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高级学术顾问

中国葛兰素史克研发部副总裁       鲁白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常静

中国未来30年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壮大，而生物医药产业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纵观世界制药界的历史及现状，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美国在生物高科技产业方面的业绩最为突出，目前仍是领头羊。亚洲各发达国家在IT等行业进展骄人，但在生物高科技产业则表现平平。而在大型制药界，各大药厂都面临着资金短缺，药品链管道(drug pipeline)干枯的危机。收购兼并，重组整顿，愈演愈烈。而由于中国科技的崛起，疾病医疗资源的丰富，和人力资源的相对便宜，各大制药巨头纷纷大规模增加在华投资，甚至将其研发中心转移至中国。上海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尤其是高科技产业。上海在未来几十年里如何借鉴各国生物医药业发展的经验，抓住当前制药界转型的契机，开创一个生物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带领中国经济走向高科技强国的行列，是一个亟待思考并付诸战略实施的问题。笔者结合自己多年对国际生物医药产业研发一线实际运作的认识，对国际上一些成功生物医药企业的经验的考察，并结合这几年在国内生物医药界的思考，提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思考和若干建议。

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主体，主要包括大型制药公司(pharmaceutical companies)和生物高科技公司(biotech)两类。上海的生物医药产业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拥有国内最多生物医药科技资源、人才资源，以及资本资源，并得到政府大力扶持。张江生物医药产业经过十多年的迅速发展, 现已集聚了几百家生物医药企业, 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尤其是近两年，外企研发中心纷纷落户上海，对海外高端生物医药人才的集聚效应显著。很多具有长期海外研发背景的高端人才回国，形成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特有的宝贵“知识资本”。

一个不容忽视的可喜现象是上海医药研发外包（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产业的成功，其成长之迅速，业绩之骄人，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历史上都未见的。所谓研发外包，就是接别人（往往是国际制药大公司）的订单，为其提供研发服务，或者是合成药物中间体，或者是在动物模型上测试药效或毒性，或者是做临床试验。中国的研发外包具有技术，成本，人力资源等多方面的优势，加上中国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聪明才智，使得研发外包项目周期短，质量好，价钱便宜。中国的制药CRO主要集中在上海。所以国际大药厂纷纷来上海寻求研发外包的服务。以药明康德为例，在十年内从无到有，一跃成为具有4,000多员工，年营业额超过21亿的世界少数最大的CRO之一。

随着国际制药巨头进一步在沪开展药物研究开发，必将推动更高层次的人才引进，科技进步，风险资本的投入增加，及创新文化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的发扬光大。国家对新药开发的大规模支持投入，给上海进一步建设生物高科技重镇带来独特的良机。而上海研发外包业的迅猛发展，也为今后生物医药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可以预计，今后十年内，上海将会在生物医学研究，新药开发，生物高科技产业，以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制药业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长足发展。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其中有的是国家层面的问题如医改；有的是医药行业自身问题，如行业政策不明，标准不清等。那么具体在区域层面，政府和企业应该如何配合，更好的推动生物高科技产业发展？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同时，如何借力跨国公司资源，加快自身创新转型发展？国外有哪些好的经验和教训？

制药业是周期最长、投资最大，知识最密集的产业领域之一。一个新药，从药物靶点的检定，到经过临床试验后被批准上市，往往要经过十年的时间，投入近十亿美元的研发经费。所以，制药业(pharmaceuticals)长期以来一直被少数几家国际制药巨头垄断着。而生物高科技产业（Biotech）则专攻制药的某一环节，其科技含量高，规模小而灵活，在生物医药业中最为活跃，对地域经济影响巨大。所以，世界各国政府在吸引国际大制药集团的投资和介入，推动本国医药产业发展的同时，都十分重视和大力培育生物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期带动地方高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在biotech方面，美国做的最好。而在亚洲，台湾，日本，新加坡都投入巨资建设科技园区，吸引跨国制药公司进驻，力图扶持本土生物医药企业的发展。　但是二十年下来，很少听说过这些地区有非常有效的药，或者很有名的生物高科技企业。即使在美国，也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加州的旧金山、圣地亚哥、麻省的波士顿、马里兰州NIH附近）,获得了biotech发展的巨大成功，其原因何在？　biotech的发展有以下几个核心要素。尽管表面上看中国在这些方面也在努力，仔细研究发现有许多地方不到位，或者根本没有考虑到。

（１）Biotech公司与优秀大学及研究所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  例如在波士顿，许多生物高科技公司就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马路对面。当代最先进的研究和科学发现往往是由这些大学或研究机构中的顶级的科学家孕育发展而来，而这些重要的科学发现往往就是新药创制技术和知识产权的来源和基础，而且，科学家们也很乐于将自己的发现转化为现实的生物科技产业，很多科学家和他们的学生后来开办了公司，转型为生物科技企业家。但是在中国，这样类似的发展模式存在着两个问题。首先大学过于注重学术论文篇数及其被引数等评价指标。经常可以听到“应用研究成果”的口号，但是实际上真正能够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的具体措施却极为缺乏。而且大多数的专利根本没有转化价值。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缺乏鼓励、培养“企业家精神”的机制和环境。优秀的学生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到国外留学，教授们往往没有勇气或能力自己开公司将成果转化，他们更愿意将其发明卖给外国公司。

（２）风险投资机制的成熟.  风险投资是生物高科技公司成长发展的必要经济引擎。国内很少有真正的风投，国外风投机构也远未实质性的参与到国内的生物高科技领域。实际上在中国，主要的风投还是来自于政府，但这些有政府背景的风投还远未发展成熟，他们需要有长期投资和抗风险的能力，鉴别科学成果的能力，挑选出值得扶持的科技型企业，并有良好的退出机制。　风投一般要参与企业的管理，融资，运作等，真正帮助生物企业的早期发展。中国的风险投资一般不具备这些能力。与国外有经验的风投合作，成立联合风投基金不失为一种较为可行的办法。

