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回顾了北美树木园在1740-1850年间的发展历程，重点介绍了威廉·汉密尔顿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林地”庄园树木园。讨论了法国米肖父子安德烈和弗朗索瓦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和新泽西州卑尔根的苗圃树木园，以及他们对法国树木园的贡献，包括弗朗索瓦·米肖的著作《北美森林》和哈科特树木园的建立。描述了英国贵格会家族在北美建立的树木园景观，以及威廉·卡维尔在宾夕法尼亚州哈弗福德学院校园树木园的设计。分析了安德鲁·杰克逊·唐宁关于在波士顿公共花园建立树木园的提议和他对华盛顿特区国家树木园的总体规划，该规划将树木园分为六个不同主题的区域。文章通过历史案例展示了树木园在北美的发展及其与欧洲的联系，以及树木园在植物学和景观设计中的重要性。

美国植物资源丰富，尤其是树木资源

    哈弗福德学院树木园（Haverford College Arboretum）于 1835 年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外成立，其早期历史为六个解释性主题提供了简明的背景，这六个主题也是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1700-1850 年）北美树木园发展的特点。首先，哈弗福德校园（图 1）被设想为专门设计的树木园。 其次，它代表了一种树木园类型--乡村、规划和住宅式校园树木园--在加拿大和美国的高等学府中都成为一种流行的有影响力的模式； 第三，哈弗福德是大西洋中部/特拉华河流域地区（图 2）第一个树木园的一部分； 第四，它说明了许多北美树木园在 19 世纪初建立之初对欧洲，特别是英国园艺实践、出版物的依赖，就哈弗福德而言，更是对欧洲园林设计人员的依赖； 第五，该学院树木园是跨大西洋树木园网络的早期参与者，该网络主要由贵格会（公谊会）机构和从事个人及专业植物研究的个人组成；最后最重要的是，哈弗福德树木园与欧洲大陆早期的许多树木园一样，通常是公众可以进入的公共公园景观，但却是由私人机构维护和管理的公园。

图 1.威廉·卡维尔（William Carvill）《哈弗福德学院场地和树木园平面图》（1835 年） 哈弗福德学院图书馆 特藏部

图 2. 树木栽培区域：大西洋中部地区的文化地理

学院派小树木园

1831 年，纽约和费城的一些威尔士贵格会名门望族购买了 198.5 英亩的土地。两年后，哈弗福德学院（Haverford College）成立，英国园艺师威廉·卡维尔（William Carvill）被招募到宾夕法尼亚州，为学院的校园制定总体规划。虽然对卡维尔在英国的园林实践知之甚少，但他的规划以著名园林设计师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 1752-1818 年）的作品为蓝本。

卡维尔 1834 年的原始总体规划（图 1），展示了将一片农田改造成大学校园和树木园。首先，将学院的主楼设在校园的最高处，作为宽敞草坪的焦点。然后，将校园组织成一系列林荫大道、道路和小巷，有些是笔直规则式的，有些是蜿蜒的。校园交通路线大多数是林荫道，有些是单行道（如枫树），有些是双行道（如美国梧桐树与欧洲椴树并排），还有些是混合行道（如松橡树、秃柏、刺槐、欧洲山毛榉）。校园十字路口由针叶树组成，北美乔松（Pinus strobus）为主，也使用了加拿大铁杉（Tsuga canadensis）和北美落叶松 （Larix laricina）。在树木园周围预留了一片树林和田野作为自然缓冲区。

在学院的奠基人大厅以西，卡维尔创建了一个园艺综合体，包括校园菜园、苗圃和繁殖温室。他一直在这里和树木园工作，直到 1845 年，由于财政困难学院关闭了三年。这导致最后他在费城寻找工作。1900 年，原有温室的一部分抢救修复，这可能是北美景观设计师最早的公共纪念馆。

