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份的前十五天显得很长。

家具停放在走廊里，我们在学校里等着，在学校里我们没有什么大事可做。

老师给我们读安徒生或者阿尔封斯·都德的故事，除此之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们就在院子里玩。我们继续随意地玩着学校里的游戏，但是突然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慢慢地却非常肯定地，大暑假临近了，外面的游戏取代了校内游戏的吸引力。

我对自己不断重复着一些神秘的词汇：《别墅》，《松林》，《小山》，《鸣蝉》。可以肯定有几只蝉就在学校的法国梧桐树的枝头上。可是我在附近从来没有见到过，父亲几乎总是拉着我的手，向我保证上千次了， ----- 这就是为什么，我听着那些看不见的躲在树叶中的蝉在唱着嘲弄我们的烂歌时，我在想（不带任何幽默地）“你，我的老家伙，等我们到了山里，我会在你屁股里塞上稻草！”8岁的《小天使》就是这样善良的。

 一天晚上，于勒姨夫和罗斯大姨在我们家吃晚饭。这是一个餐桌会议，为第二天的出发作准备。

于勒姨夫吹牛，把自己当作组织者，他首先宣布，由于道路的状况，不可能租一部大货车，这要化一大笔钱，也许要20法郎。

为此，他租了两辆车：一辆小型搬家用的马拉运货车，用来运输他的全部家具，以及他的妻子，儿子和他自己，价钱是7.5法郎。

这个数包括了搬运工的工作，他要提供全天侯的服务。

至于我们，他找了一个农民，名字叫弗朗索瓦，他的农场离别墅就几百米。这个弗朗索瓦每周进城两次，在马赛市场上出售水果。在登山回家的时候，稍带给我们运载我们的家具，收取四法郎这样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个安排很合父亲的意，可是保罗却喊了起来：

“还有我们，我们也坐在车上？”

“你们，”组织者说：“你们乘电车直到Barasse，从那里，你们重新和你们的农民会合，用步代车。在运货车上有奥古斯丁娜一小块地方，而你们三个男人，就用脚，和农民一起走路。”

三个男人高兴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谈话持续到11点，变成了神聊，因为姨夫在谈论打猎，之后，父亲谈论昆虫，聊得高兴，直到我睡醒，我捡起几块打火石，朝瓢虫，蚱蜢和蝎子扔过去。

第二天，8点以前我们就已经准备齐全，都穿上了假日服装：原色粗布短裤，白色短袖衬衫，配上蓝色的领带。

这些衣服是母亲张罗的：她在大商场还为我们买了带大帽檐的鸭舌帽和我们穿的带麻绳底的帆布鞋。

我的父亲穿的是有后腰的西装上衣，带两个大的长方形口袋，一个蓝色海军鸭舌帽，而我的母亲穿一身搭配绝妙的白色带小红花的连衣裙，显得又漂亮又年轻。

至于我的小妹妹，她带了一顶蓝色无边软帽，睁着大大的眼睛，显得心神不宁，因为（就像猫一样）知道我们要离家出远门了。

那个农民事先告知我们，我们出发的时间不由他说了算，要取决于杏出售的速度。

那天出售得特别不快，因为到中午了，他还没有到。

于是我们就在已经空无一物的房子里吃的饭，香肠和冷牛肉，我们不停地望窗前跑，观察假期使者的到来。

他终于出现了。

                          *

                        *   *

那是一辆蓝色的二轮运货小车，颜色退了一些，隐隐地可以看到木头的纤维。

非常高的车轮有些倾斜：在它来到时，也就是在转动时，它发出叮咣的响声。铁轱辘在车道上颠簸，车辕吱吱嘎嘎响着，驴蹄踢跳蹦出火花----- 这是一辆充满冒险和希望的马车-----

赶车的农民，既没有穿西装上衣也没有穿工作服，而是穿了一件粗糙的用毛毡编制的背心。头上戴的是一顶走了样的鸭舌帽，帽檐都挺不起来了。可是他在一张古罗马皇帝的面孔里有一副发亮的白牙。

他说话带普罗旺斯口音，呵呵地大声笑，手里挥舞着一根前端带着长辫子的长皮带。

在我父亲的帮助下，还加上保罗使劲的挤压（在打算搬运最大件的时候他死死地贴着），那个农民把马车装得满满的，也就是说，挤压成了金字塔型。为了确保平衡，他又用各种长，短粗绳和细绳捆死，在物品上还扔了一块破篷布。

