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 年《植物园学》给植物园行业定了名，13年后《植物园学导论》写了“导论”。把两部书并置检索，会得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数字：两书合计约 120 万字，意象一次也没有出现；“意境”九次，全部落在园景与造园的话语里。用意象学的话说，意象不是风景的照片，而是人从环境中读出的整体图式；意象体系是这套图式得以生成、组织与传承的装置总和。一门已经给自己命了名的学科，如何在从未使用“意象”一词的情况下，处理如今被称为意象体系的那件事？本文追这条线。

1 定名：一部书的学科自觉

2005 年的《植物园学》是一部建制文本：十一章，从植物园与植物园学、发展史，到迁地保护、引种驯化、温室体系、科普教育、规划设计、经营与管理，再到中国主要植物园与世界名园评点。它的第一作者贺善安（1932—2025）此后一直被视为这门学科的定名人。

它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功能划界。“从世界范围看，植物园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科研、科普、游憩和开发”（贺善安等，2005，p.3）；“在我国，一个全功能的植物园包括5个方面的功能，即保护、科研、科普、游憩和开发”（p.4）。

第二件事，是给这门学科写了一句自我期许：“植物园要有‘科学的内容，艺术的外貌，文化的展示’，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哲理”（p.2）。科学、艺术、文化三重并置——这是设计侧的意象声明：它规定了植物园应当同时被读出三层意义，只是没有使用“意象”这个词。

第三件事，是给这个行业找了一个灵魂。“植物园的灵魂就是植物多样性”（p.2）。这句话全书又说了两次，“植物物种多样性是植物园的灵魂”（p.208），“多样性永远是植物园不变的灵魂”（p.213）。

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是：定名本身就是一次名实索引操作。命名之前，行业在文献里是散的；《植物园学》这个书名，让一个行业在文献里立了起来。这是这套意象体系最外层的操作，也是它最不被察觉的一层。

2 接续：一部“导论”的谱系

李亚的《植物园学导论》五十五万八千字，卷首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南京中山植物园建园90周年”。作者时任该所园艺与科普中心负责人，自序里记着这部书的三个拟名：《中国植物园——机遇与挑战》→《植物园概论》→《植物园学导论》。改名的由头是一次相对兴叹——廖景平先生坦言植物学在中国是“早产儿”，作者接了一句：植物园更“早产”。

更早的谱系藏在细节里。作者自陈，2005 年《植物园学》出版后贺善安先生赠书予他，“因为我在其中贡献了一些图片”；而 2018 年的序二，正是贺善安本人所写——署名“前国际植物园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otanic Gardens，IABG）主席、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序二引吴征镒院士的话立学科之志：“我们就是要以‘有涯道无涯’，首先就要让它成为一个学科”，随即说植物园学的内容“也必须有‘涯’‘岸’的界定，而不能无所不包”（李亚，2019，序二 p.4）。

从著者到作序者，学科的谱系完成了一次有据可查的交接。书名的“导论”二字是谦辞，更是接续：一门学科的第二次奠基。

3 宗旨的漂移：从“内容”到“内涵”

两代书共同引以为纲的那句宗旨，其实一直在漂移。陈封怀先生曾概括植物园的特点为“科学的内容，艺术的外貌”；贺善安先生 2005 年把它扩为“科学的内容，艺术的外貌，文化的展示”（p.2），在第七章又写作“科学的内容，艺术的外貌，文化和历史的展示”（p.227）；到 2018 年，李亚的表述是：“贺善安先生将现代植物园的特点概括为‘科学的内涵、艺术的外貌和文化的展示’，如今已成为植物园界的共识”（李亚，2019，p.10）。

两处漂移值得记下。其一，“内容”改成了“内涵”——从陈列之物变成了承载之质。其二，标点的更换让三项并置得更紧。语汇在漂移，而概念始终缺席：一句被逐字改写的宗旨，每一次改写都离“读”更近一步，却每一次都没有写成“意象”。同一时期黄宏文（2017）又续上“使命的担当”，三重变成了四项——这条谱系本身，就是植物园学未完成的意象史。

4 FAI：藏在决策程序里的三问

2018 年版离意象学最近的时刻，藏在一段讲“日常工作”的文字里：“具体到植物园的日常工作，就是要回答好三个基本问题，这里不妨称之为FAI（function, attraction, interpretation）决策程序，它是植物园任何决策都应首先回答的三个问题：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function）？”（李亚，2019，p.10）。书的缩写表给 FAI 配的中文译名是“功能、景观和可讲解决策程序”。

把 FAI 逐项摊开，它与意象学的四层框架几乎可以逐层对上：function 回答供给什么内容，是认知层（cognitive layer）的原料；attraction 回答以何种外貌呈现，是感知层（perceptual layer）与情感层（affective layer）的入口；interpretation 回答如何把科学内容转译为公众可读的意义，是文化层（cultural layer）与可读性（legibility）的接口。一门从未使用“意象”一词的学科，把意象体系三件套写成了决策程序。

所以判断是：植物园学把“可讲解”写成了程序，而没有写成问题。程序回答“应当做什么”，不回答“公众实际读到了什么”。这正是设计侧与体验侧的分野——程序完备，测量缺席。