虽然他将整个校园最终设想为一个树木园——这是斯沃斯莫尔等其他贵格会机构沿袭的传统——但他也将奠基人大厅向东的大片开阔土地进行独特但简单的设计。在这里种植了 15 个群植树，每群树种相同，并留下了经久不衰的树木和文化印记。所种树林主要是北美物种；树木间距很大，有足够的空间从远处清楚地观赏。树木的排列象征着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的两个重要宗教信条：个人信仰和社区凝聚力。为体现这些信条，卡维尔将每一种树种植了六株，如北美鹅掌楸树丛为6 棵围成圆圈，以象征贵格会社区的信仰。在这圆形树木环抱中，还种植了一棵标志性树木标本，代表着作为信徒的教友个体。虽然最初周围的小树林已不复存在，但在现代校园里新种植的树丛仍可见当初的痕迹。

哈弗福德校区也是美国著名见证树美国榆（Ulmus americana）后代的家园，据说（图 3）威廉·佩恩 （William Penn）与当地原住民谈判了一项友好条约。1944 年，鲍曼山野花保护区也在其场地入口处建造了占地 9 英亩的树木园，以纪念宾夕法尼亚大学，树木园被命名为宾夕法尼亚树林（Penn's Wood）。

图3. 本杰明·韦斯特《佩恩与印第安人的条约》（1771-1772 年）谈判

舒伊尔基尔河畔林地

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和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是狂热的园艺家，他们在许多共同的植物学兴趣通信交流，从 18世纪90 年代杰斐逊担任美国国务卿开始。像杰斐逊一样，汉密尔顿也参观了欧洲花园，为位于费城郊外舒伊尔基尔河畔的 600 英亩庄园“林地”引进了最新的植物发现和景观设计创意。汉密尔顿的庄园“林地”毗邻约翰·巴特拉姆（John Bartram）家庭农场、苗圃和园艺企业。在参观了汉密尔顿无尽的植物收藏、温室、排列整齐的乔木和灌木，以及一座新帕拉第奥式别墅后，杰斐逊宣布“林地”（图 4）是唯一可与英国雷普顿风格的花园相媲美的美国花园。作为总统，杰斐逊非常欣赏汉密尔顿作为博物学家、植物收藏家和景观设计师的声誉，以至于他与汉密尔顿分享了 1804-1806 年刘易斯和克拉克探险队的一些“植物学成果”。反过来，汉密尔顿向总统提供了一棵合欢（Albizia julibrissin） 和一棵金合欢（Acacia farnesiana）。

图4. 威廉·汉密尔顿在费城附近舒伊基尔河畔庄园树木园林地图（约 1780-1910 年）。上图为威廉·伯奇的画作《林地景观》（1789-88 年），下图为建筑师威廉·斯特里克兰 1854 年绘制的“林地”图

汉密尔顿的 100 英亩“庄园林地”尽管植物种类繁多，但整体设计并不统一或特别有创意。他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植物，这引起了游客和植物学家的评论和赞赏。1803 年，他曾向玛纳西·卡特勒（Manasseh Cutler）和 蒂莫西·皮克林（Timothy Pickering）夸海口说，“他记录过欧洲、亚洲、非洲、中国和南洋群岛的稀有植物，没有一种是他没有收集到的。”

汉密尔顿是 18 世纪北美最负盛名的贵族植物收藏家。他引进或率先在北美种植的四种植物在树木园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其中三种，银杏、挪威槭和钻天杨，与切尔西药用植物园菲利普·米勒的预期大相径庭，菲利普·米勒是第一个与汉密尔顿分享这些植物的人。最新奇、至今仍被广泛种植的银杏（Ginkgo biloba），原产于中国，在 18 世纪后期仍被认为是一种科学奇观，到 20 世纪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行道树。挪威槭（Acer platanoides）已在美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归化，在一些树木园中已不稀奇而被砍伐。入侵性强的臭椿（Ailanthus altissima）继续成为终极的“城市垃圾树”，但在贝蒂·史密斯的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伦敦，1951 年）中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有点英雄主义的象征。最后，钻天杨（Populus nigra ‘italica’），十九世纪上半叶北美公共和私人花园是最受欢迎的树种（图 5），已被多杂交种和克隆种所取代。

