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邱园收到从香港寄来的沃德箱及中国兰花

【核心导览】英国牛津植物园与邱园作为全球植物学研究与科普的核心阵地，留存着深刻的大英殖民帝国印记。英国剑桥大学维贝·尼尔森（Vibe Nielsen）2023年发表于《博物馆管理与策展》（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的文章，基于田野调查数据，聚焦两大植物园的植物收藏、命名体系、公众科普叙事三大维度，揭露现代植物学体系中被长期遮蔽的殖民遗留问题。研究发现，植物园幕后科研圈层已认知殖民历史弊端并开展整改，但面向公众的标牌解说、导览宣讲仍延续欧洲中心主义叙事，原住民传统植物知识被持续边缘化。正视植物学的殖民溯源、补齐被缺失的人文历史，是植物园完成去殖民化改革、实现科学科普与人文传承融合的核心关键。

1 引言：繁花之下，被遮蔽的植物殖民史

当游人漫步在英国牛津植物园（Oxford Botanic Garden）与邱园（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的温室与花径间，目光流连于千姿百态的异域草木时，多数人只会沉醉于植物的形态之美、惊叹于物种的丰富多样。很少有人会追问：这些来自非洲、澳洲、美洲与亚洲的植物，跨越重洋来到英伦土地的背后，藏着怎样一段被刻意淡化的过往。

作为全球植物科学研究与展示的标杆机构，两座老牌植物园承载着数百年植物学发展脉络。牛津植物园始建于1621年，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园；邱园落成于1759年，二者均成型于大英帝国鼎盛阶段之前，却深度嵌入帝国全球扩张体系，成为殖民时代植物资源掠夺、科学霸权构建的核心载体。不同于民族学博物馆已广泛开展的殖民历史反思与去殖民化实践，植物园的殖民遗留叙事长期处于缺位状态。拨开繁花绿叶的表象，一段交织着殖民扩张、资源掠夺与原住民知识遮蔽的隐秘历史，正等待着被完整讲述。

2 帝国标本：殖民体系下的植物园收藏逻辑

在近代殖民浪潮里，植物园不再只是单纯的植物保育园（Botanic Garden）与科研场所，而是成为大英帝国延伸至全球的“植物驿站”与资源掠夺枢纽。欧洲植物采集者、殖民探险者受官方派遣，奔赴全球各殖民地搜集野生植株、种子与幼苗，依托沃德箱（Wardian Case）——可实现跨洋长途运输的微型恒温温室，将海量具有经济、科研价值的植物资源源源不断运回英国，为帝国产业发展、贸易垄断提供核心支撑。

邱园的温带温室（Temperate House）与棕榈温室（Palm House）是殖民植物霸权的极致缩影，这座被誉为“璀璨植物大教堂”的巨型玻璃建筑，人工复刻出全球五大洲、十六座岛屿的温带、热带植被景观。

邱园棕榈温室实景图

图中展示1848年建成的邱园棕榈温室，场馆内按非洲、澳大拉西亚、美洲、亚洲等地理分区陈列全球引种植物，是大英帝国全球植物资源掌控力的直观展示。

依托先进的玻璃钢铁建造技术，英伦本土观众无需远航，便可沉浸式体验殖民地的自然风貌与植被资源。这一景观不仅是工业技术对自然的征服，更是大英帝国疆域辽阔、资源垄断的权力展演，其叙事逻辑与大英博物馆陈列全球殖民文物、标榜“世界博物馆”的霸权叙事高度一致，将殖民地的自然财富彻底转化为宗主国的展示资本与科研资产。

3 命名霸权：林奈体系下的殖民思维延续

在现代植物学研究体系中，物种命名法（Nomenclature of Species）是界定物种身份、传承科研数据、构建全球植物分类体系的核心规则，而全球通用的林奈双名法（Linnaean Binomial Nomenclature），在实现物种分类标准化的同时，也固化了殖民时代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

近代殖民地的野生植物，几乎全部由欧洲殖民者完成定名、记录与刊发，采用拉丁文等欧洲学术语言，完全脱离植物原生地的文化语境与知识体系。更值得反思的是，大量本土物种被用以纪念殖民扩张者，将殖民掠夺者的身份符号永久镌刻在植物科学体系中，让植物命名沦为“帝国统治工具”。典型代表为殖民主义者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其主张种族优越论、妄图构建纵贯非洲的英属殖民版图，历史上竟有126种植物以其姓氏命名，殖民印记深度嵌入植物学基础体系。

殖民时代的知识片面性，在馆藏标本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牛津大学植物标本馆（Herbarium）留存的海量近代殖民采集标本，存在严重的信息缺失问题。

牛津标本馆植物标本对比图

左右两份标本形成鲜明对比，左侧标本附带详尽的采集手写记录，右侧标本仅留存基础物种标识，无栖息地、采集背景、原生用途、本土民俗相关任何信息，直观体现殖民采集的功利性与知识记录的片面性。

多数标本仅标注采集人与采集地点，完全忽略原住民世代传承的植物药用、食用、民俗应用等核心知识。欧洲采集者的核心目标是筛选可服务于殖民经济的优质物种，而非记录、保护原生本土智慧，这种功利性采集造成的知识断层，至今仍是植物史学研究的重大缺憾。

