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久以来，大众和不少研究者都持有一个固化认知：珍稀野生植物、优质药用种质资源，只藏在人迹罕至的原始荒野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城郊人工绿地、人为管护的生态区域，生态价值单一、物种匮乏，很难承载珍稀植物资源的保育功能。

但大量实地调研推翻了这一观点：适度人工干预、与人共生的城郊栽培生态系统，非但不是生态洼地，反而能孕育更丰富、更具人文价值的药用植物资源。山野草木从不止于自然秘境，城市近郊的一草一木，既是地球千万年生态演化的活化石，也是人类乡土医药文明最真实、最持久的见证者。

栽培生态系统（cultigenic ecosystem），是人工管护、自然演替、人居活动长期共同塑造的复合型生态空间，介于原始荒野与集约化农田之间，是人与自然互动共生的典型生态载体。相较于完全隔绝人类活动的自然保护地，这类城郊生态系统长期被学界低估，但其蕴藏的药用植物资源，同时承载着物种演化密码与传统医药文明的双重价值。

1 城郊人工林地：被低估的野生药用植物宝库

保加利亚色雷斯大学（Thracian University, Bulgaria）学者S. Radanova，针对旧扎戈拉市城郊的梅特罗波利特·梅托迪·库塞夫森林公园（Metropolit Metodi Kusev Forest Park），开展了覆盖完整植被生长周期的全域系统植被与种质资源普查。该园区总面积992公顷，由60公顷的阿亚兹莫托山核心林区与932公顷外围管护区组成，是当地城市北部重要的生态防护带。区域生境类型丰富、人为干扰适度且稳定，是研究城郊栽培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理想样本。

该研究调研规范严谨、数据体系完整，研究范式至今仍具备极强的参考价值。调研全程严格对标保加利亚《药用植物法》《生物多样性法》，以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欧洲野生动物与自然栖息地保护公约》、IUCN濒危植物红色名录等国内外权威保育规范。研究采用线路踏查结合1㎡标准样方定量统计的经典生态学方法，系统厘清了区域药用植物的物种构成、种群结构、空间分布特征与种质保护等级。

该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极具颠覆性：这片紧邻城市居民区的人工林地，共收录野生药用植物239种，占区域高等植物总量的43%，覆盖保加利亚法定药用物种的31%。横向对比区域内多家知名自然保护地，其药用物种丰度显著领先：里拉国家公园（Rila National Park）141种、中巴尔干国家公园（Central Balkan National Park）166种、里拉修道院自然公园（Rila Monastery Nature Park）135种。

这组核心数据印证了一个极具启发的生态理念：人与自然适度兼容的城郊生态系统，拥有极强的物种容纳与保育能力，是野生药用植物重要的“城市避难所”与种质资源宝库。生态保育价值的高低，从来不取决于区域是否完全隔绝人类活动，而取决于生境结构的完整性、干扰强度的适度性与生态过程的连续性。

2 物种结构分层：生态保护与民生利用的平衡智慧

从物种组成特征来看，该园区239种药用植物分属58科85属，以被子植物（angiosperms）为绝对优势类群。其中豆科（Fabaceae）、菊科（Asteraceae）、唇形科（Lamiaceae）、蔷薇科（Rosaceae）、伞形科（Apiaceae）五大科物种数量最为丰富，构成了区域药用植被的核心骨架。从功能属性来看，区域植被以药用价值为核心禀赋，同时兼具蜜源、食用、工业用材等多元生态功能，近百种核心药用物种，构筑起当地传统民间医药体系的核心资源基底。

该研究最具借鉴意义的创新，并非简单的物种统计，而是构建了一套适配城郊共生生态的资源分级利用体系。研究结合物种濒危等级、种群自然更新能力、生态功能价值与法律法规要求，对全域药用植物进行层级划分，精准平衡了珍稀物种种质保育与民众合理民生利用的需求，实现了传统草药应用智慧与现代生态法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度融合。

第一类：全域禁止采集物种（18种）。包含11种全域严格禁采物种，如盾叶蓍（Achillea clypeolata Sibth.）、欧黄栌（Cotinus coggygria Scop.）、穗菝葜（Smilax excelsa L.），严禁一切形式的采摘与破坏；另有7种限制性采集物种，包括绒毛鼠尾草（Salvia tomentosa Mill.）、药蜀葵（Althaea officinalis L.）等，仅开放科研用途利用，最大程度守护稀缺、脆弱的核心种质资源。

第二类：个人自用可采集物种（112种）。作为园区数量最庞大的物种类群，这类草本环境适应性强、种群结构稳定，是民众日常接触最广泛的野生药用植物。长齿百里香（Thymus longidentatus (Deg. et Urum.) Ronn.）、香蜂花（Melissa officinalis L.）、异株荨麻（Urtica dioica L.）、蒲公英（Taraxacum officinale L.）等均在此列。千百年来，这类草木伴人居而生、为民所用，承载着巴尔干半岛代代相传的民间医药实践智慧，是乡土医药文明最鲜活的自然载体。