图 5.托马斯·杰斐逊建议在华盛顿特区宾夕法尼亚大道从总统府到美国国会大厦两侧种植钻天杨的双排大道（1822 年）

    鉴于汉密尔顿拥有大量的木本植物，其庄园“林地”（The Woodlands）是否可称为早期的私人树木园？同样能对汉密尔顿近邻巴特拉姆家族的园艺大院称为树木园吗？理乍得·坎帕纳认为巴特拉姆遗址是中大西洋/特拉华谷树木栽培中心最重要的花园和树木园苗圃。坎帕纳 (Campana) 强调可将“林地” 视为“一座私人树木园”。特蕾莎·奥马利（Therese O' Malley）将其列入了她对“早期植物园”调查，认为这些植物园“以系统的方式布置，用于植物学研究”，但“也因其在最高质量的艺术设计中展现其科学性而引人注目”，“林地”“体现了植物科学的最新进展和景观设计的品味”。

米肖父子与法国哈科特树木园

   安德烈·米肖（André Michaux, 1746-1802）和他的儿子 弗朗索瓦-安德烈·米肖（Francois-André Michaux, 1770-1855）是两位法国植物学家、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他们从 1785 年开始探索北美植物，是最早探索北美植物的植物学家。安德烈和威廉·巴特拉姆一样是一个天生的植物爱好者，他们的儿子弗朗索瓦和威廉也一样，虽然是植物探险家，但最出名的是他们出版的著作。弗朗索瓦出版了他父亲的两部著作，并出版了几本自己的植物学书籍，最著名的是《北美森林》，为北美树木园和公共园林建设具有影响力。

    安德烈·米肖是伯纳德·德·朱西厄（Bernard de Jussieux）的学生，曾在巴黎植物园工作，1779-1781 年曾前往奥弗涅地区、比利牛斯山脉、西班牙和英国进行了植物学考察。 1782 年，他被派往波斯，在那里的三年时间里他在饱受内战撕裂的敌对领土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从里海到印度洋，一路收集种子和植物。他曾满怀热情地写道：“凝视着那众多的植物……我常常眼花缭乱，不得不让自己平静下来……我晚上睡不着觉，焦急地等待着白昼的到来。”他带着大量当时鲜为人知的中东标本回到法国，其中包括桃蔷薇的种子和一种桔梗科植物，L'Heritier 后来从中创造了伞风铃属（Michauxia）。

        1785 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仅两年后，米肖 被任命为法国皇家植物学家，并带着弗朗索瓦·安德烈和一名园丁前往美国，在美国森林中寻找新的灌木和乔木植物，以重建法国的森林，法国在与英国的战争中失去了许多最好的木材。他在新泽西州哈肯萨克附近创建了一个苗圃，后来又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郊外创建了一个 111 英亩的花园，受到了当地胡格诺派社区的欢迎。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米肖以这个基地为基地，走遍了北美荒野边境的西弗吉尼亚州、肯塔基州、西班牙属地佛罗里达，一直到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哈德逊湾地区（图6）。乘独木舟、骑马或步行旅行，常常是第一个到访某个地区的受过训练的植物学家。还去了巴哈马，受到英国总督的热情接待，并把种子送给了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

图6 米肖植物探索旅行图，收集和描述种子、植物和其他标本。达灵顿数字图书馆

        1802 年老米肖去世后，弗朗索瓦返回美国进行两次重要的收藏之旅（1802 年和1806-08 年）。1809年回到法国后，小米肖准备了一份在法国种植北美树木的种植园指南，并记述了他自己在北美东部的植物学旅行，在那里他完成了对北美大陆树木的主要调查《北美林木的历史》，1818-19 年出版名为《北美森林》的三卷本著作，对美国、加拿大和新斯科舍省森林树木的描述。1828 年，弗朗索瓦-安德烈·米肖（Francois-André Michaux）接受了诺曼底哈科特庄园的管理权。在那里，他创建了哈科特树木园，这是法国的第一个树木园，如今展示着从除澳大利亚以外的所有大陆收集的温带森林树木（图7-10）。