4 叙事缺位：公众科普中的历史淡化与刻意回避

殖民遗留的霸权叙事并未随殖民时代落幕而消失，反而持续体现在两大植物园面向公众的标牌解说、导览宣讲中，核心历史被浅层化、模糊化、弱化处理。

（1）物种发现叙事：原住民知识的彻底失语

澳大利亚瓦勒迈松（Wollemia nobilis）是史前孑遗的珍稀“活化石”物种，长期被学界认定已灭绝。1994年，欧洲裔澳大利亚植物学家大卫·诺布尔发现野生植株后，该物种迅速成为植物学界重大发现。邱园的官方标牌与志愿导览，全程聚焦诺布尔的“开创性发现”，将其塑造为解锁物种奥秘的核心功臣，并以其姓氏完成物种定名。

邱园瓦勒迈松解说标牌图

邱园瓦勒迈松专属解说牌，核心记载大卫·诺布尔的发现过程，未提及澳洲原住民对该物种的千年认知与本土利用历史。

但考古与史料证实，瓦勒迈国家公园留存着6000年原住民岩画，原住民在此栖息繁衍超4万年，早已熟知并利用该物种。然而在官方科普叙事中，原住民数万年的本土知识积累被彻底抹杀，“欧洲人首次发现”成为唯一正统叙事，延续了殖民时代无视原住民智慧的核心弊端。

（2）经济植物叙事：殖民剥削的轻描淡写

牛津植物园针对常见经济植物设置文化历史展板，却刻意弱化殖民剥削的残酷内核，以模糊表述、浅层次解读掩盖历史真相。

牛津植物园甘蔗、橡胶树解说标牌图

左侧为甘蔗主题展板《财富缔造者与奴役者》，右侧为橡胶树主题科普展板，两块展板均浅层提及殖民关联，回避核心剥削史实。

甘蔗展板虽承认蔗糖产业缔造了英国商业财富、关联奴役历史，却将黑奴血泪劳作的殖民暴行，与现代蔗糖摄入引发的二型糖尿病并列，弱化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数百万黑奴惨死种植园的残酷史实。橡胶树展板仅简单提及邱园引种橡胶树、推动东南亚成为全球主产区，顺带质疑种子获取合法性，却绝口不提亚马逊、比属刚果、东南亚橡胶种植园的劳工奴役与大规模死亡惨剧，同时无视南美原住民2500余年的橡胶利用智慧，片面将橡胶定义为欧洲近代工业产物。

除此之外，园区植物迁徙科普展板以模糊的“我们”代指植物采集与引种群体，回避“殖民帝国主导资源掠夺与物种转运”的核心史实，割裂了植物传播与殖民扩张的本质关联，形成片面、失真的公众认知。

5 行业困境：植物园去殖民化改革的滞后性

当前全球文博领域已全面推进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改革，牛津大学皮特·里弗斯博物馆等民族学场馆，主动修订展品解说、增设原住民视角内容、直面殖民掠夺历史，完成系统性叙事升级。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牛津植物园与邱园的去殖民化改革严重滞后，呈现“幕后觉醒、台前缺位”的割裂状态。

两大植物园的科研人员、馆藏管理者已清晰认知植物收藏的殖民溯源，也通过档案整理、专题会议、学术研究等内部举措，梳理植物园在殖民贸易、物种垄断、经济植物掠夺中的核心角色。但面向普通游客的公开科普体系并未同步更新，依旧延续欧洲中心主义叙事：过度歌颂欧洲植物学家、殖民探险者的“探索功绩”，侧重宣传植物的观赏、经济与生态价值，对殖民掠夺、知识侵占、原住民权益流失等核心历史问题避重就轻、鲜少提及。

学界存在一种普遍误区：认为植物园的核心使命是科普生物多样性、普及气候保护知识，无需承载沉重的殖民历史议题。但事实上，植物的生态价值与人文历史本为一体，科普的核心是传递完整、真实的知识体系。每一株跨洋引种的植物，都是连接原生土地、原住民文明与近代殖民历史的流动载体。正视殖民遗留、补齐缺失的人文叙事，不仅不会冲突于生态科普，反而能丰富公众认知维度，让植物科普兼具科学精度与人文温度，同时为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本土物种资源开发提供多元参考。

6 结语：让植物承载完整的文明记忆

植物无言，却忠实记录着人类文明数百年的风云变幻。牛津植物园与邱园的万千草木，既是自然演化的馈赠，也是殖民时代权力、掠夺与知识博弈的历史标本。温室四季常青的美景之下，不该是被掩埋的殖民苦难与被遮蔽的原住民智慧。

植物园的去殖民化，无需刻意制造历史对立，本质是回归客观、完整的科学认知。从修订带有殖民偏见的物种解说、补齐原住民植物文化故事，到审慎审视传统命名体系、构建多元包容的科普叙事，老牌植物园需要完成一场深刻的自我审视与革新。唯有让每一株植物都能诉说完整的迁徙史、文明史与苦难史，植物学科普才能挣脱殖民思维的桎梏，真正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走向包容、客观、多元的发展未来。

延伸阅读

Nielsen V (2023) The colonial roots of botany – legacies of empire in the botanic gardens of Oxford and Kew. Museum Management and Curatorship, 38(6), 696–712. https://doi.org/10.1080/09647775.2023.226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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