这时，他用普罗旺斯语调大声地喊了一声：

“好嘞，咱们走喽！”他抓住驴的的笼头，用极粗暴的语言和动作卸开了那头不怎么敏感的动物的嚼子上的缰绳。

我们在我们的家具后面跟着，就像跟着一辆送葬的车，一直到Marentie大道。在那里我们和农民分手，乘上了电车（也许就像现在香港还保留着的当当车——译者注）。

在一片废铁的引人瞩目的嘈杂声中，伴随着玻璃窗爆裂一样地震动和拐弯处尖锐的长啸，这个神奇的车辆向前行驶着。

我们在长长的车厢里找到了一个位置，我们站立在（噢，太棒了！）前部平台处。我看着《瓦特人》，他把手放在两只转盘上，带着至高无上的安详神态，一圈又一圈地转动它们，把怪物或急速推向前，或突然制动。我被这神奇，万能的人所吸引，那个人身上具有一种巨大的神秘力量，因为，源于那个人知道那个搪瓷盘所有的秘密，所以它只和他，而不和其它任何人对话。

慢慢地，耐着心地，借助车子的晃动和一下一下的刹车，我在两个人之间出溜，最后到了司机的背后，把保罗扔在了可怜的位置上：卡在两个高大宪兵的两腿之间，鼻子向前就碰到一个站立不稳的大胖女人的屁股上 。

就这样，闪着光的轨道骇人地朝着我迎过来，车速掀起的风掀动了我的鸭舌帽，我的耳朵里嗡嗡作响：我们用两秒钟超过了一匹奔驰的马。

我再也没有发现比这更时尚的机器，这个洋洋得意的，自豪的小人，时间和空间里的胜利者。

可是这辆钢和铁的赛车，把我们带上山，就不再管我们了：它必须离开马赛的远郊，在一个名为Barasse的地方，继续它通向欧巴涅的疯狂行程。

我的父亲说出了他的打算，我们要沿着一条布满灰尘的小路直走到停放马匹的地方，那是在两个小咖啡馆之间的小镇：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约瑟夫的脖子上骑着小妹妹走在最后面。

那是一条普罗旺斯美丽的小路。这条路在两堵在太阳下焙烧的石头后墙之间，在墙边朝我们斜过来的是无花果树的树叶，铁线莲的灌木丛和百年老橄榄树。在墙角，一片疯长的草和荆棘说明养路工的热情远不及道路自己的热情高。

我听见了蝉的鸣叫声。在黄色的石墙上，有一些趴着不动虫子，它们对着太阳张着大口。那是一些带着石墨光泽的灰色的蜥蜴。保罗立刻跑去抓，可是他只是带回了几个还在跳动的尾巴。父亲对我们解释说，这些诱人的小虫子是自己主动脱掉这些尾巴的，就像小偷们把上衣落在了警察的手里。再说，几天后，他们又长出了另一条尾巴，再来一次新的逃逸-----

在行走不到一小时后，我们转向了另一条小路，穿过了一个相当空旷的圆形地盘：在一块圆的四分之一的空间里，有一张石凳。母亲坐在石凳上，父亲解释着他的想法：

“这里”他说：“是我们离开电车的地方。这里，是我们此时待着的地方，也就是四季广场的交叉路口，我们的养路工们正是在这里等我们，至少我们没有忘记应该在这里等他们。”

我惊讶地望着我们的路线，那是一条来回往返的道路：一个巨大的弯道。

“养路工人都是疯子”我说：“把路弄得这么弯弯曲曲！”

“这不是养路工人们疯了，”父亲解释：“这是我们的社会十分荒谬。”

“为什么？”母亲发问。

“因为这个巨大的弯道是由于有着4到5个巨大的所有者，道路不能穿越，只能待在墙的后面----- ”他一面在地图上指点，一面解释：“这里，是我们的别墅----- 鸟飞，也就离Barasse 四公里------ 可是因为有一些巨大的所有者，必须绕道成九公里。”

“这对孩子们来说，太长了。”母亲说。

可是我觉得，太长了是对她而言。这就是为什么，当父亲起身准备出发时，我要求再多呆几分钟，假装我的脚腕有点疼-----

我们又走了有一个小时，被迫沿着墙中间的绕来绕去的小路，就像在耐心地滚木头----

保罗又开始追逐虫子尾巴，可是我母亲用婉转感人的语言劝他别干了，眼里含着泪注视着他：于是，他放弃了那种残忍的玩意，而开始转为抓石头缝里的蝈蝈儿。

父亲对母亲解释说，在未来的社会里，所有的城堡都会变成医院，所有的城墙都会重砌，所有的路都要划线标记。

“好吧，”她说：“你想重新来场革命？”