图7-10 法国哈科特庄园树木园

贵格会家族树木园 

    老托马斯·皮姆·柯普（Thomas Pym Cope Sr, 1768-1854 年）是一位成功的费城贵格会航运大亨，他和美国小说家查尔斯·布罗肯·布朗 （Charles Brocken Brown） 于 1805 年访问了汉密尔顿庄园“林地”，发现威廉·汉密尔顿的花园“无疑是植物种类和价值最丰富的。柯普的孙子们在东日耳曼敦开发了一个郊区家庭大院（图 11-12），位于费城郊外。到 1918 年，该地最终演变成奥伯里树木园（Awbury Arboretum）。

图 11 弗朗西斯·柯普故居 （1862 年），目前用作树木园办公室及教育部门行政大楼。奥伯里树木园档案馆，约 2000 年

    最初，宾夕法尼亚州的奥伯里是亨利·柯普和他的两个儿子家人的避暑别墅。最终，它成为这些家庭、他们广泛的亲戚和私人的全年住所，他们希望在郊区环境中拥有土地和凉亭。其中许多房产仍然作为柯普最初土地赠予内的私人住宅，赋予现代树木园独特的集体所有权。根据其一位早期现场经理估计，这是一个迷你郊区树木园。

图 12 皮尔斯树木园现存树木，现在是长木花园的一部分

美国劳登——唐宁

景观设计师、园林设计师和文化评论员安德鲁·杰克逊·唐宁 （Andrew Jackson Downing） 深受约翰·克劳迪斯·劳登 （John Claudius Loudon）的影响。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神童、博学家和民粹主义者。两人都设计了树木园。他们都从事建筑和风景园林，普及园艺和树木栽培，并推广新的当代景观，如乡村花园墓地、城市公园和郊区住宅。两人都撰写了对 19 世纪早期园艺理论和实践的流行（两种含义）调查；创办了有影响力的园艺期刊;并支持他们有植物学天赋的妻子的出版物。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拥护汉弗莱·雷普顿（Humphry Repton）的总体景观原则，对英美的“英式”景观园林传统做出了贡献，并反过来成为那个时代的园艺大师。他们都是风景如画及其花园式变化的倡导者;有趣的是，在他们各自的家乡，都有一个古典的葬礼骨灰盒来纪念他们。

劳登是苏格兰人，出生于 1783 年，那一年美国摆脱大英帝国统治的独立战争结束。唐宁具有英国血统，出生于 1815 年，即第二次不列颠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唐宁的名字取自新奥尔良战役中的美国英雄）因此，虽然他们是短暂的同代人，但唐宁始终将劳登视为朋友和导师。劳登享受了多产的 60 年职业生涯；唐宁则在纽约斯塔滕岛附近的哈德逊河轮船爆炸火灾中丧生，享年 36 岁。劳登对科学植物学有更深的兴趣和知识;唐宁则对景观美学有着自学成才的眼光。虽然他们最初都是本土植物和外来植物的拥护者，但唐宁在晚年开始支持本土植物而不是外来植物。唐宁位于纽约纽伯格的园艺总部与亨利·温思罗普·萨金特 （Henry Winthrop Sargent） 位于河对岸的沃登奈特（Wodenethe ）私人树木园相结合，与哈德逊河一样，成为北美第二个树木栽培中心。

在 1850 年 11 月，唐宁应菲尔莫尔总统的要求前往华盛顿调查广场。1851 年 2 月 27 日，他提出了他的总体规划（图 13）。该规划有三个目标：“形成一个国家公园，它应该是美国首都的装饰”；“提供一个明景观园艺自然风格的范例，可能对国家的总体品味产生影响”；以及“创建一个由乔木和灌木组成的公共活植物博物馆”。

图 13 安德鲁·杰克逊·唐宁 “1851 年 2 月华盛顿公共场地拟议布置方法平面图”。摘自《陆军工程兵年度报告》（1867 年 10 月）

图 14 华盛顿特区预计的改进，包括罗伯特·米尔斯（Robert Mills）华盛顿纪念碑设计和安德鲁·杰克逊·唐宁（Andrew Jackson Downing）国家广场景观规划，石版画（1852 年）

