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惊悉彭先生仙逝，不胜悲痛，谨将9年前在《科学网》开博的第一篇文章重贴于此，以怀念恩师。

  彭先生是我的博士导师，早就想把他的一些教诲写出来，每每提笔又苦于不知从何说起。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似乎应从“传道”写起。可是“道”是什么，又该怎样传，我自己的心里也十分模糊。“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庄子的“道”和韩愈的“道”尽管不同，但对我这样恬为人师的人，也足以释去心中的不安了。适逢彭先生九十华诞，就把我第一次听彭先生讲课的情形写出来，一为先生贺寿，二也是为了时时鞭策自己。

   第一次听彭先生讲课是在1990年，那时我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煤化所工作。学校里虽然也有不少学部委员，也就是现在的院士，但那都是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小小本科生连远远地望上一面的机会也很少，更别说亲耳聆听人家的金玉良言了。大家私下里谈到那些鼎鼎大名时，经常互相调侃：人家说的话都是字字千金，你也配听！大学四年一晃而过，最后在毕业照中发现几张没见过的面孔，一问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系的几个学部委员。这时，大家才后悔自己当初照相时怎么没往前站，心里好不遗憾。没想到毕业一个多月后，这种遗憾就得到了补偿。记得大约在九月初，所里对新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为期一周的入所教育，每天由一、两个相关领域的老师给大家讲课。有的老师讲自己工作重要，说得天花乱坠，最后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做了些什么；有的老师讲自己工作高深，写了满黑板的公式，最后大家觉得太高深无法理解。听这样的课程虽然没有多大收获，可是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对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来说，比每天在实验室坐八个小时可幸福多了。最后一天是星期六，人事处说由彭先生讲，大家都很兴奋。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没听过学部委员讲课。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彭先生那么忙，又七十多岁了，可能半小时不到今天的任务就能结束。

   八点钟，彭先生准时来到教室，站在讲台上用眼神和大家一一打招呼。我不记得他当时穿着什么衣服，反正很普通，比较整洁。这是我第一次和学部委员级别的人物近距离接触，隐隐约约觉得有些地方不大对劲。他怎么不戴眼镜呢？听说我们学校的那些学部委员，个个脖子上都挂着好几个半寸厚的眼镜，头一抬一低都得换不同的眼镜。这时，彭先生已经讲开了。“今天，人事处的同志让我来给大家讲讲。我也不知道该讲些什么，就随便聊聊吧。”开场白很普通，我低头看了看表，八点过三分。“你们都才二十多岁吧。”说完这句话，他停顿了三秒钟。“你们知道，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在干什么吗？”他又停下来了，一本正经地看着我们，似乎在等我们回答。可是谁知道答案呢，即使知道了又有谁敢站起来说呢？教室里静悄悄的，我低头看着桌面上弯弯曲曲的木纹，听见自己的心脏跳动了三次。突然，他朗声笑起来了。我们虽然莫名其妙，也只好跟着干笑了两声。接着，他就从他上学时代开始讲起来了。

   彭先生开始讲他们那时候大学毕业的事。他讲得时快时慢，有时候说一句话停顿几秒钟，有时候一口气能说出七、八个四个字的成语，中间还不时加杂着他的朗朗笑声。我们开始时还比较拘谨，大气也不敢喘一下。但彭先生的朗朗笑声，就像酵母一样，一而再，再而三，教室里的空气很快就发酵得冒泡了。开始是翁翁声，接着是窃窃私语，后来彭先生笑的时候，大家也自然而然地跟着哄堂大笑了。当他讲到在去美国的轮船上，晕船如何如何难受，满船的人都躺倒了的时候，一连用了五六个成语，让我这个从来没见过大海也没坐过船的人也跟着晕了不下五次。这时就听见他说，只要吃一口甜蛋糕，他就能坚持一小时不晕船。我偷偷看了一下表，差三分九点。

