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纪念册上的这一张照片,是朱老师给53级的师兄师姐上课的情景:
左起:袁幼枝(大提琴)、赵祥生(大提琴)、何复兴(单簧管)、左因(钢琴)、周家声(钢琴)、图木利斯(钢琴、柯尔克孜族)。
我的老师(3)
朱起芸
2007年6月9日,在我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附中50年校庆的最后一场讲座——《附中——我艺术生涯的起点》中,我回忆了在附中的学习和生活。其中,我说到,在附中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恩师朱起芸老师的辛勤培育。
外貌端庄、气质高雅、待人和蔼的朱起芸老师,是天津著名工商业家朱继胜的女儿。她兼有唱歌、钢琴演奏和理论分析三种禀赋,是一位极其优秀的视唱练耳教师。
朱起芸老师对我恩重如山:
1957年,作为主考老师,朱老师接纳了我这个虽有一定天赋,但在专业上几乎是“白丁”的插班生到初二入学。事实上,插班生的考试重点不在专业的程度,而在于音乐基础素质。我不可思议地以“拜耳”第66课的超低程度被录取,而和我同时报考56级初二插班生的演奏门德尔松协奏曲的小提琴学生和演奏肖邦“革命”的钢琴学生却都因视唱练耳不及我而落榜了。在复试结束的时候,朱起芸老师和管乐老师祝盾、黄日照一起征求我的意见:进校以后你学长笛,可以吗?就这样,我踏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大门。那些年,由朱老师主考录取的附中插班生还有钢琴专业的鲍蕙荞(1953年插入51级)、双簧管专业的胡炳旭(1955年插入52级)、钢琴专业的钱致文(1958年插入56级)。
1959年,作为理论学科主任,朱老师上下奔波,并在暑假的高温天气骑车到我家和我的父母交换意见,将我从管弦学科转到了作曲理论学科;
1962年,由作曲系苏夏教授建议,朱起芸老师和何振京老师主持,方堃、俞慧耕校长批准,保送我免试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本科作曲系。那个免试,是真的什么都不考,包括文化课——那时候音乐学院入学是不参加什么“全国统考”的。我上大学,就是用十分钟从附中宿舍搬到同在五号楼的大学作曲系宿舍。
在附中5年,特别是我转到理论作曲后三年,视唱练耳几乎就是我的主课。朱老师以不懈的努力和独特的方式,把我这个“白丁”训练了出来。
朱老师的训练方法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高度重视唱:视唱当然要唱,听写也都要唱,在听——写——弹之后必须要唱。旋律听写要唱,和声、复调的听写也要唱:从单个和弦到和弦连接,从三和弦到七和弦,从原位和弦到转位和弦,从自然音和弦到变化音和弦,从离调到转调,从和弦音到和弦外音。复调的听写,完成之后,也要像多声部视唱那样,唱一个指定声部,在琴上弹或由其他同学唱其他声部。我的多声部听觉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和朱老师一起合过影。文革过后的80年代,她就因癌症过早离开了我们。
我在网上看到蒲方(汪毓和老师和蒲以穆老师的女儿)文章中的这张更加清晰的照片。
左起:许清、朱起芸老师、边清、吕嘉(后)、蒲方、郝健(后)、董夔、董立强(后)、俞慧耕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