史密森尼哥特式树木花园

     亚当斯为国家树木园做所等努力主要集中在总统公园，而建筑师罗伯特·米尔斯 （Robert Mills）则应美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后任詹姆斯·波尔克总统内阁战争部长等乔尔·波因塞特 （Joel Poinsett）的要求，于 1841 年为整个国家广场准备了一系列景观规划。罗伯特·米尔斯和他的赞助人波因塞特都是南卡罗来纳州人，他已经在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全国竞赛中获胜，一座方尖碑于1844年动工但当年完工，拟在其底部建造的万神殿从未建成（图14）。米尔斯设想国家广场全场为一个公共公园，从他为纪念华盛顿而设计的希腊埃及方尖碑向东一直延伸到国会大厦。米尔斯的总体规划忽略了总统公园，而将重点放在了国家广场两个具体选址：一是国会山脚下扩建植物园，另一个是围绕英国哥特式风格等史密森尼“城堡”。1844 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在新成立的史密森尼研究院支持下，建立农业和机械艺术学院、实验花园、科学和经济图书馆以及的国家博物馆。树木园重点展示大约 2000 棵树和大约 200 个物种和品种的美洲植物，将成为户外树木博物馆，与史密森尼学会的室内自然历史博物馆相辅相成。

    然而，拟议中的史密森尼树木园并没有完全满足支持者等要求，他们希望建立一个规模更大、真正的户外国家博物馆。1840 年，威廉·达林顿（William Darlington）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在美国国会大厦创建一个综合性全面的国家花园，“从全球每个地区收集大自然各种产物的完美标本”。他还以家庭之树为喻，进一步指出“在大学里他们教授不同的知识分支，而在共和国的共同中心，我们应该有一棵常年葱翠的大树，让所有希望享受其乐趣和益处的人都能看到”。

达林顿对树木学狭隘性的批评得到了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兼植物园主任阿萨·格雷（Asa Gray）的支持。他在1844 年撰写了一篇关于树木寿命的文章，对缺乏国家树木园表示遗憾。在讨论了安德烈和弗朗索瓦·米肖对北美植物科学的贡献后，格雷指出：

法国种植园收藏了极其丰富的美国乔木和灌木，这主要归功于米肖父子。因此很久以前就有人说，美国人必须到法国才能看到美国本土森林产品，这句话在今天和20年前一样正确。什么时候才能说这句话不再正确呢？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指出一个完整的，甚至是令人尊敬的美国本土乔木和灌木收藏呢？

最后，纽约州罗切斯特霍普山苗圃的帕特里克·巴里 （Patrick Barry）试图成立一个协会，专门收集北美珍稀树木和植物。他和唐宁一样，也曾参观了英国的哈科特庄园树木园和公共花园，在那里看到了许多美国西部等针叶树，这要归功于大卫·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他很可能还知道英国的树木收集企业，例如爱丁堡的俄勒冈协会，该协会于 1850 年派遣珀斯郡的约翰·杰弗里（John Jeffrey）到北美太平洋西北地区收集植物。巴里告诉他的读者，“我们最好的景观都是在原始森林中形成的”，虽然树木栽培主要局限于果树，但城镇的发展和天然林的迅速消失产生了新的植树需求：“随之而来的是需要有组织地促进树木的收集和相关知识的传播”47 国家树木园将是这类收藏的明显场所。

总统植物学家

安德鲁·唐宁的知名度（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学术声誉）取决于他的国内风景画上，但在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和劳登一样，对大都市的风景越来越感兴趣。在 1841 年写给约翰·杰伊·史密斯 （John Jay Smith） 的一封信中，唐宁描述了他目前在马萨诸塞州园艺学会的波士顿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希望为该市建造一个公共花园。斯凯勒简洁地介绍了其成果：“唐宁提议将边界建成一个科学布置的树木园，他准备了一份树木清单，并标注了要种植的确切位置”36。虽然唐宁没有机会在波士顿的公园里设计树木园，但他后来的崇拜者、沃登尼特的 H. W. 萨金特的侄子查尔斯·辛格·萨金特 （Charles Singer Sargent） 于 1872 年在牙买加平原的阿诺德设计了树木园。虽然唐宁失去了波士顿委托，但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 （Millard Fillmore）还是在 1850 年邀请他接受一个更负盛名、更广阔的机会——在华盛顿特区设计一个国家树木园。