“这不是革命必须干的事，革命，那是一种不好的选择，因为那就意味着完全重来。后果是，上面的都要降到底下，可是之后底下的又取代前人的位置------ 周而复始。这些不公正的墙不是旧的体制下建起来的：不是我们的共和国容忍它们，而且是共和国建造了他们！”

我喜欢听父亲对社会政治的议论，我按我的方式理解，我心想，为什么共和国总统不把我父亲召唤去，至少在假期里，因为三周时间里会有良好的人性作为。

我们的小路在前面突然横着出现一条比较大的路，只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

“我们这就到了约定的地点，”父亲说：“你看见那边的法国梧桐树，那就是四季广场上的树！看！”他说着，突然登上墙角处的一堆厚厚的杂草，“瞧，这就是许诺过的大话！”

在杂草里躺着许多全长了锈的铁棍。

“这是什么？”

“铁轨！”父亲说：“新的电车道的铁轨！现在还就原封不动，躺在原地！”

沿着整条大路全是；可是盖住轨道的杂草证明了线路的建设者没有着急建设的愿望。

我们到了四季广场锈蚀的铁棍前面。在大路的分叉处，在两棵大梧桐树中间，隐着一座小屋，屋前有一座由长满苔藓的石子堆成的高高的喷泉，一股清凉的水，通过四根短管，汩汩地地在阴凉处流淌着。

在梧桐树拱形交叉的树荫下的绿色小餐桌前应该是很舒服的：可是我们没有在这个下等小酒馆里停留，因为这种温馨正是一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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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是坐在大路边的护墙上；我的母亲打开食品袋，我们开始啃食原来发脆和颜色金黄的面包，带着白粉的干硬的红肠（我先在红肠里找胡椒粒，就像在找国王蛋糕上的蚕豆），和在老西班牙吊床上长时间摇晃过的橙子。

我母亲愁闷地说：

“约瑟夫，这够远的啊！”

“我们还没有走够呢！”父亲兴高采烈地回答：“还至少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呢！”

“今天我们身上还没有背东西，可是当我们必须加上装载-----”

“我们就带上它们。”父亲说。

“妈妈，我们是三个男人，”保罗说：“你，什么东西也不用提。”

“对极了！”父亲说：“这将是一次长一点的散步，可是完全是有益健康的散步！再有，我们只有在圣诞夜，复活节和大假日才能来：每年就三次！还有，我们是在上午出发的，我们在杂草上，在半路，吃的午饭。我们还会再歇一次，为了吃东西。接着，你也看到了那些铁轨。我要和米歇尔兄弟谈谈这件事，他是新闻记者：那么长时间的就这么锈蚀在那儿是不对的。我六个月前对你打过赌，电车会敷设到Croix，也就是说，从这里出去有六百米：就不用走一个小时了。”

随着这些话，我仿佛看见铁轨从杂草里跳出，镶嵌进了路面里，而且从老远就传来了一辆电车沉重的隆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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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抬起头，即将过来的不是强有力的机器，而是我们的摇摇晃晃的呈金字塔的货物。

保罗发出了快乐的叫喊，迎着驴跑了过去：农夫抓住保罗的胯部，把他举起跨坐在毛驴的脖子上------ 这样，他就比我们高了：他紧紧地抓住项圈，带着神气和害怕的陶醉样，脸上露着一点点微笑，既高兴又害怕。可是我心中充满了隐隐的妒忌。

马车停了下来。农夫对着我们说：“现在，让夫人坐上车。”

他把一个放在车辕后端上的袋子对折了四下，露出了车辕尾部；父亲就把母亲安置在了那儿，母亲的腿悬着，父亲把小妹妹放在母亲的臂弯里，小妹妹的嘴的四周糊满了巧克力。父亲自己在他们旁边走着，我趴在土墙上，蹦跳着，跟着车。

保罗不但安下神来，而且还得意洋洋地，顺着驴子的步伐，前后平衡着身子，我艰难地克制着胸中热辣辣的妒火。

前方的地平线被路两旁高大的乔木林的浓密的树叶遮挡住了

走了二十分钟后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小村子，就在两个山谷之间的一座小山包的顶上：外围的景致什么也看不到，从左到右，被两座陡峭的石崖封住，按普罗旺斯人的说法，《在缝隙里》。

“瞧啊，这就是Treille小镇！”父亲说。

我们正处在一个陡坡的下面。

“在这里，”农夫说：“夫人得下来，我们得稍稍推一下车。”

毛驴站住不走了，母亲跳到了满是灰尘的土地上。

农夫把保罗抱了下来，再抽出了马车下方的一个抽屉，取出了两块巨大的木楔子。他把一块递给吃惊的母亲。

“这是楔子，”他说：“当我要求您的时候，您就把它放在地上，在车轮的后面。”

