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改善医患关系  

   近年来多次发生严重的患者伤医或杀医事件，在社会上也出现了一股，似乎医生就是拿病人赚钱的议论和情绪，最严重的就是最近的一位95岁的老人患病就医，在急诊室就医时，患者无职业的儿子持刀把坐在工作台前的53岁的杨文女医师割断脖子，杨文医生不幸死亡。这件事引发了医疗界人士的悲伤，引发了社会的议论，主流是谴责凶手，但是也有极少数的人还在为杀人者辩护。我为今天的社会悲哀。本来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却被人误解为从求医者身上赚钱的商人，真是本末倒置。回想在非典时期，医生护士们冲在第一线，不顾自身生死救治病人，非典被很快被控制。按说那时已经是21世纪，红包的现象在90年代就已出现，可是医生的高尚形象仍然竖立在人心中。

    为什么在今天，医患关系被抹黑，为什么天天在手术室，在急诊室，在患者身边辛苦劳作的医生会被形容为从患者身上捞钱的黑手，成为患者家属发泄情绪的对象呢？当下，确实允许有私人诊所，经常出现一些药品和医疗广告，譬如德国的种植牙等等，那是医生的问题吗？显然不是。

我是一个85周岁过了的老人，我没有任何行政职称，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不可能获得任何特殊照顾。工作生涯中曾和强反射性的工作环境有关，从40岁开始，髋关节就出现因钙质流失而差生疼痛的问题，牙齿在45开始就不断被拔除，60岁还在肩负重任，但是，已经出现高血压和反复的泌尿系统感染，从59岁开始到今天，我接受了不下十次的各类手术，我也遇到过一时失误的问题，譬如，在我接受第一次髋关节手术时，照顾我的刚刚参加工作，第一次上手术台辅助专家大夫手术的年轻毕业生，他负责切开我的臀部肌肉，一紧张，本来应该是笔直的刀口，他给切歪了。等我回到病房，麻醉的药性过去后，年轻的大夫向我道歉，我望着这位年轻人，笑了，说：谁来看我的屁股？一个五十九岁的人会不理解一个年轻人第一次下手的紧张？2000年，我接受胆囊切除手术，麻醉醒来后，大夫也是过来道歉：你的刀口切大了，因为找不到你的胆囊了，把整个肝脏都翻了出来，胆囊在你的肝脏后面。我没有责怪大夫，谁叫我爹妈给我的是这样的身体？非典那年，我接收我那条做过手术的左髋关节在消除炎症后的再植人工关节手术，意外地是，血库里没有我所需要的AB型血，是在术后第二天在病床上输的血，那个输血过程，让我感到天晕地转，大夫给我添加了镇静剂，我并没有责怪大夫没有做好准备，特殊的情况么。

    我接受过那么多的手术，可是我从来没有给过任何大夫护士任何红包，可是大夫和护士对我都是尽力尽为的。2015年我患了急性心肌梗死，门诊大夫看着我的心电图，斩钉截铁地说：住院。我问有病床吗？大夫回答：没有也得住。我被安排在了一间十几个人住的大病房里。大夫给我抽血化验，发现我的心肌酶特高，说你这一定不是第一次犯病，你的心脏受损了。老年心血管科室为我紧急安排，不准我下地解手，必须卧床，请了护工，然后紧急安排做血管穿刺检查。那天，做穿刺检查的技术员直喊累，：今天怎么那么多病人！累死人了。在检查过程，一位检察员大声惊呼：血管怎么怎么脏啊！脏死了！当时，他们和主治大夫和我女儿商量，在堵塞90%和80%的两处安装支架。我接受了。保留了一处堵塞70%的交叉口的地方，没有放支架。2019年8月，在相当一段时间的血压不稳，胸口憋闷的情况下，我去了医院，专家大夫一听我的情况，又是斩钉截铁地说：住院。我还很纳闷。但是结果证实了这次的决策是多么正确：那个交叉口的血管几乎堵死了，主任亲自下手，把几乎堵死的旁支给撑开。术后，在旁协助的年青大夫对我说，你来的真及时，不然可就没有办法了。

大夫，就是这样一次一次地把我从死神边救了回来，也让我像好人一样地行走做事。在今年一位读者对我编写，去年9月底出版的《李健吾画传》给与了这样的评价：

                    “李维音：《李健吾画传》

          她是一位八十五岁的阿婆了，专业是核物理。可是，十多年来，她和妹妹编了几百万字的爸爸的文集、     书信集，又编写了年谱，这又写出了《画传》（听说还有译文集）。这是真正的“孝”，是父亲的好女儿。     她是杰出的作家、学者、翻译家李健吾先生的女儿，李维音，我打心眼里佩服这位老太太。”