但首先是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1825-29）（图15），根据奥马利的估计，他 “无疑是总统府最雄心勃勃的园丁”37。亚当斯（见上文）（图 8）是哥伦比亚科学与艺术促进研究所的主要支持者，该研究所努力在国会山西侧创建华盛顿植物园。还在整个哥伦比亚特区贡献了大量北美本土树木。他作为四个欧洲国家的大使和第一个驻俄罗斯的大使，拥有丰富的海外外交经验；他能够阅读树木园创始人的法国植物学著作，例如弗朗索瓦·米肖（François Michaux）的《哈科特森林树木园》（Forêt Arboretum d' Harcourt）和亨利·路易斯·杜哈梅尔·杜蒙索 （Henri Louis Duhamel du Monceau）《树木的种子和种植园》（Des semis et plantations des arbre, 1760 年），这使他成为一名博学的植物学家。他亲身了解安德烈·德·维尔莫林 （Andre de Vilmorin） 在巴雷斯（Barres）创建的树木园和林业学校。他的个人图书馆藏书丰富，既有经典著作如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森林》，也有当代出版物如约翰·劳登（John Loudon）《不列颠乔木和灌木》（Arboretum et Fruticetum Britannicum）。正是上述原因，唐宁将他 1841 年版的《景观园艺和乡村建筑》献给这位前总统。

作为总统，亚当斯发布了行政命令，要求财政部、国务院和美国海军开展种子收集和植物引进计划。正如蒙索在法国敦促的那样，亚当斯利用他的《海军全面改进法案》来保护政府土地上的硬木木材，并购买私有财产以建立国家森林。例如，在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湾附近的圣罗莎，一个占地 30,000 英亩的橡树苗圃（Quercus virginiana）成为联邦政府的保护区。

亚当斯是早期的自然保护主义者，他要求国会设立内政部。遭到拒绝后，他抱怨说，保护森林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在欧洲，森林保护是“大量立法”的基础，在一些国家，森林保护受到专门部门的保护。他感叹道，“在这里，我们几乎完全忽视了它”。由于国会漠不关心，亚当斯建议他的儿子们，“对你们国家最有益的知识追求，莫过于树木和植物的自然史”。在担任总统的四年里，亚当斯一直从事树木栽培工作，特别是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西北部。在这里，他扩大了总统府的树木栽培和园艺，为一系列花园和苗圃收集种子和种植树苗。在马萨诸塞州昆西的亚当斯家族宅基地创建了一个苗圃。亚当斯设想总统的府邸既要具有实验性，又要具有观赏性。例如，他尝试种植西班牙栗子、英国核桃、柑橘和果树，以及他能找到的所有橡树属植物。在总统任期结束时，亚当斯对白宫进行了重新绿化和种植，以至于风景画家安东尼·圣约翰·贝克 （Anthony St John Baker）用一幅赏心悦目的水彩画将其记录下来，并命名为“白宫树木园”（图16）。

约翰·昆西·亚当斯在华盛顿任职等四年中饱受讥讽，政治上碌碌无为，个人生活也令人失望，因此他经常将树木栽培作为一种爱国责任和个人慰藉，即使不能获得公众赞誉，也可能得到后人的感激。亚当斯渴望在美国早期的政治神殿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他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当公职的要求和失败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时，他继续植树，希望自己等植树生涯“远远超出我生命等可能期限”，并相信“一个世纪后，新生等白宫树木园可能会成为我的继任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亚当斯在 1828 年的总统选举中被安德鲁·杰克逊击败，在杰克逊的支持者在就职典礼上践踏白宫的植物后，亚当斯离开了华盛顿。

图15 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 1825-29）

图16 安东尼·圣约翰·贝克 白宫树木园 水彩画，18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