   后来讲到五十年代煤化所刚从大连迁到太原时，上头不让搞催化，不让搞色谱时，彭先生说：“我就不相信，我又不多向你要钱，别人不做或者没有做出来，我做出来了，你还能不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仔细研究了当时国际上油品中烃组成分析这个难题，决定从这个题目入手，打开局面。由于油品中各种烃类只差一个或几个-CH₂-基团，分子量和化学性质非常接近，采用气相色谱分析时保留时间也很接近。也就是说，从色谱柱前面打进去，流出来所需要的时间非常接近，在色谱图上是一个非常宽的鼓包。那时候，大家都研究氧化铝担体，但效果并不好。因为氧化铝颗粒孔道太丰富，气体从孔道中进进出出扩散时，阻力太大。怎么办呢？既然必须用氧化铝，又不要氧化铝中的孔道，那能不能把氧化铝涂在一个没有孔道或孔道很少的惰性载体上呢？经过多次实验，他们课题组终于找到了把氧化铝均匀涂在硅藻土表面的方法。采用这种担体一试，果然效果非常好。这种快速、有效的分析方法很快成为相关行业中的标准方法。从此，别人再不提煤化所不能搞色谱的事了。彭先生在台上边讲边写，还画了不少示意图。他讲的内容，好象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刚学过的东西。听过之后，大家都觉得取得这么大的科研成果原来也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看来科学研究也并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事，学部委员也不需要非得像爱因斯坦那样留着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乱糟糟的衣服。

   这时，我又偷偷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十点半了，彭先生才开始讲到文化大革命。他本来的专业是有机合成。刚从美国回来时，国家急需发展石油工业，他就搞起了炼油。但时间不长，就被划成了右派，只好靠边站，搞一些不太重要的色谱。色谱刚搞出了些名堂，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下什么科研都不能搞了。你不让我搞科研工作，总不能限制我脑子里想什么吧。所以，在参加体力劳动之余，他就经常思考一些以前科研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文革结束后，他带领课题组开展催化新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由于有长期的思考积累，再加上多学科背景，他们很快就研究出了几种在工业上重要应用的新催化材料，并多次获得国家科技奖。彭先生正讲得兴致勃勃，突然有人来叫，说有电话找他。他这才停下，说：“非常对不起，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了。”还没等我们回过味来，他就匆匆地走出了教室。

   彭先生走后，我才想起看表，已经快十二点了。他还没讲完，就被叫走了。可是仔细一想，从大学毕业找工作到出国，从新中国刚成立到改革开放，再到后来评上学部委员，似乎该讲的他都讲过了。他说 “随便聊聊”，实际上是经过了非常认真的准备。那个叫他的电话，也像是一场演讲之后别出心裁的结束语，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我心里一直怀疑那个电话，是工作人员好心编造的，还是彭先生有意让别人提醒他时间的。多年以后我成了彭先生的学生，几次想问他那个电话的事，但话到嘴边又打住了，还是让疑问留在心底好。

   后来到1993年，我由硕士研究生直博，成了彭先生门下的弟子，有了更多的机会聆听彭先生的教诲。从平时彭先生漫不经心、零零散散的谈话中，我觉得以下几条给我留下印象最深：（1）在逆境中要有乐观的精神，不要一味地怨天尤人，要看看在哪些方面可以提高自己，把不好的事情转变为好事；（2）“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要只关心自己本学科的东西，要多学习其它学科的思想和方法，这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会思路开阔，方法多。（3）“学问贵有疑，大疑则大进”。工作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只有发现了问题，才有努力学习、解决问题的动力。工作中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自己的水平也相应会有比较大的提高。（4）要敢于在适当时候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当你在一个领域埋头苦干了很长时间后，要停下来想一想在这个领域还有没有可能做出比较重要的工作，再看看其它相关领域有没有更有意义的工作。想清楚以后，要果断地改变自己的研究领域。上面几条，实际上就包含在彭先生给我们的第一次讲课中。仔细想时，彭先生的教诲还应该有很多，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觉得上面几条是最重要的，如今我也正用彭先生的这些思想开展我们课题组的研究工作。

   最后，我还是用庄子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彭先生已经把我们引入了 “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路上，我也希望自己、以及自己的学生能像彭先生一样，在这“原美”、“达理”的道路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