    可是，如果没有医生对我的扶助，哪里来的这样的“孝”女的成果呢？

    说到这里，我就来说说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今天有那么多埋怨，医患会不时出现恶性事件？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

    1.    老龄化的社会，老人存活的愿望强烈，但是，人都是要归天的，医生能从死神那里把老人救回的几率是有限的。这一点，在老龄化社会急速到来之际，大家思想准备不足，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客观上，人们的寿命延长了，这个延长有赖于和平的环境，医疗条件的改善，改革开放，引进的检查手段和药品的多样化。医生还是一样，他们没有改变救死扶伤的态度。如果说医疗条件，一个95岁的老人，没有工作的儿子，怎么会被民航医院收留治疗？一些医闹的病人，都是在医院里啊！说明他们有就医的条件。

    2.     在经济建设为主的社会里，文化素质的提高没有跟上，说要改善人民生活，什么叫改善，改善到什么程度算是合格，标准怎么衡量，似乎很难有个绝对的标准，于是人们似乎都陷在了钱里。病人的家属为什么不让功能都已经衰竭的老年病人离世，这里有老人活一天就有一天收益的问题。比如，一些个别的离休干部，90多岁了，有了病，好几年完全不识人事地躺卧在病床上，占着医院的床位，他们的医疗费全部可以报销，他们的离休费用比较高，后人不愿意他们离去，熬着。还有一些人，包括那位曾经中风过的95岁的老人，没有工作的儿子，怎么能和她一起生活，还有进益？可见，那位老人有一定的收入，儿子需要她活着，是“孝”吗？我认为不是。道德沦落，恶棍增加，杀人的人下得了手，这是社会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文化素质跟不上GDP的呼声，这个社会，特别在文革中显现出来的整人致死的行为，说明我们国家的文化底蕴是不足的，没有得到重视。

   3.    医学的进步，使得检查手段增加了，而很多检查设备都来自国外，这样，医疗费用就会增加。但是，检查帮助医生真正识别求医者的问题所在。回想，在1982年，我父亲在病故三天前，由我带着去首都医院（即协和医院）看病，他已经由于心绞疼，不断地在服用硝酸甘油，走路蹒跚、气喘吁吁，明显的肺心病。可是，医生就让去做个心电图，结果出来后，说：没病。如果，听听他的叙说，能安排他住院，能有今天的动脉穿刺检查手段，也许，这样一位文学家，会多活几年，也许他想的《巴尔扎克论文集》就能编写成功呢？他的脑子里有多少相要写的东西啊！可是，是那个年代，国家的医疗条件，文革刚刚结束，年轻医生对老知识分子的冷漠，医疗条件的缺乏，于是，三天后，他就倒在了他的书桌旁。今天，病人又怨检查多了，就医的费用高了。我真不明白，医院真是靠检查增加收支吗？难道医生正是这样保持收入吗？医院收入来源的不透明，使得社会上的舆论，通过物联网，抱怨之风盛起。为什么卫生部不给与说明和解释呢？

    4.    应该学习西方医患之间不见经费关系，一起都由保险公司做中介的做法。医生的收入由保险公司支付，或者由国家承担，病人通过保险公司结账，出现纠纷，由保险公司出面协调。中国的保险事业起步较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相当时间才兴起的，确实还不够完善。特别是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国家财务亏空，各种行业都曾让自谋出路，医院就曾从此背上了行医赚钱的恶名。加上检查的名目增加，就被社会谴责。这个问题需要国家不断予以改进。

    我不是研究社会学的，很多社会情况我不了解，我的分析不会准确，这里给出的只是我的一点看法。

    2020年开始了，在新的一年我寄予希望，我希望不再发生恶性的杀医和伤医事件，我们人类，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我们离不开医生，如果医生心理受伤，如果年轻的学生都不选择医生这个行业，那会是多么可怕的社会。我为故去的杨文医生难过，杀人者应该重判，但是这不解决问题，我希望从根本上，就像国家解决贫困问题一样，下大气力恢复医生这个行业的尊严，鼓励年轻人做医生，这是真正的民生问题。医生不足了，光有钱有用吗？培养一个医生可是需要十年啊！

                                                                   2020-1-4