第三类：受限商用采集物种（5种）。多数药用植物可合规开展个人自用采集与适度商业化开发，仅针对5种种群体量小、抗干扰能力弱的脆弱物种实施特殊管控，包含异国芍药（Paeonia peregrina Mill.）、黄花九轮草（Primula veris L.）、小蔓长春花（Vinca minor L.）、刺苍耳（Xanthium spinosum L.）、一年生旱花（Xeranthemum annuum L.），通过精细化制度约束，规避过度开发引发的种群衰退与种质流失。

3 珍稀古老物种：见证自然演化与人文存续

自上而下雪滴花、倒距兰、欧黄栌等代表性珍稀药用物种

这片城郊林地的核心价值，不止体现在药用物种的数量优势，更在于其同时留存了稀缺的区域特有物种与古老孑遗物种，是解析区域生态演化、追溯乡土医药文明存续的天然样本。调研共记录9种国家级及国际级重点保护物种、2种巴尔干特有种（Balkan endemics）与9种第三纪孑遗植物（Tertiary relicts）。

其中，盾叶蓍、长齿百里香为巴尔干半岛专属特有物种，仅在城郊适度干扰的稳定生境中能够形成健康种群，既是区域独有的生态标识，也是极具保护价值的本土特色药用资源。鞑靼槭（Acer tataricum L.）、葡萄叶铁线莲（Clematis vitalba L.）、欧榛（Corylus avellana L.）、东方鹅耳枥（Carpinus orientalis Mill.）等第三纪孑遗植物，历经地质与气候更迭顽强存续至今，是地球植被演化的“活化石”。同时，这类古老物种长期参与本土传统医药应用，实现了自然演化价值与人文利用价值的跨时代延续。

种群监测结果也揭示了城郊野生药用植物独特的生存特质与脆弱性特征。园区八成以上药用草本呈现“整体零散分布、优质生境集聚”的格局，无大面积连片单一群落，仅在水热条件优越、土壤环境稳定的区域形成高密度种群。不同珍稀物种的生存韧性差异显著：倒距兰（Anacamptis pyramidalis (L.) Hartm.）在适宜生境可形成规模化健壮种群，在破碎化生境中则极度萎缩；雪滴花（Galanthus nivalis L.）种群自我更新能力强、存续稳定，而猴兰（Orchis simia Lam.）、羊臭兰（Himanthoglossum hircinum (L.) Spreng.）等珍稀兰科植物多为单株零散分布，抗人为干扰能力极弱，极易因随意采摘造成局部种群消亡。

4 研究启示：重新定义城郊生态的保育价值

该研究突破了传统生态保育的固有认知框架，重塑了学界对城郊人工生态系统的价值定位，为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育、人与自然共生生态体系构建提供了经典研究范式与核心思想支撑。其提出的“城郊栽培生态系统具备核心药用水土保育功能”的核心理念，至今仍是生态药学、城市生态学领域的重要指导思想。

近年来，国际相关前沿研究持续印证、深化了这一核心思想，学界研究视角从基础物种普查，逐步进阶到微观机制解析、动态保育体系构建与可持续利用技术创新层面。现有研究证实，根际微生物、植物内生菌群直接调控药用植物生长发育与药效成分积累，适度的人工管护可优化城郊土壤微生态，助力野生药用植物自然繁衍与种质稳定；融合气候胁迫、人为干扰、种群活力的动态评估体系，让城郊药用植物保育从静态保护转向精准动态管护；林下仿野生种植、生态轮作等绿色技术的落地，也完美践行了“保护优先、适度利用”的共生理念，实现种质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双向共赢。

5 结语：草木无声，皆是文明的见证

城郊林地与人居环境相融景观，“植物见证文明、人与自然共生”

在城市化持续推进的当下，生态保护的重心不应只局限于深山秘境与自然保护区。原始自然保护地守护的是纯粹的自然生态本底，而城郊栽培生态系统承载的，是人与自然长期共生、协同演化的文明形态。

每种生长在城市边缘的药用植物，既承载着千万年的自然演化轨迹，也延续着地域千年的民间医药智慧，是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交融的绝佳载体。当前，城郊绿地规模持续扩张，但公众对身边的野生药用资源认知仍然匮乏，随意采摘、生境破坏、过度开发等问题，持续威胁着这些脆弱的野生种质资源。

说到底，保护一种野生药用植物，不只是守护单一物种、一份珍贵种质资源，更是守护一段区域生态演化历史、传承一方乡土医药文明。草木无言，岁月留声，每种与人共生的野生草木，都是自然的馈赠，都是人类文明最朴素、最坚韧的见证者。

延伸阅读

Radanova, S. (2009). Variety of medicinal plants in a cultigenic ecosystem. Biotechnology & Biotechnological Equipment, 23(S1), 38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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