5 装置与园景：第一步与最后的栖身地

两代书对“读”的载体都下了断言。2005 年：“植物名牌是植物园科普工作最基本的科学内容与形式，是公众认识和接受植物知识的第一步”；“简单的植物名牌把参观者带进了植物科学的殿堂”；“植物园与一般公园的区别也在于植物园不仅要有艺术的外貌，更要有科学的内容，而植物名牌就是植物园科学性最基本的体现”（贺善安等，2005，p.193）。

2018 年，名牌升级为系统：“更为通用的是植物园的标识系统，尽管其他园林也有标识系统，但植物园的标识系统除了导引科普旅游设施之外，更重要的是标明和介绍植物学知识，并且要尽可能地以自然、艺术的形式展示出来”（李亚，2019，p.101），并为之单设“植物园的标识系统”一节。从名牌到标识系统，是装置谱系的代际更替：第一代装置是“名牌”，第二代是“系统”。基础设施的图纸，两代书都画好了。

“意境”的九处出场，全部住在园景话语里。2005 年评杭州植物园灵峰探梅：“这一我国园林艺术中‘点题’的手法，成功地创造了景观的‘意境’。‘景’、‘意’交融，在植物园内展现了一个科学与艺术兼容的特色景观”（p.248）；同年第七章引陈封怀，称植物园是“科学和艺术的结晶”（p.227）。2018 年论枯山水：“抽去真实的水而取‘枯’的意境”（p.123）；论园中之桥，则引马致远《天净沙·秋思》，说桥“在绿色苍茫中往往成为点睛之笔，意境深远”（p.124）。

结论只有一句：意境在植物园学里是园艺家的行话——离造园最近，离测量最远。语汇在手，概念缺席。

6 灵魂的位移与一条红线

2005 年的灵魂是活物：植物多样性，三处复述，一处比一处郑重。2018 年的灵魂换了主人，换成了一段身体隐喻：“活植物收集是血肉，活植物数据是灵魂，科学研究是心脏，它们构成了植物园的躯干，体现了植物园的内涵；植物学知识的传播是植物园之口鼻，展示和游憩的功能是植物园之外表”（李亚，2019，p.10）。同一本书的另一处又用这对比喻作批评：“活植物收集和科学研究就像偶尔附体，却长期分离的躯壳和灵魂”（p.264）。

灵魂从“多样性”位移到“数据”，是这十三年间学科重心的真实刻度：从收集活物，到记录数据。但数据是给机器读的——公众读不到数据库。装置升级了，“读”的主体却从人换成了系统；人的感知一侧，依然悬空。

两部书还共享一种恐惧。2018 年序一开出的问题单里有一条：“个别植物园还存在公园化发展倾向”（p.1）；贺善安的序二说得更重：国际植物园保护联盟（Botanic Gardens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BGCI）的激进人士主张给植物园重新定义、把教育放到前所未有的位置，“这种倾向实际上就是向文化机构倾斜，向公园化方向发展”，他的回应是“植物园队伍的主体绝不能放松对植物利用的研究。对人类而言，物种保护也是为了可持续利用”（序二 p.4）。2005 年的同款立场更早：“只讲保护，不讲利用，不是植物园兴旺发达之道”（p.2），而植物园与一般公园的界线，被划在名牌上（p.193）。

用意象学的话说，公园化恐惧是意象错配恐惧的前理论形态：怕的不是植物园变成公园，而是公众把它读成公园。学科有错配的直觉，没有测量的工具——它只能反复重申区别，无法测量区别是否被读出。

7 判断：语汇缺席而装置在场

把两部书并置，可以得到本文的核心判断：植物园学是“语汇缺席而装置在场”的学科。意象零次，意境九次且全在园景；但功能、景观、讲解、名牌、数据五大构件，两代书一件不落，全部造好。与已有的三种缺席形态对照，这是第四种：周维权的学术著作是“意象在场而概念缺席”；朱建宁的园林史教材是“语汇缺席而替代语汇在场”——以“自然观”替代；而植物园学的两代奠基，是语汇缺席而装置在场——替代“意象”的不是另一个词，而是一整套设施。

缺环因此看得分明：两代奠基之作都是设计侧文本。“应当提供什么”被写到了决策程序的精度，“公众实际读到了什么”从未成为问题。这一缺环的位置，正是《国家植物园意象学导论》接棒的位置。

结语

FAI 的第三个字母是 interpretation。植物园学把“可讲解”做成了一套决策程序，却还没有把“可讲解”做成可测量的研究问题。从“科学的内容，艺术的外貌”到“可讲解”，一门学科的两代奠基已经把意象体系的所有构件造好，只差最后一步：把“读”设为研究对象。

这一步的代价不难想象。一个已经会讲“功能、景观和可讲解”的行业，一旦开始测量“公众实际读到了什么”，名牌不再是第一步而是第一件样本，标识系统不再是设施而是语料，意境不再是行话而是变量。到那一天，“植物园学及其意象体系”就不再是一篇专文的题目，而是一门学科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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