她看上去很高兴，终于可以参与男人的活了，她把那块木块放在她的小手里。

“还有我，”保罗说“我放另一块。”

他的建议被采纳了，我觉得十分恼火，这种粗暴的行为侵犯了老大的权力。可是我获得了一个光辉的回报，因为那个农夫把他的马鞭子递给了我，一个非常粗大的马车夫的鞭子，他还说：

“你，你来抽打这头驴。”

“抽打屁股？”

“哪儿都行，用杆子抽。”

接着，他往手里吐了点吐沫，把头缩进肩膀里，两只胳膊向前伸，在马车的后面弯腰顶着车子：身子几乎成了水平状。父亲也和他一样。然后那个农夫就对着毛驴骂了几句粗话，又冲着我喊：“啪啪，打呀！”接着他就使足了气力。我鞭打着毛驴，不是很狠，但是让它觉得我使足了力气：整车货晃动了，车往前行了有三十米，那个农夫，头也不抬，喘了一口气，喊道：

“木楔子！木楔子！”

跟在车轮后的母亲迅速地把木块放到铁圈下；保罗，带着一种明显的自如的神态，学着她的样，那辆车不动了，可以休息五分钟。乘此机会，农夫对我说，必须更狠地鞭打，最好冲着它的肚子打；保罗嚷嚷了起来：

“不行！不行！我不愿意！”

就在父亲安抚那位好心眼的小人时，保罗用手指头指着受惊的农夫，大声地喊叫：

“必须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

“嘿嘿！”气急了的弗朗索瓦说：“把我的，我的眼珠子挖出来？这是什么野蛮行为？我认为他应该被关进抽屉里！”

他装模作样地开了一下抽屉。保罗跑开紧紧地抓住了父亲的裤子。

“这不公平！”保罗大声喊叫：“我，我不愿意！”

“先生，”母亲央求：“让我们稍等一会儿：我想他是在开玩笑！”

“就算是开玩笑，”弗朗索瓦说：“也不用这样的说法！挖出我的眼珠！也就在这一天，我刚刚买了一副遮挡太阳光的眼镜！”

他真的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副夹鼻眼镜，是用四个苏从市场买来的。

“你照样可以带上眼镜，”保罗离着老远说。

“可是，糟糕的是，”农夫说：“如果我的眼珠被挖走了，再戴上一副墨镜，我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好吧，就这一回，我啥也不说了------ 起步，走咯！”

每个人都各就各位。我鞭打着毛驴的肚子下面，不是非常厉害，但是我在它的耳朵里大声发令，农夫则对它叫喊：“臭驴，龟儿子，”，指责它，别是吃屎的。

使足了力气后我们终于抵达了小镇，或者不如说，是到了一个小村落。屋顶的红色瓦片是一种古老长条式的。从厚墙里开出一些小窗户。

左边有一块平地，边上是梧桐树，平地后面是一堵向后倾斜的墙，足有十米高。右边是一条路。我心里说：如果还有另一条的话，这就是主路。可是我们只看到了一条横着的小过道，有十米长，还带着两个直道，直达村屋。比学校的院子还要小，这块小空地在一棵古老的桑树的树荫下，厚厚的空心树干上满是皱纹，还有两棵刺槐：向着太阳生长，试图长得搞过钟楼partis a la reconaitre du soleil ,ils essayient depasser la clocher

在空地的中间，只有一个孤零零的喷泉。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石头贝壳，像一团线圈，围着一座方形的石柱，从那里伸出一根铜管。

弗朗索瓦卸下了毛驴（马车自己不会行动），把他引到贝壳处，这头畜生饮了很长时间的水，一面摔打着它的尾巴。

一个农夫走了过去，说他瘦高，不如说他是个大个子。在一个肮脏的毛毡下面，露出两只棕红色的眉毛，和黑麦穗一般粗。他的两只小黑眼睛在眼眶里闪亮。一大把棕红色的唇盨盖住了他的嘴巴，他的脸颊足有八天没有刮胡子了，经过毛驴时，他唾了一口，什么也没说。之后，垂下目光，左右晃着地走远了。

“这可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父亲说。

“他们不都是那样，”农夫说，“那家伙对我那样，因为他是我哥。”

这个理由对他来说似乎足够清晰了，他牵走了毛驴，毛驴把滚滚的大屁股慢慢地落到地上，直到肛门口翻转，成了个西红柿的样子。

我觉得它要死了，可是父亲却安慰我：

“它这样是为了卫生，这个样子更适合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