定将这些钱用于本科教育，请艺术界最有成就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最好的教授，最前沿的科学家直接面对本科生，这样的教学有一个互动的过程，本科学生可以看到大师们的最新思想，最新成果，会受到很大的鼓舞，激励。而大学本科生是最有闯劲，最具企业家精神的。他们包袱最少，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新观点，新方法。给本科生讲课，对教授也有非常大的挑战，要把深奥的东西讲得浅显易懂，需要对问题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有了这样的互动就会产生全新的思想和概念, 对教授的研究也能起到一种意想不到的推动。对其中一小部分学生，这样的互动会激发将创新的成果转化的激情。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在谈到中国教育时指出，中国的第一线科学家在中国科学院，其研究所是与大学分开的。科学家不接触本科生，不介入教学第一线，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耶鲁很多著名大学，名教授，大科学家必须给本科生上课，这样才能激发出完全不同的创新环境。难怪Yahoo、Google、Facebook、Microsoft，Biogen，Genzyme, Chiron都是从这些大学中走出来的。而在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如陈天桥的盛大，马云的阿里巴巴，QQ等，很少是从最好的大学里出来的。这说明我们大学的环境不太适合培养企业家，没有开拓精神、创新转化精神。学生走的往往是象牙塔的路，出国留学、读博士，缺乏了一种学生的企业家精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教授没有在第一线与学生互动，没有激发本科生对创新转化的激情。

创新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不同意有些人说创新要有很好的基础。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打好基础，秉承传统。研究生做论文开题，往往第一件事是到网上查谁做过这个题目。当然这是必要的，但是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不要看别人的论文，至少是少看，或者是等自己的论文写出来以后再看。创新的转化也一样，Google要是当年整天去看人家是怎么做搜索器的，就不可能开发出独一无二的检索方法。也就是说，并不是要有了很好的基础才能创新。不要迷信权威，迷信前人。很多已发表的东西都是错的。你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做出来的东西很可能与前人不一样。看了人家的东西，就会受到影响，会把自己的思想禁锢起来。在艺术界里最典型的例子是梵高，他从三十岁才开始学画画，基础非常不好，很多基本功都没学过，如果学了，他不可能成为独树一帜的，前无古人的大艺术家。

要做好的科学，要有效地转化创新成果，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跟人家的不一样。我对学生说，在我们这个领域，如果我们的竞争对手也能想到做到的，我们就不做。这一点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不一样的。我经常会跟一些年轻科学家讲，你们必须找到大题目，重要的题目，要有这个野心，在一开始做题目的时候，就思考这个题目能不能解决该领域里的重大问题。很多助理教授说，这不是我们这种人考虑的，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站稳脚跟，拿到基金，发表论文，等到我们有了这些后才考虑做一个有影响的课题。我说，等到这些东西都有了，你就被很多东西限制了，做不出大题目了。从统计数据上看，重大的发现，有影响的工作往往都是在助理教授这个阶段做出来的。现在我在制药公司搞研发，也反复强调与竞争者的差别(differentiation)。这就是一个标准，我们一定要创新，一定要将最前沿的科学成果转化成新药。我们绝对要做跟人家不一样。

发表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