（３）政府提供税收、土地，孵化器,人才引进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及R&D资金投入。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是效果都不太理想。首先，政府对园区建设等硬件的偏好更多于对“软件”的营造。到目前为止，国内已有12家大型生物制药园区，其中相当部分的投资都放在基础设施、建筑以及硬件设备的建设上，而真正投入到关键研发环节，以及在引进高端人才等方面的花费则很少。其次，对于这些园区的发展，由于缺乏客观公正的评审，专业的审慎评估 (due diligence)，咨询。，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第三，这些投资大都并未建立在对项目阶段性掌握的基础上(milestone-based)，因此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最后，现在政府提供的面向生物医药研发活动的基金，大多投向大学和科研院所，而很少有针对生物高科技企业家的。  

目前我国制药公司的自主创新能力还很弱,主要集中在药物仿制阶段，基本没有研发(R&D)活动。但制药企业自主创新的R&D，是不能长期生存的。　中国只有走自主创新的新药研发路，才能实现医药强国的梦想。与国外制药公司相比，中国药企也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在药品制造方面，他们通常有着很强的技术能力，与中国药监部门也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很多大型制药公司还拥有着较大的资金和国内市场份额。但中国药厂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创新高级人才及自主创新研发能力。

侧重对企业的基金投入。　政府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投入，多为科研基金的方式，承接者大多数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由于这些学校院所没有药物研发所必需的结构，机制，和开发能力，这种投资方式不可能真正对生物医药产业产生更多实质性的影响。政府应改革新药研发专项基金的投入模式，对生物制药企业进行milestone-based投资。这方面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的小企业创新研究和技术转移（SBIR/ STTR）等基金资助模式值得借鉴。

注重资金投入模式的创新。　生物医药业有着以人为服务对象,所需研发投入巨大,风险高，周期长，回报大的特点。在投入主体上，政府应联合跨国公司,VC,企业等各种力量，在分担巨大风险的同时，共享投资回报。在资金运作模式上，应借鉴VC的运作模式，建立不同于其他产业的基金运作模式,评估方式和退出机制。

医学研究投入的目的，是要增加对人类疾病机制的了解，并促进新型药物的研发。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所长Tom Insel说，“美国人民看我们的业绩，美国国会对我们的要求，不是我们的科学家发了多少文章，有多高的影响因子，而是对精神疾病病人的生活品质有无改善，治疗费用有无下降”。NIH非常重视临床转化医学研究，极力加大对其支持力度，最近还成立了一个新的研究所，专门从事转化医学研究。

目前我国还没有成立正规的转化医学中心，国内制药企业甚至连转化医学的基本概念都没有。上海可否在这个关键领域率先有所作为？建议上海市在深入剖析NIH在促进转化医学研究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基础上，并考虑在一两个医学院所属医院成立市级转化医学研究中心，投入人才资金支持转化医学研究。

如前所述，近年来我国研发外包业(CRO)快速发展，形成了完整的外包服务链条。经验、资本及人才的积累已使一些CRO开始向新药创制企业转型。例如，John Oyler在其CRO保诺（北京）科技公司（BioDuro）成功的基础上，最近创建了旨在新药创制的生物科技公司百济神州（BeiGen），包括全新药物的研发、转化医学及科学、临床开发三个研究领域。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王晓东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另两位创始人Peter Ho和Pearl Huang曾经在著名的跨国制药公司任要职，拥有丰富的新药研发经验和极强的企业管理能力。

上海作为拥有众多优秀CRO的区域，有最多的国际制药巨头落户，也引进并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发人才。因此，在管理、人才、信息，知识产权等方面都均有较大优势。　上海如何充分利用CRO已有的成功优势，来进一步带动本土生物高科技制药产业创新发展?　如何中国制药业完成由仿制走向创新转变，作出应有的贡献？有以下两条建议。一是用政策和资金作为杠杆，推动中国大药厂与生物高科技公司以及CRO合作，通过做研发服务，来提高自身的研发能力。二是创造条件，使一部分CRO迅速完成向创新制药方面的转型。

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09－2012年）中多次提到，要充分发挥在沪跨国公司对产业的推动作用，依托一批已具有技术、人才和较好硬件设施的企业，紧密与跨国制药公司的联系，做大生物医药产业规模。鼓励外资研发中心的技术成果在本地进行产业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转让技术。

如何更好的发挥跨国公司对本土市场和企业的溢出效应，推动上海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制药业？上海应该探索有效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合作形式。一个想法是三结合模式-—―即跨国制药公司―科学家/科研机构―政府三方联合，共同资助生物高科技公司，在这个模式中，各方主要的优势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具有知识产权的项目。跨国公司拥有的大量资源，包括专利，新药资产，科研，技术，行业信息等。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不少项目被闲置着。在这个模式中，跨国公司提供的主要是项目。（2）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科学家。他们对该项目的科学背景有极深的了解，对其研究开发有极大的热情。（3）风险资本。政府在此主要扮演风险投资者的角色。也可以考虑由一些专业VC加入，以帮助人才延揽，项目评估，公司管理运作，等等。　

另一个想法是，有跨国公司和政府共同出资，扶植已具有技术、人才和较好软硬件设施的中小型生物企业。在此合作模式中，跨国公司也可以帮助有创新能力，基础较好的生物公司按照国际标准完善、提升整个研发链条，使之更快融入于国际制药研发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